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企業別再遊說碳費！請好好負起減碳責任，才能從經濟巨嬰成為巨人

文：Ichiro（公共政策研究員）

近年，台灣徵收碳費的消息不脛而走，不少企業的心中開始湧起「碳焦慮」，尤其對目前國內外複雜的碳定價制度，仍茫然擔憂。而在今年新任總統就職前，環境部公告《氣候變遷因應法》中有關碳費的三項子法，卻因諸多企業私下與行政院、經濟部等進行拜會遊說。

最終在讓步妥協的結果下，大方給予高碳洩漏風險產業 [1]，如水泥業、鋼鐵業、石化業等碳費2折折扣；以及非高碳洩漏風險產業2.5萬噸的免徵額度；並放大國內碳權至1.2倍 [2]；提出自主減量計畫，尚未執行，便可再享優惠費率等，引發「污染者付費」淪為「污染者優惠」的輿論與質疑。

然而，也有論者認為，若莽撞訂定過高的碳費，且不提供配套優惠，將大幅增加廠商營業負荷，導致台灣經濟發展的競爭力嚴重下降。更有論者將矛頭指環保團體，認定不停訴諸「污染者付費」的環團，是仇視高碳排企業，實質減碳才是目的，而不是要求企業付出過苛的碳成本。

針對上述優惠下殺碳定價制度，以及批判對象完全錯誤的社論者，筆者提供以下三個觀點和建言，盼20世紀傳統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失衡的環境保護、不負責任的成本轉嫁，未來將能透過合理的碳費制度，讓台灣從予取予求的經濟巨嬰，逐步邁向綠色轉型，成為獨立負責、順應潮流、尊重環境永續為產業根本的經濟巨人。

53國碳有價！污染者付費兼顧經濟成長，已是全球共識

工業革命後近不到二百年的世界，氣候系統瀕臨無法逆轉的危險處境，因此早在1992年，聯合國便已發表《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Declaration of Rio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除了提出「共同且有差別的責任」的原則外，更提出「污染者付費」的基本要義：

「國家當局應努力促進環境成本內部化和經濟手段的使用，同時考慮到原則上污染者應承擔污染成本，適當考慮公共利益，不扭曲國際貿易和投資。」

污染者付費的起源，或可追溯至以英國經濟學家皮古命名的皮古稅（Pigouvian tax），目的就在於將工業部門的外部成本，透過課稅等經濟手段，內部化給經營者自行吸收，避免社會福祉的侵損和市場失靈。

而世界各國也多以污染者付費原則，作為環境治理的方針之一，例如今年美國環保署，針對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PFAS）等有毒化學品污染立法，並指出：「……將這些化學物質列為危害物質，環保署能夠處理更多受污染的地點，加速清理工作，並確保污染者支付費用。」

除了經濟學界和國外，在台灣，空氣汙染防制費也早已於1995年開徵，當時開徵項目，雖僅限於硫氧化物（Sox）之燃料使用量及含硫量，如今已因國人更加重視環境保護與健康風險，環境部為了「反映污染所造成之社會成本」，現已針對不同污染物質、實際排放量，啟動累進費率。

因此，徵收碳費或碳稅這類「碳定價」（carbon price）制度，亦不例外，截至目前為止，包含鄰近的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新加坡、印尼、澳洲等國，全世界已經有53個國家實施碳訂價制度，若包含地方或次國家規模，則有75個碳定價機制，隨著抗暖減碳的國際趨勢，拋棄傳統不負責任的經濟思維，兼顧經濟成長和環境永續的「綠色成長」，早已是世界共識。

碳費打折合理？務實合理的制度，不能只有蘿蔔沒有棍子

環境部委託英國倫敦政經學院（LSE）的碳費研究報告，在今年3月就針對優惠費率提出鏗鏘有力的建言：「優惠費率可能導致任何日落條款到期時反對其終止，進而導致潛在的市場扭曲。這可能讓政府碳費承諾的可信度造成不利影響，削弱其氣候政策的整體可信度。」

簡言之，LSE認為，優惠費率僅是「暫時性」的，應透過日落條款，避免未來利害關係人的干預，若僅僅為了提高企業接受度，便過度仰賴優惠折扣，未來政府若要取消優惠，將可能面臨企業的反動，這就像超商買一送一的經常性促銷活動，一旦某天突然撤下活動，顧客往往會拒絕買單。

LSE緊接著考量產業競爭力、社會接受度和減碳效益等，提出總體建議，簡譯如下：

制度保持簡單：減碳易懂的碳費制度，配套措施越少、越簡單越好，有益於促進政策工具的可信度。

政策保持嚴格：如果使用碳抵換（碳權）等機制，需嚴格品質控管，且使用國內減量額度；優惠費率雖然可以提高接受度，但必須避免弱化減碳的誘因，並防止企業針對優惠利率進行遊說。

取得平衡是基本：為了管理反對者而採取的措施，不要過於慷慨。例如，對優惠利率施加嚴格的條件等。並須確保碳費收入被用於能源效率或低排放技術的投資，且不應將所有收入都返還給產業。

考慮國際衍生影響：採用優惠費率和碳抵換僅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但這些配套措施將使台灣與其他國家的碳價格出現差異，且這種差距將從2026年開始產生明顯的後果，可能對台灣工業產生巨大影響。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碳定價制度設計，絕對不能過度仰賴「碳洩漏風險係數」、「優惠費率」、「碳權放大」等僅僅給予企業「蘿蔔」的制度，而必須同等給予「棍子」，如設定明確的落日條款、進行清楚透明的民主審議並簡化碳費計算公式，以及銜接2026年CBAM開徵時，足夠反映成本的碳定價機制。

尤其，面對國外高昂的碳關稅時，台灣碳價若過低，反而形成「錢繳國外，碳留國內」雙輸的經濟局面。

實質減碳不到20%，企業別再卸責遊說！經濟發展的責任，不能去脈絡化

如果碳費過於低廉，企業在權衡碳費成本和減碳成本後，相當有可能寧可繳錢、購買碳權交差，將碳費視為「贖罪券」，而不願投資在企業產線上的節能，以及其他可能的減碳作為。

而據估計，碳費七折八扣下來，縱使企業提出自主減量計畫。

依照目前的碳費子法，寬鬆設定的減量目標，到2030年的實際減碳量恐不及20%，距離台灣國家自訂貢獻24%，和國際40%的目標，可說仍是天差地遠。而原先尚未折扣前，覆蓋碳排量約1.64億噸，約為台灣2022年碳排放總量的55%，而打了2折、扣除2.5萬噸後，覆蓋量僅約15%。如此一來，實質減碳效益不僅低落，連作為反映成本的碳費，也無法有效扮演施予壓力的財政工具。

實質減汙減碳，比卸責遊說更重要！尤其，台灣經濟發展不應該去脈絡化，因為企業的污染，絕對不是今年、去年或前年才開始，而是自1960年代出口導向時期，國民黨政府就透由美援和國家資本，大舉延續日治時期的重工業和石化工業等。

數十年後的今日，台灣仍有高額的化石燃料補貼，如藉由預算編列、提供賦稅減免等方式，來降低化石燃料的生產與使用成本。

換言之，企業的污染和碳排放，至少在台灣近50年來，始終無止盡的轉嫁給公民社會，甚至以稅收和預算的方式，以人民的納稅錢，在暗處分配給企業作為發展的利基。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總監趙家緯就指出，國際貨幣基金（IMF）分析2020年時，臺灣補貼金額約為26億美元，相當於GDP的0.4%，若加計入氣候變遷、空氣污染、車輛使用的外部成本時，則臺灣的總化石燃料補貼金額高達461億美元，相當於GDP的6.8%。

因此，「企業好好賺錢，創造就業機會，嚴格的碳費，只是在阻撓經濟發展」的說詞，其實是完全去脈絡的真空語言，不僅將台灣本土的經濟發展史，國家用全體人民的稅金傾力補貼高碳排企業的事實，拋諸腦後，更遑論台灣電費、水費十分便宜，與其恐嚇人民，台灣企業會碳洩漏到其他國家，不如說其他國家會碳洩漏到台灣。

企業提出意見應民主討論，勿吃自由經濟自助餐

倘若反對者只搬出自由市場經濟，這類抽象、高空、經不起檢驗的數據和理論，最後再透過遊說運用政治權力，試圖壓制和扭曲公民社會的建言，筆者認為，近期國會改革殷鑑不遠，若有人試圖省略民主社會的討論過程，或以無法檢驗的資訊和造謠式的攻擊，恐怕只是在製造仇恨，引發未來更大的社會衝突和反彈。

另方面，更為矛盾的是，許多企業站在捍衛自由經濟的立場，認為政府不應該過度干預，阻撓經濟自然發展，卻往往又私下遊說政府，希望能夠鬆綁水、電、土地使用乃至減碳義務的法令，進一步要求政府補貼企業，一下主張要越開放越自由越好，一下卻又希望政府扮演大家長，讓越多利越好，實令人啼笑皆非。

筆者認為，企業應停止遊說，實際搬出數據和國內外現況，透過每一場政府召開的公聽會或審議會，進行實質討論。負起自身的污染者付費責任，方能從政府補貼嗷嗷待哺的巨嬰心態，在環境永續的浪潮下，轉型為獨立自主、內部化環境成本的巨人。

註解

所謂碳洩漏，即是因碳費實施，導致產業外移至碳管制較為寬鬆之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高碳洩漏風險，即是環境部評估，易因碳費成本外移他國的產業類型。

法規用語為「減量額度」，指非碳費徵收對象，可透過特定碳排減量措施，取得法定減量額度，以此與其他事業約定買賣，或於碳交易市場依市價自由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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