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壇的雲中君

古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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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一定有一個或一個以上只有你才能擁有的夢想,夢想若被沒入煙塵,人生一半就白費;不用感嘆,而是去認識理想,理解智慧,相信煉獄人間不會只你一人辛苦逐夢。

《九歌》是《楚辭》的篇名,相傳為楚大夫屈原所作。原為中國神話傳說中的歌曲名稱,共有十章,為歌頌楚人祭祀的十位神靈,其中的《雲中君》是祭祀雲神的樂歌。在古代神話裡,雲神主掌雲行雨施,能普降甘霖,潤澤天下。台灣在六十年代之前,被視為文化沙漠,文學出版社寥若晨星,蔡文甫先生以《九歌》為名,延續《楚辭》以降的民間文學傳統,培養了眾多的七、八十年代作家及成千上萬的文學愛好者,允為台灣文壇的雲中君。

1926年,蔡文甫在江蘇鹽城出生,1949年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孑然一身,靠苦讀自學離開軍職,轉進教育界,擔任中小學教職。因喜歡文學參加寫作班,認識王鼎鈞等好友,開始向報刊雜誌社投稿,因而走上創作之路,再轉進新聞界,長期擔任「中華日報」副刊主編,工作之餘仍不忘寫作。

1963年,他出版首部小說「解凍的時候」,此後二十年間陸續出版了長短篇小說集「雨夜的月亮」、「小飯店裡的故事」、「沒有觀眾的舞台」以及「蔡文甫自傳」等二十多部著作,在文壇頗有口碑。

他曾二度獲「金鼎獎」副刊主編獎、優良圖書金鼎獎、中山文藝創作獎、中國文藝協會獎章。集作家、編輯、出版家、企業家於一身,因而在2005年獲得新聞局頒發金鼎獎「特別貢獻獎」,表彰他在文壇的功績。如今他以95歲的松鶴之齡辭世,當可含笑九泉,無愧此生。

儘管他在報界和創作的領域都有傑出的表現,可是他最為世人稱道的事蹟,以及對台灣文化界的貢獻,卻是在出版事業上。

1978年7月,蔡文甫創辦了「九歌出版社」,那年他52歲,已從事半輩子的文教、新聞工作,亟思轉換跑道,開創自己的人生,乃毅然投入出版事業。從而開啟了他下半輩子的精彩人生,為當時蓄勢待發的文學界,注入一股充沛的動能。旗下名家輩出,出版的叢書本本暢銷,培養了廣大的文學愛好者,不僅提升了國人的閱讀風氣,也激盪出台灣文學波浪壯闊的美好年代。

四十多年來不管外界如何變化,尤其近十年來社會閱讀風氣普遍下降,市場逐日式微,他始終堅守文學崗位,力抗商業化的時代洪流,「九歌」儼然成為純文學的代名詞,依然守護著文學這塊淨土。這才是他深受文化界推崇和感念之處,他在台灣文化上的地位也奠基於此。

我有幸認識這樣一位前輩,在長達35年的交往過程中,與他一齊見證了台灣出版界的榮景,以及盛極而衰的時代趨勢下,身為出版人的落寞與風骨。

假如蔡文甫是台灣文壇的雲中君,那麼高信疆就是孟嘗君了,二人對我都有提攜和知遇之恩,都是我進入文化界的貴人。

1978年10月我從軍中退伍,在高信疆力邀之下,進入中時報系的「時報周刊」工作。那時他是「人間副刊」主編,同時兼任「時報周刊」和「時報出版公司」總編輯,權傾一時,只要是他賞識的年輕人,都會被他延攬進時報工作。那時「九歌」剛成立三個月,與我進入「時報」工作的時間點有點巧合。

更大的巧合在我的二位貴人身上,二人都是主流媒體的副刊主編,都是文學出版社的負責人。只不過當時時報的氣勢較強,高信疆又是我的頂頭上司,一切還是以他為優先,與他的關係也較密切。

我進報社不久,就以「黑色的部落」一文得到第一屆「時報文學獎」的報導文學推薦獎。一夜之間成了文壇的當紅炸子雞,各方邀稿不斷,當然也包括蔡先生主持的「華副」和「九歌」。不過我絕大多數的文章還是在「人間」發表,早期的書也都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黑色的部落」就是我在「時報」出版的第一本書。

那時正是我創作力最旺盛的時候,除了「周刊」固定每期要寫一篇報導,小說和散文的創作量也十分驚人。之後三年間,陸續出版了二本小說集和三本報導文學集,都順理成章地由「時報」出版,我和蔡先生因而有些尷尬。每次他邀約見面吃飯,我都有點心虛,因為吃的分明就是「霸王飯」。他也能夠體諒,因為我背後的「影舞者」就是高信疆。

1983年1月,我赴美讀書的前夕,我的第九本書「台灣社會檔案」,終於由「九歌」出版,為我日後與它的長期合作踏出了第一步。因此蔡先生特別設宴為我餞行,酒酣耳熱,離情依依。幾天之後我便搭機離台,飛向威大所在地的陌地生小城。

我在威大研究所唸了二年,雖然課業繁重,仍不忘寫作。因為陌城四季分明,風景優美如畫,加上思鄉情切,每有感懷都會形諸文字,寄回台灣報刊發表。二年下來累積了十多萬字,已足夠出版一本書,當時就希望能交由「九歌」出版,以之回報蔡先生對我的厚愛。

1985年我返台不久,中央日報「國際版」改組,原本的「中副」不符海外所需,想另創「海外副刊」,邀請我擔任主編。我在美國二年看的就是這份報紙,對它有一份感情,對副刊的編輯也深感興趣,便接受了新職,躋身副刊主編之列,不時向高、蔡二位前輩請益,使我信心倍增,很快受到海外華人作家的肯定。

1986年6月,洛杉磯「美西華人學會」舉辦了一場研討會,邀請台灣的副刊主編與海外作家座談,我和「華副」蔡先生,「聯副」丘彥明、「聯合文學」發行人張寶琴,以及「文訊」李瑞騰同時受邀參加。

我和蔡先生搭同一班機前往,抵達機場後才發現我的行李箱被誤放,第二天才能運到,令我措手不及,狼狽不堪。幸好蔡先生將他多帶的襯衫和領帶借給我,才得以衣冠整齊地出席第二天的研討會。這件糗事已成了我和他之間最有趣,也是最溫馨的共同記憶,以後每次和返台的海外作家餐敘時,都會成為茶餘飯後的話題,引來哄堂大笑。

有了這次的患難之交,我和蔡先生的關係大有進展,1987年,我旅美時所寫的散文集「流轉」即如願地由「九歌」出版。以後十年間陸續完成十本著作,其中有六本散文集全都由「九歌」出版 。

每隔一段時間,發表的作品累積到出書量時,我便會拿著整理好的剪報,拿去給蔡先生看。他通常只翻閱一下,便交由總編輯陳素芳處理,二人便天南地北的聊起來。我離去時內心總是充滿了喜悅,因為又有一本新書要出版了,那就是蔡先生對我最大的鼓勵。

2010年,我的散文集「虎尾溪的浮光」完稿時,出版界已開始走下坡,文學類的書籍要出版更是困難重重,可是蔡先生二話不說,還是爽快的接受了,成了我在「九歌」出版的最後一本書。不久即傳出他身體違和,出版事業已移交第二代經營。我雖然關心,因沒有特別急迫的事,也不方便再去打擾他,就這麼靜悄悄地過了好些年。

我最後一次和他見面,是在2016年11月,那時他已臥病多年,幾乎與外界隔絕,我特別請素芳安排,才得以到出版社探望他。他坐著輪椅,由看護推著進到他原來的辦公室,二人四目相接的那瞬間,彼此都有些激動。

他顯得蒼老而憔悴,與過去充滿朝氣活力,元氣淋漓的形象相較,我一時還無法面對。在素芳貼心的安排下,我和他「筆談」了十來分鐘,接著又請素芳為我們拍照留念。我從背後輕輕地摟著他,他顯得十分開心,滿臉笑容,但因體力不濟,無法久坐,不久便由看護推上樓休息。

我和素芳又聊了半個小時,談起出版界的現況,她欲言又止,最後只長長的嘆了口氣,算是結束二人的談話吧。臨要離去時,我再度環視那個我所熟悉的辦公室,帶有濃濃的訣別的意味。牆壁的書架上那整排的綠色書背,曾是「九歌」最醒目的標誌,也是「文青」的最愛,如今在市場上確是有些寂寞了。

走出大門,我特別回頭再望一眼,「九歌出版社 」那塊白底綠色的招牌,依舊醒目的掛在巷子的底端。台北市八德路三段十二巷,這條我經常出入的長巷,是我和蔡先生的文學因緣中最值得紀念的一里路。日將暮兮悵忘歸,他走了之後,也成了我最後的一里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