Yahoo奇摩新聞 印尼華人：重新找回中文名字的希望以及背後的身份之爭
由於印尼的歷史，當地華裔的名字背後有著複雜的糾葛。在荷蘭殖民時期，他們被差別對待，而在蘇哈托（Suharto）的「新秩序」時代，他們又在同化政策下面臨證明自己是印尼人的壓力。
蘇哈托政府頒布了數十項歧視華裔的法規，從將華裔姓名改為印尼姓氏、禁止在公共場合慶賀春節等社會方面，到要求華裔公民通過印尼公民證（SKBRI，也稱《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國籍證明信》）證明國籍，不一而足。
蘇哈托政府倒台後，同化政策被取消，大多數印尼華裔後代有了兩個名字，這象徵著他們作為華人和印尼人的兩種身份。不過，也有一些人沒有中文名，因為其家庭在背井離鄉多年後已失去了文化根基。
BBC印尼語記者特里莎·胡薩達（Trisha Husada）通過回顧自己的親身經歷、採訪專家和其他不同世代的印尼華人，追溯幾位印尼華人後裔的身份和文化根源。以下是他們的故事。
「我們生活在印尼，所以我們用印尼名字」
每當我問我的印尼華人朋友他們的中文名字是什麼，他們都會很驚訝，因為很少有人問這個問題。
即便如此，他們在解釋自己中文名的含義時，總是顯得很自豪。
我自己出生時只有一個印尼名字，我想知道為什麼我的父母沒有給我起一個中文名。這激發了我對自己家庭背景的好奇心。
我問母親為什麼不給我和妹妹取中文名。
「現在這個時代已經不需要中文名字了。因為我們生活在印度尼西亞，印尼名字更實用。」母親回答道。
她的名字叫「Helen」，源自她的中文名賴愛連。
她解釋說，她和我的爸爸不會用中文寫字或說話，不像他們的祖父母。因此，很難給孩子起中文名。
「因為我們沒有人會教（漢語），所以我們建議你們上中文課或參加課外活動。」她說。
「與傳統隔絕的一代人」
雅加達希望之光大學（Pelita Harapan University）的文化專家約翰尼斯·赫裏揚托（Johanes Herlijanto）告訴我，由於蘇哈托時期實施的更名規定，華人家庭中使用中文姓名的情況越來越少。
約翰尼斯解釋說，中文名的本地化不僅發生在印度尼西亞，也發生在其他有華人僑民或「峇峇娘惹」（peranakan；意指與當地非華人族群混血或受其文化影響的華人）的國家。例如在馬來西亞、新加坡或美國。
不過，與印尼不同的是，他們通常同時會有一個中文名，並用漢字來書寫。
現在印尼漢學論壇（FSI）擔任負責人的約翰尼斯解釋說：「在印尼，我們現已到了這樣一個階段：人們起的第一個名字就是一個非中文名。」
「出生證上寫的第一個名字就是印尼語名字。長大後，他們的祖母或其他親戚可能會建議給他們取一個中文名。」
這一特殊現象源於蘇哈托當政時期。當蘇哈托於1965年上台，並於次年正式成為總統時，印尼華人社區面臨著證明自己是印尼人的壓力。
蘇哈托政權出台了幾項打壓印尼華人社區的政策，這一舉措被稱為「同化」。
在他的「新秩序」時代，蘇哈托頒布了1967年第240號總統令，規定成為印尼公民的華人必須「經歷一個同化過程，特別是為了防止種族獨特性的發生」。
該規定建議根據1966年印尼內閣主席團第127號法令規定的華裔印尼人「華人姓名」更改程序，替換中文姓名。
在裏奧·蘇裏亞迪納塔（Leo Suryadinata）撰寫的《印尼原住民、華裔少數民族和中國》（Pribumi Indonesiaians, The Chinese Minority and China；2023）一書中，他解釋說，蘇哈托之所以頒布這項政策，是因為他質疑印尼華人的政治傾向。
蘇哈托政府指責中國支持的印尼共產黨（PKI）是1965年那場悲劇的根源。因此，政府要求尚未獲得印尼國籍的印尼華人辦理歸化手續。
方法之一是頒布法規，命令印尼華人將姓名改為具有印尼特色的名字。
其他歧視性政策還包括禁止在公共場合慶祝中國新年、禁止說漢語、禁止信中國傳統宗教等。
因此，1965年後出生的X一代大多缺乏對中華文化（包括漢語）的了解，因為他們缺少相關的家庭教育。
「這一代人與祖先傳統的根基斷絕了聯繫。所以可能沒有太多理解。也許他們也不懂漢語。」約翰內斯說。
華裔X世代面臨的歧視
索珍瑪琴（Soe Tjen Marching；音譯）是強制同化政策之後出生的印尼X世代華裔之一。她是《沉默的終結：1965年印尼種族滅絕事件記錄》（The End of Silence, Accounts of the 1965 genocide in Indonesia）一書的作者，也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University of London）語言與文化講師。
她告訴我，她於1965年悲劇後在印度尼西亞長大，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索珍瑪琴來自一個與爪哇人混血的華裔家庭，她的父親曾因在泗水擔任印尼共產黨的行政官員而被拘留和折磨了三年。
當蘇哈托政府要求中國公民將姓名改為印尼語時，索珍的父親照做了。但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保留中文名。
索珍瑪琴承認，父輩們給她取的這個名字讓她感到尷尬。因為從幼兒園到高中，她一直被同學嘲笑和欺負。
「因為我朋友的名字通常都是西方名字或爪哇名字，並不奇怪。我的名字很奇怪，讓我很尷尬。」索珍瑪琴告訴我。
在進一步了解了印尼華人的文化和歷史後，索珍瑪琴為自己的名字感到自豪，她認為這是家族的傳統。
「至少我的名字沒有從我父親想要留下的傳統中消失。」她說。
她的中文全名是黃失箭，意思是射向遠處的箭。她的印尼語名字則加上了瑪琴（Marching）的姓氏。
「過去，我父親崇拜毛澤東，雖然我不崇拜。所以瑪琴來自毛澤東的長征。」她說。
索珍瑪琴解釋說，對華裔的歧視性規定實際上並非始於蘇哈托時期，而是自荷蘭殖民時代就已存在。當時，華人和當地人被迫分開居住。
當時，中國人必須持有特殊的身份證，並居住在中國公民的特殊定居點，也就是現在的唐人街。
「他們直接隔離了中國人，建立了唐人街。這樣，中國人就不會與當地人混居，然後成家立業。」她說。
然後，這項規定在蘇加諾（Soekarno）和蘇哈托統治時被繼續執行。
「蘇哈托時代更糟，因為我們不僅被迫改名，還被禁止使用漢字，春節慶祝活動也被禁止。」
雖然索珍瑪琴的父親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母親也是一名漢語教師，但索珍說，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們從未在家裏學習或使用過中文。
「他們不教孩子中文是因為他們害怕，非常害怕。因為我父親也曾是政治犯，所以你必須小心。所以我不會說漢語。」
「我失去了（學習語言）的機會，非常（不幸）。現在回想起來，我仍然很惱火。」索珍瑪琴說。
她說，當時的政府正試圖通過更名規定、語言禁令以及中國慶祝活動和傳統禁令來推行同化進程，從而抹殺中國人的身份。
「如果他們在沒有任何脅迫的情況下想改名，對我來說這並不重要。這是別人的權利。問題在於是否存在脅迫。新秩序時期就存在脅迫。」
被要求提供公民證的歷史
與索珍瑪琴不同，記者兼木塔圖裏計劃（Project Multatuli）項目執行主任埃維·馬里亞尼（Evi Mariani）從小就有一個印尼名字。埃維說，她的父親給她起了一個中文名字，他在台灣學過漢語。
「爸爸姓朱，所以我叫朱愛惠。他說這意味著一縷愛。然後他決定給他的孫子和我的兒子也取中文名。」埃維說道。
埃維的父母出生時都有中文名。然而，他們被迫改成印尼名，以獲得印尼公民證。
「我親眼看到了那些文件，其中有一個文件叫做《姓名變更聲明》。在印尼，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有這樣的文件，這是專門為華人凖備的。所以我的父親、母親和祖父也改了名字，以證明他們是印尼人。」
埃維的名字意為「愛的光芒」，是在台灣學習過漢語的父親給她起的。
埃維於1994年開始上學，當她想在校園裏辦理學生證時遇到了困難。當時的行政官員要求她提供公民證。但實際上，埃維並不需要持有該文件。
1996年，政府取消了華裔公民出示公民證的義務。
「因為我是印尼人，在印尼出生，所以我天生就是印尼人。你不需要實際的公民身份證明。但管理者想要錢，後來我才明白。」埃維說。
她分享說，她的許多華裔印尼朋友在出國旅行時，總是會在移民局遇到麻煩。他們必須提供各種各樣的文件來證明自己的印尼國籍。
埃維認為，印尼華人的民族認同一直受到質疑。儘管她這一代人大多在印尼出生和長大，但他們總是被要求證明自己的民族認同。
在蘇哈托時代，同化和融合運動曾造成印尼華人輿論的分裂。
同化群體由同意將自己的中文名改為印尼語名字的華人組成。他們希望同化過程是基於自我意識。
支持同化的人認為，如果印尼華人不放棄區別於其他印尼人的文化和習俗，他們就永遠無法真正成為印尼人。
另一方面，融合支持者認為，華人應被視為一個民族實體，與組成印尼的其他部族一樣，被承認為印尼的一部分。
在蘇哈托時代，同化團體得到了國家的大力支持。而融合團體則被認定為親中國或與共產主義有關聯。因此，國家頒布了禁止在公共場所使用中國語言和文化的規定。
事實上，融合的特點之一就是解放一個種族或部落，使其能夠在公共場所使用自己的文化和語言。
儘管現在已沒有禁止使用中文名的規定，但埃維承認，現在的父母還是更喜歡給孩子起帶有西方或印尼特色的名字。就像她小時候一樣。
「在我那個年代，第一個在自己的印尼名字中使用中國姓氏的人是我的朋友，當時使用他的姓氏是相當勇敢的。」
「用西化的名和中國的姓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這在當時真的很勇敢、很酷。」埃維說。
不同的公民權原則
為了尋找華人的身份和文化根源，我採訪了《雅加達華人宗族名錄》（List of Chinese Clans in Jakarta）一書的作者艾迪·薩德利（Eddy Sadeli）。
「一般來說，現在華裔公民在為子女辦理出生證明時都使用印尼語姓名，以便於與當地民眾相處。」他說道。
艾迪解釋說，印尼堅持出生地主義（屬地主義），即根據出生地確定一個人的國籍。
與此同時，台灣和中國大陸堅持血統原則（屬人主義），即根據個人血統決定公民身份。
艾迪說：「在華裔申請簽證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會要求他們提供中文姓名，因為兩地都堅持血統主義。」
在1945年印尼獨立之前，由於中國和荷蘭殖民政府適用的公民權原則不同，許多印尼華人被劃分為兩個民族。
因此，1958年蘇加諾政府上台後，印尼與中國達成協議，要求在印尼出生的華人選擇一個國籍，即成為印尼公民或中國公民。
1978年3月，蘇哈托政府頒布了一項法規，要求「所有需要證明其公民身份的公民」都申請印尼公民證。
選擇印尼國籍的印尼華人隨後被要求改名並獲得公民證，以繼續留在印尼。
艾迪在書中指出，印尼大約有167個華人姓氏。
據印華百家姓協會副秘書長阿爾迪·蘇珊托·奧伊（Ardy Susanto Oey）介紹，擁有一個中國姓氏可以幫助印尼華人社區與國外其他華人華僑建立聯繫。
「（中文）名字對我來說仍然很重要，所以我的朋友們知道也許幾百上千年前他們就是兄弟，這樣就能最大限度地減少人與人之間的誤解。有一種化學反應能緩解緊張氣氛。」艾迪說。
出生於1980年的阿爾迪覺得自己這一代人「迷失了方向」，因為二十多年來，由於同化規定，中國文化和語言已經流失。他本人在出生時也沒有中文名。
儘管如此，他認為，在他之後的年輕一代越來越積極和自豪地了解他們的印尼華人身份。
「今天，我們不能說父母對（中華文化）了解更多。現在的年輕人更了解中華文化，我的兒子就比我更了解中華文化。不同的是，我們是迷失的一代。」身兼印尼華裔青年協會主席的阿爾迪說。
復活身份的Z世代
阿爾迪的解釋有一定道理。至少，當我遇到和我同齡的華裔印尼跨性別女性馬西婭·明（Mathea Ming；音譯）時，我有了類似的印象。
馬西婭·明說，她之所以選擇將自己的中文名融入印尼名字中，是因為從小她就經常被人用中文名稱呼。
「其實我很喜歡我的中文名——明。聽起來也很可愛。當人們叫我明明時，我會更開心。」當我在萬丹省當格朗市阿拉姆蘇泰拉（Alam Sutera）的一家家具店見到馬西婭時，她這樣說道。
她解釋說，她的中文名吳業明意為輝煌的事業。她的父母特意為她取了這個名字，希望她的未來是美好的。
馬西婭現在在一家知名公司擔任遊戲開發員，這是她從初中開始就夢想的工作。
「這不僅是因為運氣，也是因為我的努力。」她說。
她說，在她的朋友圈子裏，很多人都有中文名，其中一些人還經常用中文名字作為暱稱。
「我在Discord群組裏問我的朋友們：你們的中文名是什麼？讓我們把自己的暱稱改成漢字來迷惑別人吧。」馬西婭笑著說。
「很多人都這麼做了。」
峇峇娘惹之聲（Suara Peranakan）是一個通過社交媒體介紹華裔印尼人文化和身份的群體組織，該組織的夏琳·凱拉·羅斯利（Charlenne Kayla Roeslie）與馬西婭有同樣的感受。
她在自己的Instagram賬戶上，也將漢字名李滋羿放入暱稱之中。
夏琳說，在她開始接受自己印尼華人身份後，才決定用這兩個名字來表明自己的身份。
「（以前）有一種身份之爭，我是華人還是印尼人？在印尼的日子裏，儘管我在這裏出生並從小到大在這裏生活，但我從未有過真正的家的感覺，因為我總是被拿來與別人比較。」
「我嘗試接受兩種身份的方法之一，就是把我的中文名字放在顯眼的地方。我不想再抹去我的華人身份。」
夏琳的中文名是李滋羿，取自一個關於月餅的中國傳統童話故事。
她說：「『滋』是生長的意思，『羿』來自中國的一個傳說，如果你知道關於月餅的傳說的話。『羿』與后羿射日的『羿』完全相同。」
保持華人身份的願望
文化研究教授約翰尼斯·赫裏揚托說，隨著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一個人表達自己身份的方式不能只從單一類別來看。
約翰尼斯認為，隨著文化和部族的融合，印尼華人不再有「純種」或「混血」之分。每個人都可以認定自己是華裔，因為這就是他們的身份。
他繼續說，因為身份是不斷變化的，每個人都有權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身份。
「現在，雅加達的華人不再使用中文名，也不再說漢語，但仍在遵循一些中國傳統。他們到底是不是華人？」
「即使沒有中文名，他們也有權稱自己為華人。」約翰尼斯說。
雖然禁止使用華人姓氏的禁令與同化政策一起走進歷史，但印尼華裔記者埃維·馬里亞尼認為，從插入華人姓氏的印尼姓氏中，仍然可以看出保持華人身份的願望。
「過去還有更多的隱蔽手段，因為他們更害怕。但保留身份和文化、維護家族傳承的願望依然存在。」埃維說。
與約翰尼斯的觀點一致，埃維說，印尼華人的文化已經被有機地同化，與該國各個部族、語言甚至食物混合在一起。因此，形成了非常豐富的文化交融。
「每次過春節，從小到大，我家人都沒吃過中國菜。我們總是吃巽他菜。」
「因為家庭聚會的地方在我母親的姐妹家，而她的丈夫開了一家很有名的巽他餐廳，所以就這麼簡單。」埃維說。
在與不同年代的印尼華人交流了他們對華人身份和名字的看法後，我找到外祖母陳玉英，請她給我起一個漢字名。
外祖母家的客廳裏，一個十字架插在一個有藍色花紋的中式花瓶裏。冰箱裏還有一張紅底兔子貼紙。去年春節慶祝活動的裝飾品依然殘存。
我坐在祖母旁，她在家裏被稱為「阿嬤英」（Omah Eng）或「陳玉英」（Tan Giok Eng）。不過，她的證件上的名字是因德拉賈蒂（Indrajati）。
起初，她很猶豫是否要給我取個中文名，因為她覺得印尼名字比中文名字更容易生活。
「（你）已經（有）印尼名字了，這好多了。這更簡單。」奶奶輕聲說道。
但我又試著問奶奶覺得哪個中文名字適合我。
「Chen Jin Li。」奶奶脫口而出，像是給人一種她凖備了很久的感覺。
「意思是美麗的金子。和『好看』不同。因為『麗』是美麗的意思。」
然後，她在雜誌扉頁上用漢字寫下了這個名字，並把它交給了我：陳金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