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醫學生對思覺失調弒父案之觀察：一個案件的結束，不是判刑就沒了

文：羽禾

秋冬天寒而日照短，思覺失調悄悄埋下好發的種子。

2023年1月18日，本是年關將近、全家團圓的時節，新店卻發生一起人倫悲劇，患有思覺失調症的鍾姓男子與同樣患有此病的父親在家中起了口角爭執，最後兒子持啞鈴殺害了年邁父親，引發社會譁然。

2023年12月15日，本起案件判決出爐：依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判處鍾男12年有期徒刑、刑前監護3年。這同時也是國民法官首次參審精障患者弒親案件，再次引發輿論關注，象徵著民意、司法與醫療體系三方參與的里程碑。

回溯近十五年來的判決案例，台灣社會發生30起以上的精神疾病患者殺人致死事件，其中有超過六成為「家內殺人事件」，且比例逐年攀升中，暗示著社會安全網路難以介入「家務事」。隨著國際DSＭ（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逐漸完善至第五版，台灣對於相關立法的推進卻十分緩慢，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輔導與收容也存在漏洞。

然而，「一個案件的結束，不是判刑就沒了。」——《我們與惡的距離》。針對本起思覺失調弒父案，究竟我們的社會是否「接住」了這群活在疾患陰影下的人們？我想以醫學生的視角出發，並分為兩個面向討論，分別是「思覺失調的疾病內涵」以及「社會能為精神疾病患者做些什麼？」

在醫學生的教育體系內，我得以站在醫界師長的肩膀上探究「思覺失調的疾病內涵」。思覺失調（schizophrenia）的盛行率為0.4~1%（北市府衛生局統計數據），可能的誘發因子爲環境壓力、遺傳、毒品等眾多因素，由於分不清現實與幻覺，患者往往缺乏病識感。

本案中的父子皆為思覺失調症患者，據被告母親所述，被告父親在思覺失調發病時便會打罵被告鍾姓男子，讓被告活在巨大的身心陰影下，並在父親發病後一年也確診了思覺失調症。這個現象體現了鍾男的發病或許並非偶然，而是遺傳與環境壓力共同作用下的一場悲劇。

這起人倫悲劇是患者困境的縮影，將精障患者所面臨的問題赤裸裸地呈現在大眾眼前，而我們個人、乃至於整個社會，不只需要對這項議題有更高的敏銳度，更需要進一步思考：社會安全網還缺乏什麼？而我們能做些什麼？

我曾經在課堂中看到一個心理學實驗案例——「老鼠樂園」，此實驗以老鼠為觀察對象，發現社會互動多、「鼠與鼠」間人際連結強的組別心理狀態更健康，也不易對成癮性藥物產生依賴，證明「人際互動間的連結」能顯著影響心理健康，這也是我認為當今台灣社會可以努力的方向。

相較於台灣，美國、加拿大、澳洲三國已有較成熟、將精神疾病患者與社會連接的計畫——ACT（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積極性社區治療），其中最值得台灣借鏡的為「連續性的服務」。縱使台灣有康復之家、社區復健中心等機構，但受限於服務者人數不足，許多患者的症狀在略為好轉後就無法再接受治療，使原本好轉的狀態功虧一簣。或許這項願景無法速成，但透過對病人與家屬進行宣導，以及漸進式的增加服務者人數、機構數量，一步一腳印地讓服務更臻完善。

另一個值得參考的案例為「紐約降落傘計畫」，其特色在於「移動式團隊」以及「同儕支持者」。與台灣的關懷訪視員單獨前往患者家中不同，紐約的移動式團隊由精神科醫師、家族治療師，以及受過訓練、曾有患病經驗的「同儕支持者」組成，也會邀請患者周遭的「重要他人」（例如家人、朋友、室友）一起加入，使信任關係更容易建立。

在本起「精障弒父案」中，鍾姓被告的母親並無醫療專業背景，也無法擔任父子間有效溝通的橋樑。若有專業團隊介入，或許就能書寫不同的結局，而這些不足之處正是台灣社會安全網亟需補足的部分。

在健全的社會體系中，司法專家的使命不僅是立法與判案，醫者的使命也不僅是醫治疾病，更是看見「疾病」背後的「人」，其實精神疾病患者和一般人沒有那麼不同，他們與你我一樣，面對異樣眼光時會受傷、也有被同理與支持的需求。社會中需要一雙溫暖的臂彎，能接住墜落的天使、持續給予他們愛與支持。願每一個閱讀文章的你我都能成為那雙手，為陰影中的他們點亮一盞明燈，導引迷途的人們找到正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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