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四與我5》護花三劍客

1964年，黃文雄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的獎學金前往美國，同一年，鄭自才也從卡內基美隆大學取得碩士學位，隨即和黃晴美結婚，並因工作的關係，從匹茲堡搬到巴爾的摩。
隔年，他們的女兒鄭日青出生，鄭自才在紐約知名建築師Marcel Brueuer事務所找到工作，他們先搬到紐澤西的Mutuchen，不久又搬到紐約市皇后區的 Jackson Heights。
（巧合的是，十年後美麗島大逮捕不久，由許信良倡議發起的「台灣建國聯合陣線」辦公室，也在Jackson Heights，聯合陣線曾發表一個成立宣言，揚言要用一切手段讓國民黨這個罪惡政權從地球上消失。後來因為種種因素，聯合陣線原班人馬擴充後，改到洛杉磯辦理《美麗島週報社》。）
黃文雄則在1966年取得碩士學位後，轉往康乃爾大學攻讀社會研究所博士班。
直到1970年刺蔣事件發生時，兩人的住所仍如前述。
雖然刺蔣事發當天，許多同鄉紛紛動起來，開始準備救援及募款等事宜，當晚基於安全的考量，黃晴美和兩個子女夜宿在呂天民家中，並未回到 Jackson Heights 的公寓，但在紐約的三位同鄉楊啟明、戴振南及邱南勳並不知情，他們自發的帶著木劍（木棍），到黃晴美居住的公寓周圍徹夜巡邏，幾天後看看沒什麼可疑人物，這護花三劍客才撤崗。

刺蔣事件發生時，鄭自才和黃晴美租屋在紐約皇后區 Jackson Heights 的這棟公寓，事發頭幾個晚上，為了黃晴美的安全考量，紐約同鄉自動組團徹夜巡邏，以保護黃晴美和孩子們的安全。(陳婉眞攝)

楊啟明是「跳船」滯美的非法移民，那個時代常有一些對國民黨政權不滿的人士，特別設法去當遠洋漁船船員，船抵美國上岸後即開溜並滯留在美國。有別於搭飛機赴美後非法居留的「跳機」者，逾期不歸的船員就被稱為「跳船」者。
很多早期的熱心同鄉都對楊啟明印象深刻，說他身材魁武，為人熱心，在以留學生居多的台灣同鄉會中，他古道熱腸，很受同鄉歡迎，台獨聯盟也很想吸收他入盟。
訪問時有幾位同鄉都告訴我說，蔣經國被行刺，舉槍的不是他，反倒是看起來清秀斯文的黃文雄，的確大出一些紐約同鄉的意料之外，楊啟明心中一定也無限懊惱，因而自願充當護花劍客。可惜他很早就過世了。
邱南勳是屏東的醫師家庭長子，對台獨運動非常熱心，出錢出力，刺蔣事件發生後他不但捐款，還自動擔任夜巡工作，可惜因為家人擔心他的安危，極力反對，只得慢慢淡出，只是十年後謝聰敏赴美不久，竟和他妹妹邱幸香相識並結為夫妻，兄妹都不顧家庭反對，堅持做對的事。
至於戴振南，他於1932年出生，2019年訪問時，他已高齡87歲。
他從二二八事件談起，1947年二二八事時，他剛好到汐止拜訪小學的日本人老師，回程走到火車站附近，看到馬路兩邊停著好幾部卡車，兵仔排在路的兩旁，附近居民全被趕到路邊草地上，有的人身穿短褲，還有歌仔戲演員臉上厚厚的脂粉都來不及擦掉，每個人面露驚恐，有人邊發抖邊喃喃的唸「阿彌陀佛」。
15歲的他也被趕到人群中，坐在草地上的時間長達一、兩個小時。軍隊不時向遠方橋下掃射，只要是會動的都遭到子彈射擊，連農民賴以維生的耕牛也被射死。
草地上的鄉民不斷以各自的方法祈求上帝或神明保佑，地方士紳不斷協調，終於達成協議，鄉民必須刣猪公宴請士兵，才免於遭到殺戮，戴振南也才得以安全返家。
「我對中國兵的印象非常惡劣，我是新竹人，新竹高女旁邊有一條水溝，兵仔竟然無視女學生在上課，一個個跳進水溝裡洗澡。
日本時代哪有人家裡在鎖門的？中國人來了以後，搶銀樓是常有的事，中國兵處理的方法就是立刻把嫌犯抓到銀樓門口，或是公園口，當眾槍斃示眾。
我考上留學獎學金時，美國大使館的面談很快通過，教育部那一關還要送紅包才放行，我當助教一個月薪水八百元，紅包就被他收了三百元。讓我想起日本人老師說的話：『中國是一等大國，卻有三等國民，這樣的國家不可能強盛。』」戴振南說。
為了逃避令人厭惡的國民政府統治，他把妻女留在家裡，於1963年，單槍匹馬一個人赴美留學，先到密西西比州攻讀碩士。
那個年代的南方各州種族問題很嚴重，黑人（為避免歧視，目前改稱為非洲裔美國人）在電影院或公車上只能坐後面，有很多場合甚至拒絕黑人進入的，他入學的第二年，學校收了兩名黑人學生，入學時要有警察保護才能順利進入校園。
雖然歧視黑人，對於來自亞洲的黃種人倒是不會，「這就是他們所謂的『Southern hospitality』（南方的熱情好客，最初有種族歧視的含意，也有挖苦南方蓄奴之意）。」戴振南說。
密西西比州當時也實施禁酒令，「表面上說禁酒，其實是很『假仙』啦，學校旁邊就有酒店，學生會去買酒回學校喝，被警察查到就把酒倒掉，酒瓶乾乾的，所以叫『dry state（禁酒州）』。」
1966年，戴振南博士課程修到一半就到紐約的瑞士藥廠上班。
那時台灣人同鄉社團在紐約租了一間兩房一廳的公寓，提供外地前來紐約的台灣人暫時棲身之所，每晚住宿費美金2元，暑假來打工的、換工作或前來旅遊、開會的⋯⋯，都可去住，人數最多時連客廳都架上行軍床，睡了十多人。
他們把那裡名之為Formosan Club（福爾摩沙俱樂部），他到紐約第一晚就住那裡，想不到不久後他就積極投入同鄉活動，成為美東台灣同鄉會會長，Formosan Club 也歸他所轄。
俱樂部所收費用是同鄉會收入來源之一，也是海外台獨勢力集結方式之一。
到了1970年，以留學生為主的台灣獨立團體才正式結合成「世界台灣獨立聯盟」。聯盟設了一個「7up」制度——盟員每月應繳交薪資的7%以上給組織，戴振南也自然而然成為盟員。
他也曾和王秋森及鄭自才三人自組搬家公司，三位碩博士們自己擔任卡車司機及搬運工，賺取勞力所得，提供作為建國基金。
他積極參與各種遊行、示威；組織工作；募款；同鄉聯誼等活動，導致他的妻女及家人被禁止出境，他也無法返鄉，駐外代表處人員告訴他說，除非他寫悔過書，或許可以考慮通融，他拒絕了，換來的是他太太申請出境時，護照被蓋上大大的「免議」兩字。
他在台灣的哥哥曾經為此去詢問何以不讓家人出國，對方沒好氣的回說：「因為戴振南叛國。」
直到20年後，幾經努力，全家才得以團聚，離台時還在襁褓中的女兒，再見面時已是二十歲成人。
戴振南謙稱自己是台獨的步兵，為聯盟從事各項草根基層工作，也曾去「策反」台灣同鄉聯誼會等國民黨外圍組織；學開槍更是必要的，因為那個時代武裝革命思想當道。
424刺蔣事件發生時，海外台灣人士氣大振，雖然募款辛苦，大家無怨無悔；即使後來黃文雄及鄭自才棄保逃亡，以及後續的一些紛爭，戴振南還是覺得他們很勇敢，當鄭自才從瑞典被引渡回美服刑時，有十多人前去接機，他是其中之一。
「鄭自才從獄中寫信向我道謝，提到須要一些費用，我趕快寄給他，可惜獄方規定最多只能寄20元。」
「他剛被捕時，我和楊啟明及邱南勳想到晴美一個人帶兩個小孩，怕他們有危險，我們每天晚上帶著木劍（木棍）去他家巡邏，兩、三天後看看無事才不再去。」
對照於同鄉們的犧牲睡眠保護黃晴美，愛開黃腔的台獨聯盟主席蔡同榮，424當天一早載鄭自才到示威現場後，即以找不到停車位為由，未參加遊行；黃鄭兩人被捕後，同鄉迅速集合討論如何展開救援工作時，蔡同榮竟然當眾說，黃晴美晚上沒有男人作陪，會不會睡不著覺啊。令眾同鄉當場儍眼，蔡同榮這句話也成流傳半世紀的經典「金句」。
戴振南個子不高，人緣卻很好，雖然因為積極投入同鄉會活動導致妻女長期無法出國團聚，很多大方的白人女孩紛紛向他表示好感，可見他的高人氣。
為了加強同鄉對台灣人作家作品的認識，他和同事吳福明兩人趁下班時間，利用公司的影印設備，裝訂了好幾十本《台灣作家選集》分送各同鄉會，戴振南把一本保留超過半世紀的選集送給我，我翻開他們辛苦裝訂的書，依舊能感受到他們辛苦付出的背後，是對故鄉無限的期許與關愛，而那些文章，至今還是很好的鄉土教材。
早期第一本台灣同鄉會通訊錄，也是由呂天民的太太寫中文名字，再由戴振南拿到公司，利用公司的打字機逐一打字後再影印編輯成冊，成為同鄉間聯絡的重要通訊錄。

現存最早的北美洲台灣人通訊錄（Directory of Formosans in North America 1969），裡面密密麻麻印滿北美洲各地台灣同鄉的通訊地址及電話號碼、中英文姓名等，其中的中文名字都是呂天民的夫人施雪惠每天趴在地板上的小茶几，一筆一劃寫成後，再由戴振南等人以公司的打字機逐筆敲打地址電話號碼等，再利用公司的影印機印出後，自行裝訂而成，每戶贈送一本，是早期離鄉背井又淪為黑名單人士最重要的同鄉聯絡簿。(陳婉眞提供)

1968年，日本發生留學生柳文卿被強制遣返事件，美國台灣人到日本大使館示威抗議，戴振南也參加了，當時的日本首相是佐藤榮作。
來自高雄旗山的柳文卿在台灣就讀師範大學體育系，是位體育好手，在日本留學時秘密參加「台灣青年」活動，自從遭調查局人員鎖定後，國民黨政權便有計畫性地要偷偷將柳文卿逮捕回台。
1968 年 3 月 26 日下午 4 點，柳文卿到日本入出國管理局辦理護照延期手續，卻突然遭到日本警方羈押，在被禁止打電話求救的情況下，被告知隔日就要遣返台灣。​
台獨聯盟人員後來才知道，原來國民黨政權和日方以外交手段，要求以在台灣抓到的 30 名日籍煙毒犯，和日本交換 1 名海外台獨人士，柳文卿就是這樣被換取30名日本煙毒犯返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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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後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兵分三路救人：一隊去收容所，一隊去機場，一隊去法院。其中黃昭堂率領盟員前往羽田機場，和日本警察大打出手，有些人甚至從看台直接跳到停機坪和警方搏鬥，個個被摔得鼻青臉腫，為了拖延時間送醫，柳文卿當場咬自己的舌頭企圖自盡，並滿口鮮血高喊：「台灣獨立萬歲！」最終柳文卿還是被日本遣送回台並被軟禁。

1968年國民黨政權和日本政府的換俘交易:以十名煙毒犯，交換一名台獨聯盟盟員柳文卿回台受審，柳文卿咬舌抗拒，台灣人強力抗爭，引發國際輿論譁然。(照片取自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網站)

​1968年4月7日，在美國的台獨組織向日本駐華府大使館發動抗議遊行，而這一連串的海外聲援，讓國民黨的濫捕惡行，被國際媒體廣爲報導。日本從此未曾再遣返台獨人士。
戴振南說，那場示威，華府警察局派出摩托車隊沿路護送，讓他既意外又感動，明明是示威的隊伍，造成警方額外的人力負擔，警方竟派那麼多警力隨隊保護，這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啊。
回首前塵，從半世紀前走過二二八的陰霾後，無數和黃文雄、鄭自才及戴振南等人一樣的台灣優秀留學生，為了讓故鄉更好，各自以各種辛苦而看起來或許有些笨拙的方式，一步一腳印的推動故鄉政治的變革，加上島內許多人的努力，才有今日民主台灣的成就。

黃文雄在康乃爾大學時，前總統李登輝也在同校。李登輝常邀請台灣同學到他家吃飯聊時事。左一黃文雄,左五李登輝。(旅美同鄉提供)

我常想，民進黨執政這十多年間，如果肯在文化教育改造上面多花些功夫，把以前國民黨的洗腦教育內容改掉，讓年輕人知道台灣近代由威權走向民主的道路，是如此活生生的、是無數人流血流淚流汗換取來的，選舉時應該就可以不必選得那麼辛苦了吧？如此劣跡斑斑的百年政黨，還能存在於現代台灣社會，簡直是民主之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