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控制中復興，在復興中打壓──普立茲獎得主張彥談中國宗教治理

「中國政府有自己的企圖與目標，所有的宗教組織也是。政府希望所謂的傳統宗教組織提供穩定性，但從歷史上來看，政府永遠想要利用宗教，只是不那麼成功。」

很少有一位記者，能經歷這麼多國家的重要時刻。

57歲的張彥（Ian Johnson）是加拿大蒙特婁人，在美國受教育，1986年來到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學中文，遇到台灣解嚴、蔣經國去世；1988年他在柏林，見證柏林圍牆倒塌、東德共產政權的瓦解；1984年他第一次進入中國，自1996年起長駐中國，從學生到記者再到作家，曾是《巴爾的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駐中國的特派記者。30年間雖然尚未看見中國民主化的轉變，但他目睹中國的宗教復興，看見中國在物質與精神間的辯證。

近期他對宗教的研究，寫入《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一書，裡頭提到法輪功與六四，也寫真描繪政府的打壓，在中國一直沒有出版社買下版權。《紐時》對此書的介紹是：「渴望信仰並為生命尋找意義的一般中國老百姓，來不及等待習主席精心打造的中國夢。道教、佛教、儒家的信徒現在被允許

重建寺廟，往昔儀式傳統的記憶再次復甦，被信徒重新帶回中國。」

「帶著Gucci包的女生拿著香」

2月，張彥來台參加國際書展，距離上回來台已是9年前，走在台北第一個眷村四四南村，他拿著手機拼命拍照，像個淘氣的大男孩，張大雙眼，指著道路另一邊的大樓說，他在台北時這大樓就在了，在他眼裡，「台北並非漂亮，卻是有趣的城市。」他說台北從街道到人情處處洋溢著「人的尺度」，而不是北京八線道似的巨大街廓。新書發表的這天，他身上飄著淡淡硫磺味，原來在台北他不是住飯店，而是趕赴老朋友、前《人間雜誌》攝影鐘俊陞在陽明山的家。

記者有各種融入環境的方式，張彥總能在第一時刻找到最適當的距離、最新鮮的眼光，台北的閒適讓他輕鬆地打了幾個哈欠，這是他在中國少有的感受。多變複雜的中國隨時讓人警醒好奇，外派中國的記者總有寫不完的主題，而宗教，是縈繞張彥30年的課題。

之所以選宗教這個題，源自張彥虔誠的基督教徒母親。「22歲去到北京，廟裡是空的，人非常少，道士也少。現在去雍和宮，帶著Gucci包的女生拿著香，這樣的照片是以前看不到的。」張彥見證1987年文革後，中國7成5的廟宇和教堂被破壞殆盡；如今，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卻允許大量修復廟宇，甚至將儒道佛教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形式」發揚光大，山西陰陽先生送葬的道教音樂表演，還登上美國卡內基音樂廳。

30年間，中國成長為2億佛教徒、1億道教儒教的民間信仰者、6到7千萬基督徒、2千萬的穆斯林、1千萬天主教徒的信仰大國，光基督徒成長人數就已與共產黨員等量齊觀（註）。

註1：對於中國基督徒的人數，各界評估的說法，從7千萬到1億人都有。而根據《新華社》引述中國共產黨內統計，截至2017年底，中國共產黨員的人數為8,956.4萬人。

在張彥筆下，清楚瞧見中國如何成為世界最大的宗教國家，也看見底層市民透過血緣、地緣、業緣組織所串起的信仰組織，人們也許不再信仰共產黨，也談不上要積極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但芸芸眾生卻在巨大的政經局勢變遷中，用各種方法找到心靈的寄託。

打坐、練棍、觀法事，以參與式觀察深寫人物

在為《華爾街日報》、《紐時》工作時，張彥和多數記者一樣，有截不完的稿子，但張彥有規定自己，每個月至少有一星期要離開首都，「不能一直在北京⋯⋯，中國很大，不能老在首都，不能老跟別的記者在一起。」雜著外國口音、卻流利精準的中文，是他融入中國的關鍵。

和許多記者相比，張彥不走「採訪少卻寫很多」的路數，不喜歡主流媒體強調「效果」的模式，他覺得那看不透徹，容易下錯判斷，寧可跟久、採多、寫深。他大量閱讀學術論文、隨時拍照影片記錄、大量的田野⋯⋯這是他書寫厚實的墊腳石。

他的採訪是費時耗神的「參與式觀察」，例如：為了解道教的內丹術，他在浙江金華的山洞裡摸黑體驗打座，每回10天；為了認識道家的哲學思想，他反覆閱讀《道德經》；他跟著香客上北京妙峰山進香，有一次練棍的師傅挑戰他說：「你老問那麼多問題幹麼，應該自己下來練，才會更清楚我們的信仰。」他覺得有道理，於是開始和翰林院師傅練棍，他幾乎每年春節都會回到廟前，舞一場師傅教他的「套路」。

中國的宗教變貌，跟著張彥深厚的田野被寫入了他所工作過的《紐時》、《紐約書評》雜誌（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等媒體，透過他的書寫，讀者系統性地了解法輪功如何在1999年被國家禁絕。張彥交織個體故事與政府政策，從一位入獄並被虐死的法輪功信徒故事出發，他深入山東濰坊的小城，追蹤死者的女兒如何經歷上訪，針對母親被虐死向政府要公道卻又失敗的過程，詳細描繪1990年代興起的氣功，是如何快速被喜愛，又是如何被打壓得奄奄一息。系列報導當時刊在《華爾街日報》，為他拿下了2001年的普立茲獎（註）。

註2：野草—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一書裡的第三部《轉法輪》有更深厚的書寫。

習近平父子的宗教治理觀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敬智認為，張彥能正確解碼當代中國複雜的政治與宗教的糾纏關係，應是他持續被權威當局容忍的關鍵。張彥本身的國籍與文化並未局限他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深刻理解。

2010年開始，他由記者轉型為作者，把更多力氣用在寫書，陸續完成《野草》及《中國的靈魂》，後者的中文譯本是厚達600頁近30萬字的書寫，裡頭他巧思地以節氣為基底，用5個故事貫穿全書，每個節氣裡都有5個敍事主軸：北京的香客團、山西道教的陰陽先生、成都的家庭基督教會、浙江的氣功大師（包括已故的南懷瑾），最後是以習近平為主的中國共產黨宗教政策。他從陰曆年、驚蟄、清明、芒種、中秋寫到冬至，走完這本書，也看見中國數十年宗教的興衰與流轉。

在書中，他歷時性地描述了中國近40年的宗教治理觀，而這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他的父親緊密相連。

文革時代對宗教的整肅，在毛澤東於1976年過世，以及習仲勛被關押再重返政治圈後，有了大的轉變。習仲勛在1982年發布了總長1萬1千字的「中共中央十九號文件」，在這份文件裡，告誠中共黨員不能推行、但也不得禁止某種宗教，並同時呼籲重建寺廟、安置宗教人員。

就在同年，29歲的習近平到了河北正定，他後來在這裡批准正定縣的臨濟寺重新對外開放。書中描繪了這個背景脈絡，張彥也採訪了在臨濟寺的信仰者，這群佛教禪宗的信徒說：「好吧，當然啦，他（指習近平）是不會拿香的。」、「⋯⋯這寺廟是怎麼重建起來的⋯⋯還需要我多說什麼嗎？行動比說話更有力量。」

在甦醒和打壓之間

張彥的英文書寫完成於2017年，書中他對中國宗教的發展偏向樂觀，但張彥說他從2012年開始已明顯感受到政府出手打壓的力道。

2017年9月，中國公布新的《宗教事務條例》，這個新法強調「宗教情感」而不再談「宗教自由」。長期研究中國宗教的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郭承天曾為文解釋，習近平上任後是採取「宗教中國化」的政策，對於外來的基督教、天主教、回教，要求增加「愛國主義」的教育訓練，要支持中國共產黨統治、社會主義制度、維護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

對於過去兩年，中國對伊斯蘭教和基督家庭教會的嚴厲打壓，張彥的感受是：「（中國）政府的（伊斯蘭再教育營等）政策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這個錯誤可能會有幾十年的效應，會創造好幾十年的問題。你不可以這樣壓抑一個人的信仰，用很粗糙的方式壓抑宗教，這會創造相反的效果。」

歷史總是不斷辯證、回歸，時而更好時而更糟。

而此刻的中國相對過往在經濟發展、生活有很大的進步，但另一方面卻持續壓縮宗教團體、公民社會的空間；對個人自由意志的緊縮，讓少數堅持者仍在以肉身對抗。更多內容請看報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