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四與我4》作好逃亡墨西哥的準備 我的彰化同鄉呂天民夫婦

「雖然工作尚稱穏定，那時我還沒有（美國）公民身分，台灣又回不去，我把證件交給他後，去書店買了一本《如何以三百美元在墨西哥活一個月》的書，打算如果萬一被查出，美國呆不下去，我就到墨西哥去。」
事隔四十多年後，往事說來輕鬆，事實上那件事的確帶給他非常大的心理不安，但他義無反顧說，如果歷史重演，他也會做同樣的事情。
他就是提供證件讓刺蔣英雄黃文雄離開美國的呂天民，也是刺蔣當天晚上，讓黃晴美和兩個稚齡子女夜宿他家；更是黃晴美每次從瑞典回美國探望坐牢中的鄭自才必定由他接機，並住宿他家的呂天民；刺蔣事件過後，黃晴美一度考慮到子女的安危，提出託孤之請，並慎重其事簽訂受託撫養合約的，也是呂天民夫婦。
家住彰化的呂天民，1938年出生，父親呂木火在北門口開設「呂小兒科醫院」，彰化著名的排隊名店「北門口肉圓」，最早是在父親診所外騎樓下擺攤賣肉圓，生意逐漸穩定後，才到附近自行購屋開店。
他的夫人施雪惠也來自醫師家庭，施雪惠的父親在彰化市中華路三角公園旁，第一代的彰化基督教醫院附近，開設「布施耳鼻喉科醫院」。
呂木火醫師和賴和、石錫勳、吳蘅秋等幾位日治時期文化協會成員住處相隔不遠，也和賴和一樣，曾經到過中國，對國民政府有所期待。日本時代後期知道日本遲早會戰敗，疏開躲警報時，就利用時間教呂天民ㄅㄆㄇ，改朝換代後，老師不會講中國話，反而是呂天民的中文程度比老師好。

呂天民的父親呂木火，生前在彰化市北門口開設「呂小兒科醫院」，彰化著名的排隊名店「北門口肉圓」，最早是在父親診所外騎樓下擺攤賣肉圓，生意逐漸穩定後，才到附近自行購屋開店。呂醫師早年因為支持鄰居石錫勳醫師競選縣長，也成為國民黨眼中的黑名單，很長時間被禁止出境探視留美的子女 。(陳婉眞攝)

呂醫師的中國夢很快就破滅。關心時事是很多彰化醫師的傳統，呂醫師也不例外，戰後彰化縣縣長選舉，第一次他支持陳錫卿，第二次以後就轉支持石錫勳，可惜這位日治時代參與文化協會的石老醫師，每選必遭做票，卻屢敗屢戰，是彰化人反抗外來政權的重要標竿人物。呂醫師和其他很多石錫勳的助選員一樣，成為特務長期監視的焦點，呂天民和他幾位姐妹移居美國後，始終不准呂爸爸赴美探視子女。
呂天民於台中一中、成大土木系畢業後，1964年赴美，搭的是二戰期間美國人匆促製造2700台的「自由號（Liberty）」補給船，戰後台灣以廢鐵價買來改裝為貨輪「祥雲號」，從台灣到美國共花了43天，中途曾遇到海上颱風，所幸平安到達。
呂天民很早就投入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現存最早的北美洲台灣人通訊錄（Directory of Formosans in North America 1969），裡面密密麻麻印滿北美洲各地台灣同鄉的通訊地址及電話號碼、中英文姓名等，其中的中文名字都是施雪惠每天趴在地板上的小茶几，一筆一劃寫成後，再由戴振南等人以公司的打字機逐筆敲打地址電話號碼等，再利用公司的影印機印出後，自行裝訂而成，每戶贈送一本，是早期離鄉背井又淪為黑名單人士最重要的同鄉聯絡簿。

現存最早的北美洲台灣人通訊錄（Directory of Formosans in North America 1969），裡面密密麻麻印滿北美洲各地台灣同鄉的通訊地址及電話號碼、中英文姓名等，其中的中文名字都是施雪惠每天趴在地板上的小茶几，一筆一劃寫成，每戶贈送一本，是早期離鄉背井又淪為黑名單人士最重要的同鄉聯絡簿。本頁第三行為黃文雄，最後一行為劉泰英，當時他們都在康乃爾。(陳婉眞攝)

那是全世界反越戰、爭取種族（黑白）平權等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也激發許多台灣人投入反國民黨的運動，呂天民夫婦幾乎無役不與，舉凡到威廉波特（Williamsport, Pennsylvania）向台灣少棒選手加油、抗議日本政府遣送台灣留學生回台受審等。
呂天民最記得，1968年4月5日，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訪美，台灣同鄉到華府向佐藤抗議留日學生柳文卿被遣送回台，包括施雪惠、黃晴美及王秋森的太太張芳子，當時都剛好懷有身孕，大家依舊前往遊行，想不到正好碰到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在前一天被暗殺，第二天全美各地引發暴動，遊行結束後，華府實施夜間戒嚴，外地同鄉只能集中借住蘇金春家中，三名孕婦睡在唯一的一間客房，其他人就地打地鋪，冰箱只剩一杯牛奶，三名孕婦分著喝，這事反而成為大家一輩子難忘的回憶。
呂天民那時擔任台獨聯盟紐約地區負責人，台獨聯盟為擴大組織，聘請張文祺為專職工作人員，他的生活費用就由呂天民、王秋森、張燦鍙及楊宗昌，每人每月捐出80美元，合計每月320元，張文祺則住在聯盟租來的公寓，兼作為聯盟辦公室，在424事件前兩三年之間，由於大家的分工與投入，紐約的台灣人運動蓬勃發展。

2016年呂天民(左一)回台時，和當年四二四事件相關人士張文祺(左二)，王秋森(右二)及鄭紹良(右一)合攝。(陳婉眞攝)

「那個時候對我們幾個人而言，上班只是副業，我們把大部分的時間都投注於台灣獨立運動，每個週末一定開會或辦活動，大概會參加的人，都是到美國後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每個人在各自的專業領域都相當優秀而有見地，也都熱心、不自私、關心國家社會，並願意作某種程度的犧牲。我看大抵會參加台獨聯盟的人，就是有感於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公平、人權等理念很好，希望能把這些價值推展到台灣，促成台灣社會的民主化，這就是我們當時的想法。」呂天民說。
刺蔣事件發生後，當天下午他陪賴文雄開車，載著晴美回家拿衣物，發現桌上放著一把手槍，但沒有子彈，他們把槍帶走，在車子行經一條橋（他已忘了是哪一條橋）時，賴文雄停下車，把它丟到橋下。
幾天後，黃晴美又拿一把比手掌還小的手槍，請呂天民代為保管，呂天民把它放在一個空的花生醬罐裡，兩週後，晴美又要回去，呂天民心想她應該是想放在身邊作為防身之用。那把小手槍後來輾轉從賴文雄手裡交給黃再添，又被黃再添的朋友「借」走，從此下落不明。

呂天民及施雪惠攝於自家。(陳婉眞提供)

「黃文雄不是那種暴力型的人，他只是一個有正義感、反專制的熱血青年，到美國後參加反越戰以及看到各種民權運動蓬勃發展，認為為了撼動台灣的獨裁體制，促進台灣的民主化，值得去做這件事。」
「他最後選擇逃亡，如果是我，可能也會這樣做，直接的原因是他們被關在『大墓』監獄裡常遇到有人要性侵，黃文雄說他差點把對方殺掉；另外，那個時候國民黨政權對美國還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會不會被遣送回台灣送死，沒有人敢預測。」
呂天民是那種外冷內熱的典型，在他平靜訴說的故事裡，我們看到他為了幫忙募款，向服務的公司請了一個月的假，動用了他一切可動用的人脈，募得了八千多美元後，交給負責處理帳務的黃呈嘉。
對於黃鄭兩人最後選擇棄保逃亡，導致台獨聯盟內部意見紛歧，他認為他自己無法做到拿槍去行刺，以及可能赴死的心理準備，「我自己做不到，就不會去批評別人，無論他們怎麼決定，我都給予祝福。」
話說得輕鬆，那個時候可是緊張萬分，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三不五時就去找他，主要是問他知不知道兩人的行踪？台獨聯盟除了黃鄭兩人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暴力份子？要他知道的話一定要誠實舉報。
「他們第一次到我公司找我，我請他們到我家；第二次果真到家裡，逐房搜索，後來他們索性邀請我到他們辦公室，還拿出我們歷次遊行時的照片，他們的資料搜集得相當多。」
所幸後來黃文雄順利出境後，託人把呂天民的證件送到賴文雄的雜貨店，總算物歸原主，但救援424事件這事究竟有沒有影響美國情治人員對他（是否具有暴力傾向）的印象？以及他申請美國籍時，是否成為美方考慮的因素之一？呂天民不知道，只感覺他太太申請入籍時比他順利得多，呂天民直到1976年才成為美國公民，在那之前的生活總覺得七上八下的，精神壓力相當大。
黑名單解禁後，他曾返台，正逢環保署投入1300多億元在全國各地興建垃圾焚化爐，公開招考總工程司，他被錄取。當時署長是趙少康。面試時主考官問他有沒有做過焚化爐，他說沒有，因為他的專業是興建核電廠。面試人員大概認為核電廠更複雜，既然會做核電廠，焚化爐一定沒問題，加上他的各項學經歷比其他人優越，也不問他的政治主張，就錄取了。
環保署任內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趙少康突然想要找世界知名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焚化爐外觀，呂天民和對方聯絡，對方立刻回絕，呂天民以他長期在美國工作的經驗，以及他自稱的「纏功」，終於完成不可能的任務，現在還在使用的新竹南寮，及新北市八里兩座焚化爐外觀就是貝聿銘設計的。
也是在環保署任職時，在一個需要即席翻譯的場合，呂天民找了在外商公司工作的黃文雄妹妹黃勝美擔綱，每小時費用一萬元。「晴美的妹妹勝美很優秀，她也是師大英語系畢業，英語程度很好，翻得很好，卻因為哥哥姐姐的關係不能出國。」
雖然他因聯邦調查局多次拜訪，身分敏感，但他和王秋森算是鄭自才在美國坐牢時，對黃晴美協助最多的，1974年鄭自才特別在獄中各自送他們兩人一幅畫，1991年鄭自才突破黑名單返鄉後，一度想參選台南縣長，呂天民特別把那幅掛在他家客廳16年的畫帶回台灣供鄭自才義賣，共賣了424,000元，「雖然不捨，但是很有意義，是很好的結局。」呂天民說。
呂天民退休後返回美國。2018年，呂天民80大壽的同一年，他在紐約的一個公開場合，在多位台灣同鄉的見證下，以1小時45分鐘的時間，無誤地背頌了圓周率（π）小數點後5,107個數位，並把記錄送到德國Emden市的Pi world ranking list審查，通過後登錄在該組織世界紀錄簿上（自1970年迄今，約有二千多人獲得登錄）。呂天民的5,107目前名列世界第48名、美國第9名，台灣有登錄的最高紀錄是411個數位。
他謙虛的說，平生乏善可陳，會去挑戰圓周率的背誦世界紀錄，純粹只是好玩，也想測試自己記憶力有沒有退化，想不到為自己留下一個小小的驚喜，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和我同行採訪的少年家邊錄影邊嘖嘖稱奇，佩服不已。
回顧歷史，無論過程多麼曲折紛擾，424事件在台灣近代史上，既是一件石破天驚的感人故事，在逼迫獨裁者做出讓步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貢獻；最重要是讓國際社會知道台灣人追求自由民主的決心，以及那一代人敢於挑戰獨裁統治、不惜犧牲的付出，成就了一個最可貴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