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產後憂鬱高於全球,母職壓力讓媽媽喘不過氣

疫情爆發後,懷孕的筠君就幾乎沒出門了,她的伴侶是軍人,十天才放假回家一次,這十天筠君就一個人待在家裡,數著一天又一天待產的日子。

入院待產時,儘管已經跟院方說過不希望人工催生或施打任何藥物,筠君還是被施打了催生劑,孩子來得又急又快,當伴侶趕到醫院時,她已經結束生產。住院期間,鼻子過敏的她吸著鼻涕,被拒絕去哺乳室餵奶;出院後,伴侶回到部隊,來幫忙做月子的月嫂不如想像,筠君感覺孤立無援,一切都和她想像得不一樣。

過了幾天,筠君決定請月嫂離開。那天傍晚,家裡只剩下她和沉沉入睡的寶寶,寧靜的氣氛讓她感到呼吸困難,焦慮得走來走去,頭探出窗外也無法順暢呼吸,筠君忍不住一邊哭,一邊打電話給伴侶和朋友。

每個人都問她:「寶寶狀況不好嗎?」她流著眼淚回答:「寶寶很好,是我不好!我現在需要有人陪,不然我很想從陽台跳下去!」

2個小時後,親友紛紛趕來,婆婆勸她坐月子不要出門吹到風,筠君說:「我沒辦法再待在房子裡,我會瘋掉!我已經被關在裡面好久,現在還多了一個需要我堅強起來的小寶寶,太多了!」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大家協助她用餐、讓她好好洗了澡,卻沒有人談論她的憂鬱。

當所有的人離開後,筠君又是一個人,面對無止盡的餵奶、拍嗝、擠奶、清潔消毒等工作,接下來的好一段日子,她一天零星睡眠時間加起來不到四小時。

憂鬱的感覺在暗處緩緩蔓延,寶寶哭了、寶寶要喝奶、寶寶想睡覺、寶寶要抱抱,一切似乎都比筠君的憂鬱更需要立即處理,她學會以「忘記我自己」來照顧孩子,她當然很愛孩子,但忍不住在心裡想:「為什麼寶寶不能乖一點?」然後立刻責備自己:「為什麼我不能對寶寶更有耐心?」

筠君的處境或許和很多產後媽媽一樣,感受到產後低潮或是憂鬱。

很多人以為產後憂鬱只會發生在剛生產完,但實際上,產後憂鬱症開始的時間無從得知,並非是從生產後才開始,可能是產前就開始有憂鬱傾向,也可能在產後2至6個月突然發生。而且憂鬱症的發生原因不明且多元,至今仍未有明確的歸因,風險因子可能包含自信心下降、睡眠問題、心理壓力和健康狀況、缺乏伴侶支持等。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施麗雯指出,根據研究,一般女性發生產後憂鬱症機率約為10%~16%,台灣女性卻介於10%~26.8%,明顯高於其他國家。

原因一:台灣孕產照護的焦點在寶寶而非媽媽

筠君的狀況正好符合施麗雯的觀察,台灣孕產照護的焦點從產前到產後,都著重於胎兒的健康。

過去致力於婦女產前焦慮研究的施麗雯認為,要探討產後憂鬱,必須先把時間軸拉回到懷孕期間的焦慮。女性懷孕時不僅身體結構改變、賀爾蒙產生變化,也會對胎兒是否健康產生擔憂,焦慮的孕期心情很容易蔓延到產後,「我發現很多女性產檢時就開始焦慮,擔心寶寶是否健康、自己該如何照顧寶寶,整個人沉浸在『擔心』裡,坐完月子後面對陌生的寶寶,焦慮演變成憂鬱。」

衛生福利部曾與英國倫敦大學健康平等學院合作,在2017年出版了一份《台灣健康不平等報告》,報告中明確建議:「透過衛生保健服務和社區計畫,提供母親產後支持,並聚焦在母親的心理健康」

然而時至今日,女性從懷孕到生產的身心健康仍明顯受到忽視。「檢視台灣女性懷孕生產的處境,婦產科產檢的照護的對象以胎兒健康為主;產後,政府只處理新生兒健康篩檢與疫苗預防接種」,施麗雯感慨的說。

原因二:育兒的忙碌和母職壓力,讓女性難以求援

剛生產完的琇茹還在月子中心, 就因為擠乳不順而肩頸痠痛,儘管手腕貼著貼布,她還是努力一天與擠奶器奮戰數次。

這間月子中心請媽媽直接擠乳,寶寶放嬰兒室給護理師顧就好。但她每次送集乳瓶去嬰兒室時,少少的母乳讓她自卑,若剛好遇到其他媽媽拿著滿滿的母乳瓶,更是無地自容。

離開月中回家後,琇茹找來月嫂幫忙度過照顧新生兒的忙亂生活,月嫂也幫她按摩乳房,但沒能讓她擠出更多母乳,到後來,家人也不理解她對母乳的堅持。

月嫂離開後,白天獨自育兒的琇茹開始被無力感淹沒,身心疲累的她忍不住對著哭泣的嬰兒大聲尖叫,她哭著責備自己不是一個好媽媽。一直到寶寶三個月大時,她才終於在國際泌乳顧問的專業協助下,改善了哺乳問題,得以走出陰霾。

臨床心理師謝明慧表示,其實女性產後約有五成會感覺低潮,一成會在產後2週或幾個月後,發生產後憂鬱症,甚至有千分之二罹患產後精神病,有自傷或傷人的傾向,「數字告訴我們,大部分的媽媽在痛苦中幸運撐過去了,極少數才會走到極端,但回推數字,如果每十個產婦就有五人陷入低潮,那麼這個問題不該被忽視。」

儘管產後低潮與憂鬱的女性比例不低,會主動求診的產婦卻很少,一來是育兒佔去了太多時間與精力,媽媽在母性激發下,即便睡不好也會半夜起床哄寶寶,乳頭疼痛也會繼續餵(擠)母乳,對自己身體的關照不知不覺減到最低;二來,社會不斷合理化「養小孩就是很辛苦」、「生完後睡眠不足才會不開心」,稀釋掉產婦與身邊親友對產後憂鬱的警覺。

宥亘就是這樣的狀況,懷孕後就成為全職媽媽是夫妻共同計劃,她很期待陪伴孩子成長,但月子結束後,獨自育兒的她要等到伴侶下班,才有人接手幫忙,可是白天寶寶ㄧ放到床上就哭,她必須揹著寶寶走來走去哄睡。當她向自己的媽媽訴苦時,媽媽卻質疑,「是不是親餵讓寶寶吃不夠,嬰兒應該都在睡覺啊!」沒有得到安慰的宥亘,苦於寶寶睡不安穩的狀況下,她嚴重睡眠不足,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快樂不起來了,也覺得寶寶很可憐,「我很想哭,是不是我照顧不好?選擇親餵,真的是我做錯了嗎?」

施麗雯說:「以前的大家庭能互相支援,現在小家庭育兒孤單感很重,產婦身邊不一定有同時間生產育兒的人,缺乏支持、交流與正面經驗傳承,但不是每個人懷孕生產後就知道怎麼當爸媽。」

建議一:足夠的產前宣導,產後低潮、憂鬱不是失敗的標記

婦產科醫師烏恩慈不時在粉絲頁刊出產後憂鬱的真實故事,她認為雖然產後憂鬱與荷爾蒙起伏有關,但不代表女性的低潮憂鬱就該是理所當然,造成女性壓力的餵奶、長輩介入育兒、職場焦慮、身體形象的改變等社會文化問題,也要被好好看待與解決,透過更多真實故事的傳播,能讓更多孕產家庭能提前有所準備,也讓產後憂鬱去污名,能被訴說、被討論,也能被看到,並且被幫助。

謝明慧也認為,雖然台灣社會已對產後憂鬱不陌生,但憂鬱症讓人有失敗的標記,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與自己無關,往往要到產婦身心狀況差到影響生活能力、無法照顧孩子、不斷哭泣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強烈的負面情緒引發家庭衝突,大家才會發現不對勁。

她以自己為例,她產後在月子中心食不下嚥,伴侶抱怨她浪費月子餐,但她只是一直哭,「當時我的眼裡只有小孩,護理師說想抱走寶寶讓我睡覺,我還會生氣!」身為心理師的她,也需要有人跳出來提醒,她的低潮和憂鬱可能是產後荷爾蒙在作祟,無關乎她有沒有能力愛孩子、照顧孩子。

「產前提醒與宣導很重要,產後會有什麼情緒變化?」謝明慧解釋,產後是否會從低潮轉入憂鬱,和家族遺傳是否有憂鬱因子、個人特質是否為高敏感性、情緒波動大等有關。「藉由不斷得宣導,大眾逐漸了解及認知到高達一半的產婦都會經歷產後低潮,我們才能繼續往下走」,謝明慧說。

她以臨床經驗說明,「當產婦與伴侶建立起知識的理性,知道不是自己做不好,只是生理狀態不好,不是『壞媽媽』,就會整個人鬆下來。」除了嚴重憂鬱需要用藥治療的特例,否則多數媽媽被點醒後,理解自己正處於一種階段性生理狀態,大多都會理解自己需要的是睡眠,或者專業協助,例如泌乳顧問、助產師、鐘點打掃等,「被幫忙」不代表失敗,而是讓生活有重新安頓的可能性。

建議二:公費提供諮商資源,協助適應產後生活

烏恩慈認為,政府提供的衛教指引要更強調育兒的彈性,甚至提供產前產後心理諮商資源,讓女性相信自己有能力適應母職這個新身份,而不是給一堆建議與教條,指導女性如何當個好媽媽。

每天都會接觸到許多孕產婦的她,過去接受的產科教育與訓練,讓她專注於關照管胎兒健康與媽媽生理變化,很少主動詢問孕產婦情緒變化。直到2、3年前,健身房教練詢問妻子產後憂鬱的問題,也有她接生的產婦,幾個月後刻意再掛號回到診間,訴說自己的苦悶情緒,這些契機讓烏恩慈開始關注產後憂鬱、主動發聲。

現在她不時收到產後憂鬱婦女的心聲,產後憂鬱不再是扁平的名詞,而是立體的議題,各種不同狀況的產後憂鬱心聲,讓她相信「如何協助父母適應產後生活」是必須推動的目標,「生小孩生活會產生巨大變動,當然可能會憂鬱,準爸媽要知道,產前做再多準備都可能不順,要隨時應變,保持彈性。」

「我有種感覺,我不該去放大那段憂鬱的日子,比我辛苦的媽媽多得是。可是這能比較嗎?」回想起那段憂鬱的日子,筠君仍然覺得煎熬。

幸好,後來筠君決定放過自己,搬回娘家,和爸媽一起照顧孩子。她發現自己其實很孤單,很需要被讚美,「我終於能崩潰、大哭、失落無力地癱坐,因為有其他人可以把孩子抱去哄,我可以哄我自己內在的那個孩子了。」慢慢地,筠君相信自己是很棒的媽媽,能在產後疼痛依舊親餵,能在每一個疲勞轟炸的夜晚溫柔抱著寶寶唱歌。

「我是一個樂觀、正向的人,也不會因為育兒辛苦不想生孩子。即便是這樣的我,產後還是陷入憂鬱狀態。」筠君至今,還是未完全理解那段日子到底哪裡出了問題,這也是許多女性未能再回頭處理的生命關卡。

(責任編輯:陳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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