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衛的起跑線上──四十周年前後緣（上）

1982年，我記得的國外新聞，之一是科幻電影《銀翼殺手》；它的機器人如今已不是科幻，是真實。之二是馬奎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的《百年孤寂》使魔幻寫實風迷一時，後來幾乎在台灣文壇氾濫成災。我記得的國內新聞，之一是228事件最後一批受刑者24人在囚禁35年後獲釋返家（9月24日）。之二是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俄羅斯作家索忍尼辛自美訪台11天（10月16-27）；10月23日我也在台北中山堂台下聽他演講〈給自由中國〉。

那一年是台灣戒嚴三十三年（離解嚴還有五年），我還特別記得林文欽創立了前衛出版社；我則戰戰兢兢為前衛第一批書主編了《1982年台灣散文選》。

前衛創業五書，1983年2月10日於除夕前三日出版，依序為：葉石濤主編《1982年台灣小說選》；季季主編《1982年台灣散文選》；李魁賢主編《1982年台灣詩選》；陳冠學首部散文集《田園之秋》；蘇偉貞主編《愛情人生》（小說選）。

──四十年前，能與四位傑出的文學同好站在前衛的起跑線上，是難得的機緣與榮幸；能與我最敬愛的葉老並肩前行，更是無上的鼓舞與惕勵。遺憾的是，葉老與陳冠學已分別於2008年及2011年辭世。

1.背著沙袋賽跑的三個月

在《1982年台灣散文選》之前，我已於1976年與1979年為《書評書目》社編過兩次年度小說選。為了讓主編從年初開始編選，社方都會在前一年先來約定。我的雲林鄉弟林文欽也很禮貌的先行來電請託，然而卻是1982年9月中旬；編選時間僅餘三個月。

文欽小我十歲，溫和而沉穩，提著兩大袋早已備好的剪報到我家時，特別說明拿到出版執照才敢來找我。

「大姊，麻煩妳了，這是9月之前的剪報，請妳一定要幫這個忙……。」

──三個月編一本年度文選，猶如背著沙袋賽跑，於我是空前（也是絕後）的挑戰。

2.「高」與「王」的副刊時代

1982年是我結束專業寫作轉入媒體服務第六年，每天在「人間」副刊上班七小時。當時兩大報激烈競爭，副刊亦不例外。「人間」主編高信疆，號稱「副刊高」，我們稱他高公。聯合副刊主編王慶麟（瘂弦）號稱「副刊王」，聯副同仁稱他瘂公。當時兩大副刊都以發表名家之作為榮，《1982年台灣散文選》四十篇，「人間」副刊15篇，聯合副刊11篇；於此可見一斑。

相對的，作家也以在兩大副刊發表作品為榮。作家各有脾性，約稿，刊稿，退稿，各有應對之道，其中分寸頗費斟酌。尤其是年輕作家，有些自認才氣過人，時常來電找高先生，要請他吃飯喝咖啡當面呈看其作品。「高公」會在辦公室打電話，卻絕不接電話。「請問高先生在嗎？」接到這類電話，即使高公在，我們也都說：「對不起，高先生不在，你哪裡找？」

舉個我印象最深的例子吧，D先生有段期間每晚來電二十至四十次不等，自稱能詩能文，也能繪畫寫劇本，希望高公多提拔。D先生留了電話，高公卻從不回電。如此狂電一個多月後，D先生竟說已訂好某日國賓飯店宵夜，要高先生與副刊同仁下班後務必賞光。高公知道我們已被「電」得不勝其擾，只好帶著「人間」同仁深夜赴會。

國賓是台灣第一家五星級飯店（1964開幕，最近改建），D先生訂的宵夜也是我們沒見識過的五星級：一個大圓桌十二道菜，中有烤雞一隻。如此排場，真讓人難以消受。

──吃了五星級飯店的宵夜，高公硬著頭皮發表他的詩，此後我們的耳根清靜多了。

在「人間」副刊服務，有時需外出採訪作家，平時無非接電話，回答讀者問題，審核來稿，登記兩大副刊的見報篇目，以及晚上美術編輯貼版後的版面校正。這些相關作業，使我能先讀到許多佳作，也能留意比對各報刊雜誌發表的作品。

接下林文欽那兩大袋剪報後，工作之餘再搜補資料，（1982年在各報刊雜誌發表的散文大約四千篇），一再評比，初步選出168篇，再逐步淘汰為75篇，45篇，最後定稿40篇。之後聯繫作者，書寫逐篇作品的「作者簡介」，「編者的話」，「編選序言」；幸能不負所託，趕上前衛的創業列車。

3.梁實秋與鍾曉陽

《1982年台灣散文選》全書12萬2千字，作品風格各有殊異，內容則兼具文學與史料性。

經過四十年，最近重讀四十篇作品，比較作者生命與作品消長，其間轉折竟如閱讀一部情節起伏的長篇，有些特別值得與愛好文學的讀者分享。

先說1月2日發表於聯副的〈八十歲與八百歲〉，作者梁實秋（1903-1987）那年恰屆八十歲，位居四十位作者之長，內容則探討老與壽的兩難。以下引述這段，即是梁氏兼具史料與文學的佳構。

──「八十年，彈指間事。有許多事不能忘：我十歲的時候剪辮子，有些人還一面剪一面淌眼淚。剪完辮子就趕上袁世凱唆使曹錕部下兵變，大掠平津。再過四年袁世凱作了洪憲大皇帝八十三天。我十六歲時看到張勳復辟，他的辮子兵在北平城裡進行巷戰。我十八歲時正值五四運動如火如荼，躬逢其盛。隨後眼見若干次的軍閥內戰以迄於最後統一。不多久日寇開始侵略，我三十歲那年偽滿成立，三十六歲時蘆溝橋變起，在後方度了八年艱苦的歲月。才喘息不久，大陸變色，我四十七歲倉卒走離北平，四十八歲遷來台灣定居以至於今。回首前塵，感慨系之。」

比梁實秋小61歲的鍾曉陽（1963—），其〈習笛人語〉恰是全書最後一篇（11月13日發表於「人間」副刊），寫的是她在香港讀中學時向葉老師學習吹笛的種種領悟。

──「然而我竟不是學笛子的天才。認明真相後，我心裡非常難過。我甚至不是個庸才，而是個蠢材。跟我學鋼琴一樣，我的節拍略差一籌，對音準的敏感度也不夠，吹起來完全是感情用事。」──

因為這些自覺與多面觀察，她認為蕭、笛、洋琴、二胡較適於男子，而古箏則是女子的：「女子彈箏像私語，三疊愁是她，夜思郎亦是她。一種淒婉處，萬物皆沉靜下來。……」

曉陽從小熟讀紅樓夢，古典詩詞，張愛玲作品，19歲已是一枚老靈魂；〈習笛人語〉 結尾兩段，不止扣人心弦，尤有弦外之音：

──「百般樂器，無論吹彈敲撥，皆不可有表演之心，此心一出，魔障即生，就算多精通也是不成大器的。」──

──「要總結的話，還是要回歸本題。惜笛人說惜笛話，有此兩句：暗紅塵霎時雪亮，熱春光一陣冰涼。」──

1982年，鍾曉陽尚就讀於密西根大學電影系三年級，發表〈習笛人語〉前後更以小說《停車暫借問》轟動海內外文壇。她的作品涵括詩，散文，小說，劇本，多年創作不輟；1992年從香港移居澳洲，目前定居美國。

4.陳一郎與林清玄

《1982年台灣散文選》序文七千多字，其中重點之一是全年發表作品最多及最少的作者。只發表一篇的三位作者（呂欣蒼、夏格、陳一郎），又以陳一郎最年幼（1964年12月生於蘆洲），他入選的〈長廊〉是中央日報與明道文藝合辦的「全國學生文學獎」第二屆首獎；當時18歲，就讀台北高工機工科三年級。他在回我的信中介紹自己：「有人形容我沉鬱，有人形容我消極，不過那些都不是真正的我。我了解自己中庸偏內的個性，只不過時時比別人多一份不同的感觸罷了。」以下是我在「編者的話」之結語：「就陳一郎的年齡來說，他在〈長廊〉中展現的駕馭文字的能力，實在遠超過目前許多近三十歲而在文壇也小有名氣的散文作者。以〈長廊〉這樣的空間來交融三代的親情，尤顯出他選擇題材與切入角度的銳敏精到。對生命交替的體悟早已越過強說愁的範疇。」

然而近些年已幾乎看不到陳一郎發表散文；僅知他後來取得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博士，1988年以〈過街〉入選九歌出版社《七十七年散文選》，目前是明志科技大學特聘教授。

1982年發表散文最多者是林清玄（1953—2019），據說他一個晚上可以寫光一支原子筆。全年發表散文70篇，14萬字；入選的〈籮筐〉是第五屆時報文學獎散文優等獎。「人間」副刊11月15日發表〈籮筐〉之前，也傳來他獲得吳三連文藝獎；是歷屆最年輕的得獎人，且是該獎首次頒給散文作家。

清玄那年29歲，在《時報雜誌》任記者，連得兩大獎，崇拜者劇增。兩位也在報系任職的女子，先後到「人間」辦公室，搭著我的肩低下頭在我耳邊說：「我是林清玄的女朋友。」──然而其中一女子後來移情其長官，清玄遂與另一女子結婚。

清玄婚後吃素。某日我們同赴華西街「台南擔仔麵」晚宴，服務員為我們一一分菜，蔬菜魚肉分到盤子裡他也都吃，我說：「清玄，你不是吃素嗎，怎麼可以吃魚吃肉？」他說：「不聞殺，不見殺，不為我殺，都可以吃。」我哦了一聲。

清蒸蝦上桌了，他說：「妳看，尾巴都張開啦，這是活蝦現蒸的，很新鮮；如果尾巴夾在一起就不新鮮啦。」我還沒哦出聲，他已經笑了：「那是死蝦啦。」於是我又哦了一聲。

許多寫作者都希望寫得快，爆發力與續航力俱強，但能力與希望不一定成正比。清玄不止爆發力與續航力俱強，並且善於經營；出版有聲書，成立基金會，讀者遍兩岸，最後高價遷居台北故宮對面新建的高樓豪宅。隨之而來的是與基金會祕書婚外情及離婚鬧劇不時上媒體，飽受讀者攻擊、退書；身心俱疲只好遠走中國。──他一生出版著作百餘部，得年卻僅66歲。

清玄婚外情及離婚鬧劇沸沸揚揚成媒體焦點期間，有天我在重慶南路偶遇楚戈，互道近況幾句他即慨談清玄婚變的苦境。說著說著，人們慣稱「袁寶」的楚戈突然握著我的手嘆道：「季季啊，我跟妳說，故宮對面的大樓不能住啊，故宮底下的庫房，堆滿幾萬年前的陪葬物，到了晚上，陰魂跑出來透氣，陰氣就都沖到對面去啦，唉，妳看看清玄…。」

楚戈當時服務於故宮器物處，專研青銅器；深入故宮庫房看古物當然是白天。我不知楚戈說法之真假，但清玄陷入苦境確是在住進那棟豪宅之後。

5.楊牧與許達然

葉老催生的《文學界》季刊，1982年1月15日推出創刊號，久違的許達然發表〈東門城下〉，在美國東岸芝加哥回憶他童年時代所見的府城滄桑。1月19日，楊牧於「人間」副刊發表〈冬來之小簡〉，在美國西岸西雅圖描繪一幅中年得子的居家素描。他們兩人，是同年同月（1940年9月）生的東海同屆才子：許達然歷史系，後獲芝加哥大學史學博士；楊牧外文系，後獲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我為〈東門城下〉寫「編者的話」裡也兼及了楊牧。

──「民國五十年左右，文友們都知道東海大學有兩大才子，一個是寫《含淚的微笑》的許達然；一個是《水之湄》的葉珊。後來他們相繼出國。葉珊改筆名為楊牧後，詩與散文更見嫻熟，源源而出的作品，更加奠定了他的才子地位。而許達然，一頭又栽進了歷史研究，久無創作訊息，讓人幾乎以為他不會回頭了。

但是他終於回頭了；在他出國十多年之後。揚棄了《含淚的微笑》時期的唯美與浪漫，許達然的近期散文，深受他鑽研的史學心態所影響，對許多舊事物或新景觀的觀察，採取純然冷靜的俯視角度，面面俱到且能透視到他所體悟的核心。文字也改為近乎不事修飾的粗樸；而這正如粗服亂髮之下的肉身，更隱含著生命掙扎的張力和悸動，十分的撼人。〈東門城下〉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作品。」──

楊牧40歲方得一子，〈冬來之小簡〉四則，其中兩則提到一歲多的「小名」，尤以第四則最為彰顯他心境之澄靜滿足。「入冬以來第二場小雪」，他在書房寫稿，「有時小名會突然跑進來，對著打字機玩一刻鐘，把鍵盤完全弄亂才停；接著又將書架底層的歐洲文學一本一本搬到地上，我束手觀望，毫無對策。我抱他上樓看窗外，問他外面飄的是什麼，他便高聲說道：下雪好！……」

1982年後，楊牧與許達然又出版了許多著作。楊牧於2020年3月13日在台北辭世，2022年8月28日上午安葬於花蓮故鄉東山安樂園內「詩人楊牧紀念園區」；已過中年的獨子王常名，特別自紐約返台，為父親的安葬典禮演奏小提琴送別。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