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親情和高壓之間──「照顧家暴」年達500件，防治及安置的4大挑戰

文字／曹馥年；攝影／楊子磊、陳曉威；設計／黃禹禛；核稿／梁玉芳；責任編輯／張詩芸

近5年，台灣的老人家暴案件成長幅度超過50%，過半案件的施暴者是子女或孫子女。案件成因複雜，但值得注意的是「照顧家暴」年約500件，且持續增長──承擔照顧重任的晚輩，因不堪負荷，從最無微不至的照顧者，成為傷人甚至殺人的奪命者。

這類超出「照顧極限」引發的案件，雖同樣都屬家暴，但與伴侶家暴、虐兒案件的脈絡和行為樣態截然不同。令人憂心的是：現行的家暴處遇流程能否能適用「照顧家暴」？長期的照顧壓力讓親愛的家人失控；通報家暴後，後續的政府介入安置，又未能兼顧長照家庭的獨特需求。當源自親密關係暴力而立的《家庭暴力防治法》遇上型態、成因大相逕庭的照顧家暴案，現行的防治體系、司法裁量與處遇方式，得儘速與時俱進。

當日本記者松浦晉也回神的時候，他已重重打了失智母親一巴掌，滿地都是媽媽喊餓、從冰箱翻出撒了一地的食品。母親怒吼：「居然敢打你媽，你這個不肖子！」她緊握雙拳撲向松浦，母子倆打成一團。

原本報導太空科技的松浦晉也，獨力照顧失智母親之後，日子也掉入宇宙黑洞，壓力逐漸將理智吞噬。母親床下的尿漬、地毯上糞便的氣味，不只在生活裡，也在夢裡將他逼到照顧極限。他寫成《媽媽，對不起！獨身中年大叔的照護奮鬥記》一書，比他的星際科普書更大賣。因為這些照顧艱難，打中了日本社會的痛處。

理智斷線、對失能的父母動手的照顧家暴事件，在台灣也逐年增加。據政府統計，每年約有500件因為照顧壓力而起的「照顧家暴」。

照顧家暴中，不善開口求援的「兒子照顧者」

第一線家防中心社工觀察，晚輩對長輩動手的案件，最普遍原因是日常相處摩擦，連「該由誰曬衣服」都能打起來；其次為財產糾紛、或晚輩罹患精神疾病或有藥酒癮等等。而「照顧家暴」已成為不可忽視的現象。

衛福部保護服務司第二科科長邱琇琳表示，近3年開案服務的家暴案件，有7%、大約500件與照顧壓力相關，且件數持續上升。；衛福部2023年12,000多件「卑親屬對尊親屬」家暴通報。每年10多件老人受暴致死案件中，有3成動機為不堪照顧負荷，共通點是過往沒有家暴通報紀錄、相對人坦認犯案，甚至同歸於盡。

保護司進一步分析，這樣的行為人，或因孝道責任，或因待業在家，「順理成章」成為父母的主要照顧者。當中不少人照顧到憂鬱、慢性病纏身，「病人照顧病人」成為長照悲劇引線。近3年開案服務的照顧家暴案件中，男性相對人占7成。參照國內照顧殺人案件的研究（註），可發現行為人以兒子照顧者居多。單身男性照顧者更需要專業支持，也更能保障長輩的照顧品質。

註：國北護長照系教授陳正芬分析2009～2018年20件照顧殺人案件，當中有14名被告為男性，8名是兒子照顧者。台灣高等法院庭長廖建瑜在〈「照顧殺人」法院判決之實證研究〉中分析2000年～2023年62件照顧殺人案件，其中男性被告有38人，當中16人是死者的兒子。

案件背景，源自劇變中的台灣人口結構。嬰兒潮世代的人口紅利結束，30～50歲中生代「上有老、下有小」，肩負經濟與照顧負擔。少子化使家戶人口持續減少，從1991年平均每戶人口數約3.94人，到今年（2024）4月創歷史新低，平均每戶2.52人。數代同堂、能互助替手的照顧模式不再。

照顧裡的性別分工也在翻轉。家總祕書長陳景寧表示，30年前男主外、女主內刻板印象強烈，男性照顧者只占1成，媳婦常得照顧一家大小；如今媳婦照顧者比例下降，兒女照顧者攀升，男性照顧者比例已來到4成5。人數增加中的「中年兒子照顧者」，成長在「男性上軍訓與工藝課、女性上護理與家政課」的年代，很可能在進入照顧現場後，才發現完全沒學過何謂照顧。

由旭立文教基金會成立的「新北市白絲帶學習中心」，已服務家暴相對人13年。旭立社工部主任彭淳英觀察照顧家暴相對人的生命歷程，「有些人會主動跳進照顧角色，有時則是回應被照顧者的期待。這個主要照顧者，通常不是被照顧者最親近的家人，但一定是這個家庭系統裡公認能承受照顧壓力的那個。」男性晚輩裡，具有長子、獨子身分者，很常在長輩倒下後獨攬照顧工作。

彭淳英說，照顧者的支持系統薄弱，家暴風險因子就升高。當晚輩的認知、期待，跟不上長輩衰老速度，也易起衝突。男性照顧者習慣獨力解決問題，較不善於求救與訴苦，也較缺乏壓力調節管道，就她的服務經驗，照顧家暴中，動手的男性確實高於女性。

彭淳英陪伴過的相對人中，46歲阿傑（化名）是主動擔負照顧責任的類型。當高齡父親中度失智，阿傑懷抱「長子要照顧爸爸」責任感辭職，卻發現自己完全沒準備好要面對快速退化的爸爸。某天出嫁的妹妹返家，發現父親身上有瘀青，阿傑說不出原因，妹妹果斷帶走父親並聲請保護令。

阿傑否認打爸爸，覺得妹妹的反應猶如控訴他照顧得不好、抹滅他的辛勞。「他非常在意『妹妹因為我照顧我爸而告我』，情緒低落又焦慮，」彭淳英說。

阿傑最後被法官核發「遠離令」，不得接近改由妹妹照顧的父親。白絲帶中心安排阿傑參加紓壓團體，下一步，是陪他尋回擔任照顧者之前的生活。

偏向情境式暴力的照顧家暴，確實與傳統家暴的代間傳遞、權控結構等樣態迥異。陳景寧與家總社工陪伴許多在照顧壓力下動手的照顧者，最大感觸是，當前的法律只看得見有形的傷痕，看不見無形的「照顧壓力」：

分攤照顧負荷，政府還能做更多

為何有些照顧者使用了政府的長照資源，還是無法有效分攤照顧壓力？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教授陳正芬說：「（關於長照）政府確實做很多，可是對這種照顧密集度很高的照顧者，我們必須很謙虛地說，做得還不夠。」

「不自己照顧就是不孝」的觀念根深柢固，連專業者都無法擺脫。陳正芬曾擔任某居家服務單位外部督導，有社工提問：「老師，我們是不是替代了家庭的責任？」她答：「每週有168小時，居服入家不到20小時，你只是在支持這個家庭，而非替代。」

陳正芬說，照顧悲劇常在照顧者有急性醫療需求時發生：

家總作為照顧者與公部門間的橋梁，陳景寧看見30年來深入親密關係暴力與兒虐議題（註）的家防系統，正面臨隨高齡化而來的「照顧暴力」的挑戰。

註：1993年，鄧如雯殺夫案催生《家庭暴力防治法》，家暴防治長期著眼親密關係暴力與兒虐議題。

邁向超高齡化社會，家暴防治面臨更嚴峻挑戰

從社政、衛政到司法，台灣的家暴及相對人處遇，正在與快速變老的社會賽跑。（註：我國老年人口（65歲以上）占總人口比率已於2018年超過14%，成為高齡社會；預計將於2025年超過20%，邁向超高齡社會。）

挑戰1：國內欠缺受暴長輩驗傷機制

「為受虐長輩驗傷，是老人保護工作中的一大難題，」新北家防中心主任許芝綺表示，長輩身上的傷可能來自於挨打、自撞、健康因素與藥物（註）等複雜成因，當相對人說法與長輩傷勢不一致，長輩又因衰老、疾病無法表達，就有賴驗傷釐清真相。但國內具備受虐長者驗傷專業的醫師有限，也欠缺「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這樣具備完整驗傷診療制度的專責單位。

註：例如當血小板低下，就可能自發性出血或浮現瘀青；骨質疏鬆可能造成骨折；服用抗凝血劑也可能導致瘀青、出血副作用。

因此，現在各縣市老人保護社工除得增補對「照顧負荷」的知能、與長照單位更緊密合作，還會請醫師幫忙上「老人傷勢成因」的認知課程。

高雄市是少數建置「受暴長者驗傷機制」的縣市。高雄家防中心主任黃慧琦說，受虐長輩適用社會局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合作的「成人保護案件驗傷醫療整合計畫」，視其傷勢，轉介皮膚科、病理科、外科等相關科別驗傷。

挑戰2：受暴長輩安全計畫評估無統一量表、家外安置床位難尋

對於兒虐與親密關係暴力，社工能透過統一的量表工具（註1）檢視被害人面臨的危險因子，判斷如何納入協助資源，甚至將被害人移出安置。但受暴長者的安全計畫評估（註2）無統一量表可循，得從傷勢、照顧資源、其他目擊者說法等綜合判斷。

註1：兒虐案件為「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SDM）」；親密關係暴力須以「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評估是否為高危機個案。

註2：台北市等部分縣市目前採用「非親密關係危險評估量表（DA）」協助判斷，但量表中的問題須由社工詢問被害人，若被害人無法言語或記憶混亂，恐難有效做答。對於疏忽照顧導致的虐待，衛福部也委由中山醫學大學發展完成「台灣老人疏忽辨識工具」，當發現老人遭疏忽照顧，可轉介對應資源。

當社工判定長輩有危險，會緊急安置到養護機構、護理之家或醫院。老人福利聯盟祕書長張淑卿指出，有時候家屬的身心狀況已經不佳，卻不願長輩被帶走，因此對於機構照顧品質的要求，有時標準會高於一般家屬，「（對機構而言）俗話叫做比較會找麻煩。」機構面對合併失能、失智等不易照顧的長輩、又要應對帶著許多情緒的家屬，深怕被投訴、提告，索性不收案，導致安置床位長期緊缺。

衛福部保護司指出，已與長照司、社家署與管理榮民之家的退輔會協調，未來透過機構評鑑加分，鼓勵機構保留緊急安置床位。

張淑卿亦指出安置費用的弔詭：受暴婦女緊急安置費由國家埋單，受暴老人僅由國家代墊，事後向當事人或家屬追償。同樣是受暴的國民，這樣的對待並不公平。

挑戰3：法庭時間有限，透過社福窗口才能理解「照顧者相對人」？

部分照顧者與專業社工，抱怨法官不能理解家庭照顧者的辛苦與創傷。但是，「能有多少時間理解一個案子，牽涉辦案期限，」台北地方法院家事庭庭長李莉苓說明，以北院家事法庭來說，法官手上平均每月有150～200個未結案件，開庭之外還得花大量時間看訴訟資料、寫判決，新案還不斷進來，每週大概只能撥出2～3個半天開庭。

她解釋，通常保護令需在收案起4個月內審完，若須當庭詢問證人，可能會開到半小時；若情節清楚，的確可能15分鐘結束，畢竟後面還有好幾案在等。對於保護令案件，法官要確認的是「暴力事實是否構成」，因此僅對家暴事實精準提出問題，當能做出判斷，就不會多問，一件通常保護令一般只開1、2次庭。

李莉苓說，她知道照顧暴力案件的相對人有委屈與無助，這需由社政協助，無法在保護令的法庭上讓他們娓娓道來。保護令的意義，並不在標籤與責罰相對人，是希望透過處遇計畫改善家人間的相處，避免暴力再現。司法院少家廳長謝靜慧則表示：

謝靜慧舉例，各縣市政府會委託民間團體，在各地方法院設置「家事服務中心」、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這兩個社福窗口。由於親密關係暴力、親權案件長期占家事案件大宗，因此提供服務的單位也以深耕婦女、兒少權益的團體為主。當老人與長照接受者的受暴議題浮現，地方政府或可請熟稔老人福利、家庭照顧者的團體共同協助；未來委外時，投標的團體就能以多元化的服務知能，因應社會變遷。

挑戰4：相對人處遇課程未個別化

保護令相對人處遇計畫（註1）的輔導課程常採「團體治療」（註2），將不同家暴樣態的相對人集中上課，但課程執行者未必具備長照知能。陳正芬指出，「照顧者無法放下被照顧者來上課；而且也會跟我們反映，他又不是會打老婆小孩的人，上課有什麼用？」

陳正芬建議，應給予照顧家暴相對人個別與團體課程，例如參考長照司正在執行的家庭照顧者到宅照顧技巧指導，派專人入家一對一指導照顧技巧、說明危急時有哪些配套資源；團體課程應將同樣有照顧議題的相對人排在一起才會見效。只是，照顧者去上課時誰來替手照顧？仍然暫時無解。

註1：根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處遇計畫包括：認知教育輔導、親職教育輔導、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及其他輔導、治療。

註2：衛福部心理健康司表示，根據2023年的司法院統計報表，保護令核發的相對人處遇計畫中， 認知輔導教育的占比最高，為77.8%。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於安排執行時，以團體處遇為主，也會視個案情況改採個別處遇、會談方式；適時引進長照、社福等網絡資源。

從社政到司法，都得動起來、跨領域尋找解決之道

「親密關係暴力案件曾是家暴致死案件的大宗，推行防治方案多年後，親密暴力下降，老人受暴死亡卻開始浮現，」衛福部保護服務司科長邱琇琳說，當發現部分案件與照顧負荷相關，保護司密切與長照司、心健司合作，中央也委託學者研究案件成因。

邱琇琳說，老人受暴不像兒少、親密關係暴力那樣有典型且具體的風險因素。若老人家明顯受傷，當然是立刻處置，「疏忽照顧」就比較模糊──是照顧者刻意疏忽、照顧技巧不足、或經濟拮据導致？由於經驗和研究還不夠具體，目前先採用checklist（註）評估開案與否。

實務上的另一為難，是老人家與照顧者之間有很多情感糾葛，或以「家醜不外揚」拒絕社工介入。當事人的排拒、孝道觀念的綁架，外界資源進不來，就如同日本形容的「無人知曉的房間」，成了壓力鍋；當傷害造成，沸騰的鍋蓋才被掀開，但一切已經太晚。

松浦晉也對母親動手之後，向遠在德國的妹妹求助；妹妹為他通報日本的社區長照專員。政府體制的回應並不是將松浦列為該受罰的暴力犯，而是引入政府照顧資源，入住團體家屋，對松浦晉也說的第一句話是：「您辛苦了，我覺得您真的夠努力了。」接下來，讓專業接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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