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議員徐立信:替艱苦人討公道

台北市議員徐立信期盼每件陳情案都能有圓滿的結果。(記者王志誠攝)
台北市議員徐立信期盼每件陳情案都能有圓滿的結果。(記者王志誠攝)

▲台北市議員徐立信期盼每件陳情案都能有圓滿的結果。(記者王志誠攝)

台北市議員徐立信,即使選上議員之後,還是堅持每天都會到市場「擺攤」,提供民眾免費的法律諮詢。幾乎全年無休的行程,他堅持了十年。也因為天天都往市場跑,徐立信說他的議會辦公室,乾脆不擺辦公桌,在任期內把每件事情都落實到位,監督市政、為弱勢發聲,並持續推動立法,維護人權,將帶給中正萬華區的民眾更好的環境。因此,他經常騎著機車穿梭在大街小巷,了解基層民眾的需求,以最迅速實際的方式,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徐立信被民眾親切稱為「阿信」,因經常笑臉迎人,對於民眾陳情案會兼顧法理情給予協助處理,也期盼每件陳情案都能有圓滿的結果。「阿信」說,「民眾有疑難與紛爭,他竭盡所能解決問題,讓善的循環帶來正能量,何樂不為?」

什麼的起心動念,讓你堅持做免費的市政、法律服務

徐立信提到,出生於南投縣仁愛鄉的農家,在台中就讀國小、國中與高中,繼而考上台北大學法律系(前身為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淡江大學資訊管理系、台灣大學法律學碩士。由於自幼家中清苦,沒有富爸爸,也沒有什麼樣的家族的背景,求學之路並非十分順遂,求學的經歷,其實都是有很多人幫忙,另一方面又遇到九二一,住的地方支離破碎幾乎無棲身之處,幸而獲得許多善心人士的幫助,受人點滴自當湧泉以報,有能力可以回報了,就要莫忘初衷盡心盡力為民服務。因此,他經常騎著機車穿梭在大街小巷,了解基層民眾的需求,以最迅速實際的方式,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在那一陣子,其實求學的過程中是真的蠻艱辛的,當時就讀是在南投山上海拔兩千多公尺的高山,所以一開始求學的過程,基礎就沒有大好,相對的不像現在的小朋友,在求學的過程中,可能事先可能有補習班,或者是家教就已經重新複習過了,環境關係也沒有教科書參考書可買來參考。

全憑自身堅定的意志力半工半讀才考上台灣大學研究所,一路走來,其實真的很多人的幫忙,當時就是因為很多好朋友,知道我家庭的狀況也有,就是出手來幫忙,其實經濟能力都非常混沌,因自己就是省吃儉用,每天就吃泡麵,就是節省最基本的開銷,所以相當感謝那時候還是讀書的這個階段,所遇到的貴人。

「像我在念台大法研所的時候,其實心裡上感受會比較多,我那時候騎著腳踏車去上學,而同學開賓士去上學,所以勉勵自己,勤能補拙,我是靠自己的雙手雙腳,腳踏實地走出自己的路,所以相當感念過去幫助過他的每一個人,因此選擇加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為弱勢發聲。

當畢業以後,沒有隨即考上律師執照,天性使然,一邊工作一邊考試,時任國會助理,當我考上律師之後,才發心去協助有需要幫助的人,因為過去這些日子以來,真的有很多人幫忙過,慢慢就會就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初心,後來才更深刻的體驗。

想要用法扶部分來幫助我們的選民

其實這個制度設計本身,在法律上是有問題的,他曾處理過一個車禍案例,許多人因為發生車禍,可能對方酒駕,或者是對方闖紅燈等,在三十幾年前,當時在讀書的時候,學校老師就講說,因為我們台灣的法律對於車禍的損害賠償計算是不公平,為什麼不公平呢?

台灣你撞死人賠的比較少,撞殘廢反而賠的多,要看他殘廢的程度,可是撞死的話,你不用算到他退休,單純就算喪葬費,然後養爸爸、媽媽的撫養費,精神賠償法官又判得很低,所以一條人命的精神賠償,可能只有五十萬,有些最多,也不過到兩百五十萬,還要扣除強制險,就是會發現,真的賠償很少;相對的,撞殘廢若以一個月六萬塊來計算到六十五歲退休,那個金額就嚇死人!

舉例有這個車禍,他們一家都在車上,全部往生,只剩下一個人還在,也造成家破人亡。這樣的惡性循環形成一個法律制度在殺人。所以想要用法扶的部分來幫助我們的選民。

替艱苦人討公道頗受信賴的「阿信」

於二○○五年擔任國民黨立委陳根德的助理,二○一四年以無黨籍身分參選台北市中正萬華區市議員,為該選區落選頭,二○一八年捲土重來高居該選區第一高票當選,也是中正萬華區二十年來首位無黨籍當選的市議員。

中正萬華區被視為台北市人口老化最嚴重的選區,著重在傳統選民服務,因此無論派系或市議員都有所屬的勢力範圍,除非接棒參選,新人要在中正萬華區通常難以突破傳統政治勢力版圖。

從律師執業起,就以「替艱苦人討公道」為口號,組織一個願意無償為社會付出奉獻的團隊,在菜市場旁擺桌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經由口耳相傳後,頗受信賴的「阿信」成為眾多民眾遭遇疑難問題的求助首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