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吳祚來專欄：鄧小平是不是比毛澤東更險惡？
一、鄧小平用毛澤東思想庇護自己的政治安全
毛澤東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通過毛思想的確定，毛語錄的傳播，全社會的歌頌，形成對毛的個人崇拜，毛被完全神化，擁有與政教合一國家的精神領袖一樣的至上地位。
毛澤東的政治安全，在其最後執政期，幾乎不用靠槍桿子了，或者不完全依仗槍桿子，因為他擁有了超人的政治地位。
鄧小平在毛時代三起三落，完全沒有政治安全感，當然人身安全、家庭安全也談不上（其中一個兒子在文革中因迫害致廢），鄧小平因此特別看重槍桿子對政治安全的份量。毛用自己的個人影響力，最終顛覆了中國共產黨，將國家變成領袖主導的、革命委員會替代黨政的一個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體系。也可以說，毛通過文革鬥爭，一直將國家保持在准戰爭狀態。毛之所以可以終身制，因為革命、鬥爭仍然在繼續，戰爭仍然沒有結束。
上篇文章講述了毛澤東一生顛覆了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成功顛覆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一人之治，鄧小平在中共歷史上創造了第2個奇蹟，就是一將（相）廢了「三帝」，鄧一直沒有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但他因為擁有控制槍桿子的實力或威權，連續廢掉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3任中共總書記。
毛澤東一生顛覆了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成功顛覆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一人之治。（資料照，美聯社）
鄧小平的權變與政變，也無外乎是為了維護黨國的安全，為了維護派系的安全，當然，核心是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與家人的政治安全、財富安全。
鄧小平並沒有廢止毛澤東思想，因為毛思想是鄧的政治安全屏障，中共的政治安全首先是意識形態的安全，這是其歷史合法性來源，鄧小平沒有重建意識形態的能力，他是1位樸素的實用主義者，他的經典語言都是來自生活，譬如「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防右，更要防左」、「馬克思主義老祖宗不能丟」。
鄧小平反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同時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些都是在形而下的層次反對，他反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自己卻主張4個堅持，這4個堅持，實則是4個凡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政制，都不允許改變。在維護中共的極權統治方面，看不出他與華國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
鄧小平打造的4個堅持，是中共精神防火牆，鄧小平維護的，首先是這4面牆的絕對安全，他打擊胡耀邦，是因為胡打擊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污染」不力，而打擊趙紫陽，則是黨國的政治安全與派系安全、個人安全全方位受到威脅，所以才史無前例驅動坦克屠城，製造了震驚世界的血案。成為歷史的罪人，也在所不惜，他對趙紫陽的懲罰，也遠過於對華國鋒的處理。
鄧小平（左）打擊胡耀邦，是因為胡打擊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污染」不力。（資料照，取自網路）
二、鄧小平3次權變與政變
鄧小平3次政變或權變，為了是防止對手的「政變」或權變。對於鄧來說，改變中共的意識形態，或中共的意識形態受到自由化侵蝕，黨國就不安全，所以，防止政治變局，就對自己的對手祭以殺手。
鄧的第1次政變，推翻了華國鋒，團結了老人，元老們整體獲得了最高政治權利，鄧小平甚至成立元老組成的中央顧問委員會，通過政治元老，既增加自己的威權，又通過元老們享有特權，體現集體政治分贓的特色，鄧的泛元老政治派系初步形成。由於恢復高考、平反右派等冤假錯案，收穫了民心民意，並通過土地承包等，使經濟得以恢復，整個社會都有「獲得感」。
鄧的黨內外政治威權因此形成，政治威權是政治安全的軟實力保證。
鄧的第2次政變，讓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下臺，是為了穩定自己的政治派系，或者為了自己保守的政治派系，打擊自己的偏右翼合作者，而且，胡耀邦已開始威脅到自己個人的政治威權（胡動員鄧下臺），基於個人與派系政治安全的需要，鄧發動了一次權變，廢黜了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
鄧小平不僅本人擁有軍隊的直接影響力，還有自己的盟友楊尚昆、王震等的協力，槍被鄧小平第2次用來指揮黨中央或改變中共權力版圖。
第1次政變靠的是元老派系，而胡耀邦是馬前足，主力還有萬里、趙紫陽等形成改革開放的右翼派系，鄧的左翼則是陳雲、李鵬、王震等，為了政治安全，鄧小平玩轉了左右翼的政治平衡。
當胡耀邦被廢黜，鄧左右平衡也就被打破，新崛起的菁英階層開始向中共要求政治權力，整個政局出現崩潰之勢，為了維持中共專政極權，鄧不惜動用軍隊坦克屠城，這是中共的恥辱，鄧也被綁在恥辱柱上。扶持江澤民成為中共總書記後，極左勢力開始擴張，鄧的政治安全受到威脅，鄧的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也面臨終結，極左文革曾造成了他本人與家人的災難，防止極左復辟，就是防止家與國又一次被政治災難毀滅。
鄧小平南巡，要打破的是極左造成的新困局，通過新一輪的市場經濟，讓每一個人再次得到「獲得感」：極左的中顧委被解散，新的同盟元老們在洗牌過程中又一次獲得權力或政治福利，更為重要的是，鄧確立了隔代指定領導人的權力，以保障黨國政權的安全時間，元老們不僅得到現有的權利，通過陳雲的提議，他們的子女分享了副部級的政治、經濟特權，權貴政治經濟聯盟，在高層以血親關係得以確立。
菁英們呢，獲得了市場經營權（一定的經濟自由度），在更廣闊的領域獲得了發財的空間，高校與科研院所等知識菁英可以下海經營或在體制內經營，深圳特區是一個重要標誌。血腥的夏天之後，秋後算帳之後，權貴經濟的又一個春天，真的來臨。
三、鄧小平是不是比毛澤東險惡
中共官方認為，毛澤東思想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那麼，毛時代或鄧時代，其罪其惡，當然也是集體領導的惡果，只是，毛時代，毛澤東要負主要責任，鄧時代，鄧小平要負主要責任。
近期明鏡媒體總裁其視頻中說，鄧小平比毛澤東還要險惡（原視頻標題是：鄧小平對中國與世界的禍害比毛澤東更深遠）。
毛澤東的「高妙」在於，沒有親自指揮屠城，他是通過意識形態與政治運動，迫害人、殺人於無形，毛時代非正常死亡不低於6千萬，鄧小平八九六四屠城，傷亡數字可能上萬人，這方面與毛澤東相比，沒有可比性。
198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北京當局血腥鎮壓示威學生（美聯社）
何先生的觀點在另一個層面上是成立的：毛時代無論怎樣險惡，毛去世了，他的時代就結束了，頂峰造極之後，必然徹底崩塌，但鄧時代其借助市場造惡，並用經濟滋養專政，卻難以終結，更為隱蔽的是，鄧隔代接班人制度、寡頭集體領導、意識形態的固守、維穩政策、還有紅色家族對政治經濟的壟斷與控制，都使中共的專制得以持續。
比隔代指定接班人影響更大的一項不成文的制度確立，是「核心」制。核心制，就是威權加槍桿子控制中共的制度，誰控制槍桿子，並同時擁有黨內威權，那麼，他就是中共的政治核心，至於是不是中共總書記，不是關鍵，鄧小平確立核心制，甚至常委的七上八下制度，都完全是實用的政治方式。正是鄧小平的核心制，才有江澤民控制胡錦濤10年的局面，因為江澤民控制了槍桿子，並擁有黨內威權，所以，江一直是核心，而胡一直沒有成為中共核心的機會。為什麼習當政的第一個任期一定要拿下「核心」的稱號，並要求形成黨內共識，根本原因是，習認為自己已然控制了槍桿子，並擁有了黨內威權，所以，要廢除仍然健在的江核心，確立新的核心，軍隊要效忠新核心，全黨要效忠新核心。
毛澤東的政變與權變，既有自己的獨裁意念，又有宏大的政治遠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對外援助與捲入戰爭、對內打擊政治異已與政治運動，都有上述雙重因素構成。
鄧小平沒有了宏大的政治遠景，他的政變與權變，既是為了自己與自己的政治派系安全，又是為了對黨國有實用價值，維繫黨國政治安全。
毛澤東完全是禁絕了思想自由、市場自由、信仰自由，工作自由，甚至遷徙自由，鄧時代開始，有了下半身的解放或開放，思想與市場、信仰與遷徙的自由，均在黨的領導與控制下，有了進步，而個人工作與經營的自由，還有出國的相對自由，是質的進步。中國的菁英階層與中產階級、市民社會得以發展，但菁英沒有思想與傳播的自由、中產階級沒有參政的自由、市民沒有成為公民的自由，中國人的自由，無法突破中共意識形態的天花板，無論是反精神污染，還是鎮壓八九學潮，都是中國菁英在爭思想自由與政治自由化民主化過程中，遭受鄧小平政治集團的暴力鎮壓。
八九是中國政治另一次分水嶺，政治舵手可以引導國家航船向左，也可以向右。可以向民主憲政和平政變，也可以向極權專政，血腥暴力折返。
在歷史最緊要關頭，鄧小平選擇了暴政邪惡，因為他選擇了與極左聯手，對新興的政治變革力量祭以殺手，中國歷史又一次向惡發展。
鄧小平之時，政治改革的機會非常良好，鄧擁有威權，槍在手，可以用槍指揮黨，實現政治文明轉型；此其一，整個社會都有獲得感，中共在人心中已開始的經濟轉型，政治轉型呼之即出，鄧可以順勢而為，此其二；最為重要的是，當時的權貴腐敗並不嚴重，或者非常輕微，商人還沒有形成原罪，新的官員還沒有巨額腐敗，轉型過程中，權貴不會受到社會追責問罪，體制內相對健康。唯一的阻力，是原教旨共產黨人，如果政治轉型，他們只是失去了極左意識形態，但可以獲得一定的經濟保障，和平轉型風險非常小，代價更小。
長江當時要衝破三峽，鄧小平卻封鎖河道，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這種高壓狀態，一直延續至今，無法改變，而且越來越難以改變。也可能是明鏡何頻先生指責鄧對中國與世界壞的影響，比毛深遠的原因吧。
＊作者為獨立學者，專欄作家，現旅居洛杉磯。本文為《「政治安全」系列之二：鄧小平的權變與政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