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國家主義將成為罪魁禍首！」北京加強干預、否決過往成功模式 《外交事務》：中國經濟放緩不可避免
隨著過去數十年來中國經濟穩定成長，支持者將中國視為自由經濟及政治的對照及對抗手段。然而，自2013年以來，中國政府對經濟成長採取國家主義的觀點，對國家安全議題的執著讓國家武器化，犧牲民營部門的利益，中國政府背叛並否決過去的成功模式。美國期刊《外交事務》指出，中國經濟正為此付出代價，中國經濟放緩不可避免。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指出，中國及美國制度之間的對比及不同的表現引發人們質疑西方自由市場及自由民主模式，也許正如一些觀察家認為的那樣，中國的經濟奇蹟可能是西方成功替代劇本的證據，從這種觀點看來，中國的崛起得益於國家主義的力量、儒家思想的智慧、民營部門效率的巧妙結合。由於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始終維持在每年平均9%，標準經濟學的基本要素受到質疑，從中國文化的觀點來看，或許市場金融、法治、財產權都不必要。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成長放緩及資本外逃尋找海外避風港，這些論點近來變得較不可信，光是今年8月，中國的資本外流就達490億美元，中國資本家也因擔心自身安全及財產安全而離開。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下，中國國家主義達到頂點，中國的經濟成長嚴重搖搖欲墜，這暴露政府日益嚴重的干預主義造成的影響。
中國經濟的成功與倒退
許多人試圖利用中國當作國家主義的廣告，但中國的經濟成功其實與之無關。儘管儒家思想及國家主義是中國制度的長期特徵，但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是1978年時任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啟動經濟改革計畫後才開始，這些改革在許多方面都完全傳統，慢慢向世界開放中國市場，允許更多的企業成立，減少政府的價格控制及國營工業的私有化，這些改革的集體效果是削弱國家權力。
"The general architect of reform and opening, Deng Xiaoping": Chinese propaganda poster from 1991.
Part of the Landsberger collection: https://t.co/yQYDssfG12 pic.twitter.com/40y3F5RFCr— Jonathan Chatwin (@jmchatwin) February 22, 2022
《外交事務》指出，中國經濟奇蹟的出現是因為政府退出了計畫經濟的制高點，為市場經濟留出空間，經濟國家主義（economic statism）並不是中國經濟的救星，而是對其生存的威脅，對於1980年代中國經濟顯著成長第一階段的研究可以看出這一點，當時的經濟成長是由小規模農村創業所推動，數千萬出身平凡的企業家建造工廠，讓中國有了大量耐用消費品、建築材料、食品、勞動密集產品。
當時的中國政府支持或善意地忽視自發且自下而上的大量農村創業，改革派領導階層並未扼殺它，這一點值得讚揚。《外交事務》指出，中國經濟的起飛是因為國家放手，而不是因為國家干預，中國地區之間的比較也顯示了這一點。1978年以來，經濟表現最強勁的地區是市場化程度最高、國家干預最少的地區，包括廣東及浙江，而國家干預最多的地區深陷高額債務並與較低的成長率抗爭，例如中國的東北地區。
經典經濟理論認為，為了創造有利於經濟成長的條件，企業家需要強大的財產權，但中國從來沒有這些，這助長了「中國的（經濟）成長得益於中央集權金融及產業政策」的神話。然而，對歷史記錄的研究揭示這個假設的缺陷：1979年，中國政府釋放文革期間被監禁的資本家，並將國家沒收的銀行存款、債券、黃金、私人住宅還給他們。這起事件表明，儘管中國從未有過美國式的憲法，但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擺脫了毛澤東的極權主義，從而為中國企業家帶來安全感及信心。
然而，在習近平的領導下，這種情況發生變化，中國資本家再度遭到邊緣化，並遭到騷擾或逮捕，一個極端例子發生在2021年7月，出身鄉村的億萬富翁孫大午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外交事務》指出，表面上是因為他違反土地法規，但其實是因為他直言不諱。中國正在倒退，走向文化大革命，遠離鄧小平的改革。中國企業家也沒忽視這項發展，他們變得不願意投資，並試圖將資本轉移到國外，中國當局非但沒獲得回報，反而為其缺乏法治付出代價。
香港的例子
從1997年英國統治結束到2020年《香港國安法》頒布，香港保留了財產權、新聞自由、法治，許多中國高科技公司都認識到這種商業環境的有利條件，並在香港註冊設立辦事處。儘管許多香港投資者是中國公司，但香港一直是中國最大的投資者。這些公司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是為了獲得香港的法律保障，並享有資產安全，然後將資本投入中國。這種制度性洗錢在法律上模糊，但多年來，中國的務實改革派領導人選擇視而不見，讓中國企業家在中國創業的同時享受香港的法治及市場融資。
創造中國高科技經濟的力量與創造1980年代農村經濟奇蹟的力量一樣，中國的低科技創業及高科技創業都因為自由，集權金融、剝奪香港自治權、退出全球化只會削弱中國企業家及中國經濟成長引擎的活力。
基礎建設的神話
國家主義對於建立中國讓人印象深刻的基礎設施至關重要，但中國政府不願面對的事實是中國經濟早在基礎設施大規模擴張前就已經起飛了。換句話說，中國是在經歷超過20年的快速經濟成長後開始基礎建設，經濟成長促進儲蓄，提高了政府收入及土地價值，並為國家計畫提供資金。
基礎建設有利於經濟成長，但中國對其的迷戀對未來的經濟前景構成威脅。不斷修建公路、鐵路、港口讓中國陷入了不穩定的債務，中國當局選擇以犧牲中國農村的教育及醫療為代價來投資實體基礎設施，這種優先順序已經產生有害影響，例如中國原始農村醫療衛生體系的狀況不佳，這一定程度上解釋了2022年中國當局採取嚴厲的新冠防疫措施，而這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且可能是永久的損害。
相對於其人口規模，中國的人力資本投資也不足，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研究顯示，中等收入國家中，中國勞動力的中學畢業生比例最低。隨著經濟成長停滯，中國越來越可能陷入經濟停滯，如果這種糟糕的經濟表現持續，中國的國家主義將成為罪魁禍首。
《外交事務》指出，中國的經濟成功不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故事，而是漸進務實自由化的故事，而基本上這種實用主義精神在中國已消失。自2013年以來，中國政府對經濟成長採取了國家主義的觀點，政府對國家安全議題的執著讓國家武器化，犧牲民營部門的利益，中國政府背叛並否決過去的成功模式。中國經濟正付出代價，最終只要中國政府在這些基本經濟決策上犯錯，受苦的人就是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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