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周平觀點：玉山學者計畫將成為高教土石流
日前，筆者代表高教工會參與由教育部次長姚立德和高教司長李彥儀主持的「玉山計畫」第2次諮詢會議。一些臨場的體驗和整體的觀察，深覺有必要在公共領域予以揭露。
筆者首先在會議開始前提出程序問題。教育部將該次會議定名為「玉山學者申請及審查諮詢會議」。意味著此計畫本身已成定局，沒有討論同意或不同意玉山計畫的空間。與會代表似只能針對申請和審查方式等枝節問題進行討論。依此限定，則這次會議的言論空間將限縮在一個封閉系統中，與會代表的陳述只可能是同義反覆和套套邏輯。筆者在現場立即表達不願為這樣的會議背書，除非把「申請及審查方式」拿掉改為「玉山學者計畫諮詢會議」，否則，筆者和另一位工會代表黃厚銘教授將立即退席。姚立德和李彥儀當場接受我們的要求。
教育部高教司長李彥儀。（資料照，顏麟宇攝）
在程序問題獲得解決後，我們暫時決定留下來針對實質問題表達反對意見，但仍堅持中途退席不為會議結論背書。隨後後立即加入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台灣社會學會、全教總和高教工會在教育部前聯合舉辦的「反對教育部強推玉山計畫」記者會。
在教育部的諮詢會議中，筆者指出，玉山學者計畫乃是7年前教育部和科技部推動的「延攬及留住大專院校特殊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的加強版(或扭曲版)。而人才出走的說法則始於當時的媒體炒作(如天下雜誌)和少數學者(如李遠哲)、立法委員(如蔣乃辛)和教育部官員(如吳清基)的大聲疾呼。教育部和國科會將一種沒有堅實基礎的危言聳聽和誇大其辭視為客觀的真實，從而於2010年8月1日共同推出此一彈性薪資方案。
如今李彥儀在諮詢會議中的報告，仍然以換湯不換藥的方式複製7年前的論述模式，一樣地以二元對立模式，將台灣低薪和香港/新加坡高薪做出天差地別的對照，從而跳躍到台灣人才流失和無法吸引國際人才的結論。事實上，筆者於7年前即指出，報章雜誌中的「人才流失」說法，不能與人才流失的客觀事實劃上等號。況且，將台灣學者和新加坡學者的薪資抽離出各自的社會脈絡和國民所得水準來單獨比較是謬誤的。馮建三亦為文指出，台灣教授薪資所得中位數乃台灣人均所得的2.37倍，英、美、德國則是2.64、1.96、1.76倍，足見台灣教授薪資過低的預設是斷章取義的謬誤。此外，非屆齡退休而離職的大學教授，每年平均148位，佔總體0.3%，流動率其實是偏低的。即便有少數個案朝中、港、星三地流動，也不能說是整體學術界人才出走的普遍社會事實。
筆者當年曾於報端為文指出，此方案在基本預設上的諸多謬誤，並將產生跟攬才、留才目標完全無關的非預期後果。果不其然，監察院和審計部對此政策執行上的偏頗提出糾正。以101年度為例，彈薪方案用於新聘人才的補助比例僅3.6%，核給國際人才比例更僅佔5.2%，攬才成效不彰，甚至堪稱挫敗。其餘絕大部分的補助實際上是以雨露均霑的原則，分給了許多沒有出走意願，也不算頂尖、多半是主管、甚至有不少已是退休再任的雙薪教授。如今，教育部和科技部不但沒有為7年前的政策失當負起行政責任，竟還變本加厲地以玉山學者計畫為名，延續和擴大為特定階層變相加薪和強化權力基礎，卻無助於攬才、留才的錯誤政策。
在教育部的諮詢會議中，筆者另以「血鑽石」作為譬喻來形容玉山學者計畫。教育部所獎勵的玉山學者，有如光鮮亮麗的鑽石，集至高的榮耀和龐大的資源於一身，卻是以基層學術工作者的血汗勞動和流浪博士流離失所或遠走他鄉的悲劇換來的。
台灣高教長期以來的資源分配不正義早已造成頂大/非頂大、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專任教授/非專任教師之間在勞動條件和勞動尊嚴上的巨大鴻溝，如今玉山學者計畫的推出，將更進一步地惡化兩者間的天差地別，讓高教資源分配不正義的問題更加雪上加霜。其後果是，造成台灣內部各大學間嚴重的人才單向流動。光鮮亮麗的頂尖大學優渥資源所產生的磁吸作用，將導致其他大學資源的貧困化和人才的流失。
高教工會「地基流失，何來玉山？反對教育部強推『玉山計劃』還我高教基礎建設！」記者會。（甘岱民攝）
事實上，7年前的彈薪方案就已經沒有辦法遏止反而讓這個問題更加惡化。以筆者所服務的學校為例，許多曾領取教育部50萬或科技部18萬彈性薪資的同仁，在享有豐厚加薪福利的同時，仍不斷努力尋找異動的良機，一旦機會來臨，大都毫無眷戀地離開本校。如今他們大多早已不見蹤影，轉往研究機構或頂尖大學服務。在表象上，這似乎是非常正常的個人理性抉擇，但若往深層探究，卻更是整體高教資源分配結構扭曲的結果。過去的彈薪計畫如此，未來的玉山計畫不但不能為處於劣勢的大學攬才、留才，反而更將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加速高教體系的崩壞。
更糟的是，那些私校人才流失所留下的空缺，多半由從政府(特別是教育部)或國立大學退休再任的大量雙薪教授所優先填補。而這些人多半並非人才，卻在領有高額月退(多數享有18趴)、私校全薪(多半擔任行政主管，享有主管加給)之餘，最有可能以球員兼裁判的方式自肥，而從彈性薪資中再分一杯羹。現有偏頗的彈性薪資獎勵結構都還未徹底翻修，就推出模式相仿的玉山計畫，恐怕將重蹈覆轍甚至加速台灣內部許多非頂大或私立大學的人才流失，間接也傷害了這些大學學生的受教品質和權益。
血鑽石的另外一個指涉是，玉山計畫的選擇性偏見和系統性排除，將造成學術界「這廂朱門酒肉臭，那廂路有凍死骨」的兩極現象。玉山計畫擬以年花56億，三年共168億。包括投入30億元延攬和留任1000個玉山學者，年花20億讓大學拔尖加薪，並增加每個正教授學術研究加給5445元，計投入6億元等。這將造成對既得利益階層的錦上添花，卻無法對處於極端惡劣處境的基層學術人力做出雪中送炭。王增勇即指出，近六年有2萬多個年輕博士畢業，卻只有4百多個教職，其中還有些要被退休再任的雙薪教授卡位，剩下的多半是非典雇用的約聘或專案工作。與玉山學者兩相對照，他們的處境更顯出高教資源分配不公和誤用的荒誕。
事實上，如果將玉山學者1000人的經費，轉用在聘任具有學術典範創新潛力的年輕學者，則可以增聘6500位，一方面確保他們繼續在台灣學術界發揮長才以免出走，一方面則可以大大改善台灣高教惡劣的生師比。台灣高教目前最迫切需要投入資源改善的，恰恰就是生師比過高所造成的學生受教品質劣化問題。根據2010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各國教育概觀」的統計數據顯示，台灣高等教育的生師比在16個OECD國家中敬陪末座，甚至還遠低於中國。56億用來改善生師比和招攬更多青年人才進入高教，其長期效益絕對大過煙火式的玉山學者計畫。
若以太陽作為譬喻，用旭日東昇代表未來的人才，日正當中代表現在的人才，夕陽西下代表過去的人才。我們站在台灣的最高峰玉山頂峰，向東可以看到旭日東昇，抬頭可以看到日正當中，向西則可以看到夕陽西下。教育部玉山學者計畫所設定攬才、留才對象，眼界是在關注未來?還是現在?抑或是過去的人才呢?我們可以確定的說，最不可能的就是未來的人才。儘管教育部曾表示，玉山學者看的是未來潛力，但這個說法毫無明確的判準，對於未來尚未發生的學術表現，教育部如何可能洞燭先機正確地挑選未來人才而不起爭議呢?最保險且無爭議的作法，當然就是優先選拔日正當中或過去已有成就的人才成為玉山學者，但這必將會因為錦上添花無助改善整體低薪結構而招致非議。
針對筆者這個說法，李彥儀試圖以高教深耕計畫中有關26億彈性薪資中的其中一個推動策略來反駁。該彈薪策略將補助具有潛能的年輕學者。該策略內容是:「為鼓勵學校充實師資陣容，各校另得運用高教深耕計畫補助款增聘年輕教學及研究人員(含編制內外人員)」。然而，這筆經費相對較少，對改善年輕博士非典僱用或流浪處境有如杯水車薪。況且，相較於其他策略(如國際競爭及研究中心)有明確的百分比和金額，對於年輕學者的增聘補助卻語焉未詳和明訂比率，顯然是為各大學未來的卸責和輕忽此策略施打預防針。
資源排擠的情況下，玉山計畫顯然將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在已有成就或已過氣的學者，或者點綴少數有潛力的年輕學者身上。這根本忽視了已然浮現的台灣高教人才斷層和青黃不接危機。在機會結構扭曲下所造成的青年博士大量失業或處於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將因玉山計畫的選擇性偏見而更加雪上加霜。現有的高教師資普遍高齡化、世代間的新陳代謝已近乎停滯，導致許多具有原創性和活力的青年學者空有抱負而無從在台灣的大學中施展長才。玉山計畫不但無法改善此一劣勢，更有可能惡化學術的世代不正義。這不但讓台灣的年輕學者因此而失去旭日東昇的機會，更有可能產生排擠的推力，將他們推向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而成為他國的人才。換言之，玉山計畫將加速青年人才的流失。青年學者是台灣高等教育人才庫的地基，玉山計畫漠視山腳下地基的流失，卻企圖在山峰打造空中樓閣，渾然不知「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的根本大計。
教育部次長姚立德在回覆筆者以血鑽石譬喻高教人才的階級兩極化處境時指出，教育部的資源非常有限，目前只能做到「點上面的突破」。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教育部的決策者，完全缺乏從整體結構面檢視台灣學術環境惡劣的視野，只求立竿見影、短期速成，希冀以撿現成的方式，將1000位人才抽離出脈絡，給予高額獎勵，以營造台灣學術水準迅速提升的假象。
教育部政務次長姚立德。（資料照，顏麟宇攝）
事實上，玉山計畫期待以單點突破的方式來提升台灣的學術水準，犯了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謬誤。這個計劃妄想將56億金錢投注在國內外共1000個原子化的個別學者身上，就可以讓台灣學術提升到國際水準。殊不知每一位學者的學術成就都需仰賴長期合作的研究團隊、隱形學群的交流激盪、學術評鑑體制和出版標的的合理性等條件的支持。忽略了這些結構性條件，即便能夠招攬到1000位國內外頂尖學者在台短暫停留(目前玉山計畫以3年為一期)，在有限的時間內，他們如何可能培養出本土的研究團隊，或在台灣學術社群網絡中塑造良好的溝通情境，或突破不合理的績效評量和學術評鑑制度?
Michael Polanyi在「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一書中曾指出，學術研究需要學術社群長期的身體化默會知識作為背景，才能孕育水漲船高的研究亮點或人才。如果缺乏這種默會向度，即使有國外頂尖人才來台，試圖進行主題式的個人秀，恐怕將會化虎不成反類犬，難以讓學術在本地深耕和生根。更何況，玉山計畫所動用的資源來自臨時預算，而根據往例，教育部決策者的人事更迭快速(林全內閣已總辭)，政策常政隨人轉，玉山計畫預算是否能常規化，仍在未定之天。不確定性高的獎助讓人才難有恆心，這將使玉山學者成為短暫停留的過客，無法為台灣學術培養出深厚的背景，當獎助終了時，他們也將人去樓空、船過水無痕。
玉山計畫另外一個重大謬誤就是，以中央化集權的方式推行學術的市場化、商品化。中央集權將以行政權力從上到下貫徹掌權者的選擇性偏見。或者讓學官兩棲的學閥體制在高教現場主導資源配置，以強化學術山頭或派系，成為超穩定結構。換言之，以國家直接介入或分派給代理人操弄的玉山計畫，不可能符合市場的自由競爭、選人唯才機制，它只有可能是以市場之名，行行政獨裁之實的詐術。君不見，7年前的彈性薪資方案，就是一場在攬才、留才的煙幕中，坐實學閥權力佈署與利益加權的勾當。在沒有根本鬆動此結構之前，玉山計畫料將加碼演出。
最後，筆者認為，玉山計畫最糟糕的預設謬誤就是，胡蘿蔔的誘惑足以發揮攬才、留才的效果。用國家介入的方式，以大量金錢為餌，讓學者待價而沽。這種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古典制約論，把學者等同於看到食物就會流口水的「巴夫洛夫的狗」(Pavlov dog)，卻忽略了一個學者在學術上安身立命的重大抉擇，所在乎的諸多非物質因素，如尊嚴、認同、安全、意義、價值或自由等。這些精神或心理層面的重要性，是金錢無法取代的。反之，為錢而來的學者，少了精神或心理層面的支撐，不太可能會有深度的熱情和長期的承諾。總之，把物質資源投注在高教的基礎建設和未來人才的永續經營上，並建構友善的非物質條件，方為當今台灣高教的上策。
＊作者為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