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中擱淺的鯨豚觀察員
2019年,台灣首批50名鯨豚觀察員登船。他們抱著雄心壯志而來,風光加入離岸風電大建設時代,被期待扮演好守護鯨豚的最後一道防線。
當時,我們與第一批鯨豚觀察員一同出任務,看見制度的潛在問題;五年後,我們再次檢視卻發現,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持續迷航。
當人的熱情消磨殆盡,一個接著一個退場;換上一批由船員兼任、或漁民趕鴨子上架的鯨豚觀察員,他們一團又一團的報考線上課程,卻連本土鯨豚辨識都顯得吃力。
當風機在西部海上矗立,原先在海上守望鯨豚的人們紛紛「躺平」,等著掰出一張什麼都沒有觀察到的紀錄表,政府部門也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他們曾經憤怒,無助。我們也才發現,擱淺在岸上的不只有鯨豚,還有守望鯨豚的人們。
完整漫畫請看:在風場守望鯨豚的我們
「一艘查不到東西的查核船」——當制度迷航了
2023年5月2日早上,彰化外海天氣晴朗。一艘娛樂船正緩慢靠近即將開始打樁的西島風場XD-462風機。
這是一艘查核船,船上乘客是海保署和環保署的查核人員,當時的環保署再幾個月就要升格為環境部。而此次查核的目的是:鯨豚觀察員(Taiwan Cetacean Observer, TCO)。
西島風場的環評承諾是這樣寫的:距打樁中心750公尺配置四艘觀察船,每艘觀察船各有4名觀察員輪替。
船在樁位東側2公里遠處停了下來,船上人員紛紛動作,有人佈放水下噪音測量儀器,有人拿起望遠鏡頭對著遠處打樁船、鯨豚觀察船拍攝。目標位置則傳來穩定的「咚轟、咚轟」打樁聲。這天出海的目標之一,是確認鯨豚觀察員、觀察船的數量及執勤情形是否符合環評的承諾。
我國自2019年第一座離岸風場商轉,參考國外作法,於隔年發布《鯨豚觀察員制度作業手冊》,進行海上工程時須聘請鯨豚觀察員即時監看,以免水下噪音干擾海洋生物,在鯨豚進入衝擊區需時發出預警。
「觀察」、「紀錄」、「回報」,是鯨豚觀察員最主要的工作。
依海事規定,娛樂船不能再往前更靠近施工區了。查核人員只能勉強看見海上有4艘鯨豚觀察船在繞行,但觀察員夠不夠?執勤狀況如何?都無法確認。
眼看風浪逐漸變大,船上人員決定啟程返航,前後只在定點待了30分鐘左右。
打樁船天高皇帝遠,政府「登船突襲」還要經過重重申請,就算最後成功登船查核,業者恐怕也早已做好準備。
即便按照規範,在每十支機組打樁作業後,鯨豚觀察員的原始紀錄表應於14天內交給環境部及海保署,海保署也曾在公開報告中坦承,這些表單「有可竄改之虞」。其他離譜事蹟還有:鯨豚觀察員的工作表單設計,每份紀錄表單皆應由個人獨立填寫,但在檢閱鯨豚觀察員的作業紀錄表過程中,多人共同填寫同一份表單、偽造簽名都層出不窮。
五年了,鯨豚觀察員的查核制度幾乎失靈。
五年前就參與推動制度建立的知洋科技總經理湛翔智也坦言:「我們現在壓根不知道現場發生什麼事情。」
「躺平等抄作業」——沒有出現在觀察表單的鯨豚
清晨5點,天剛露出魚肚白,今天風場不施工,海上格外安靜。不用值班監看鯨豚的日子,50多歲的觀察員璋明(化名)照樣帶著望遠鏡、測距尺、單眼相機、食堂供應的三明治,緩緩爬上最高層駕駛艙,遙望渺無邊際的灰藍色海面,等待鯨豚。
等鯨豚的時間感是這樣——一等,一個早上過去,吃過午餐,再等,一個下午也過去了,然後整天什麼都沒看見。實際上,他這次登船月餘,無論是咚轟咚轟的打樁悶響迴盪半天,還是像今天一樣平靜的日子,他都不曾見過鯨豚。
沒見到鯨豚,璋明感到安心,他希望牠們都別進來。
觀察員的職責就是要忍住無聊與孤獨,專注監看。然而只是做好基本工作,璋明在其他觀察員眼中卻成了異類。「(值班時)他們就是在船上打牌、泡茶啦、玩電動玩具(指手機)、看股票……」
打樁船上就像遺世的「海上王國」,業者不在乎,也沒人去管觀察員有沒有專心工作。璋明看到夥伴打混還是忍不住會提醒,「你右前方有一個奇怪的波紋耶,看一下、看一下」,但畢竟只是同事,嘮叨久了難免被白眼,吃飯、休息沒人找,說話沒人聽。
我們好奇,沒在觀察的觀察員,紀錄表怎麼填?璋明也不拐彎抹角的給出答案:「最後就會用抄的。」
海上查核困難重重,觀察紀錄表單又互抄,翻閱海保署的公開報告,甚至發現有觀察員連「手抄」都省略,直接複印表單、簽名了事。
也有知情的觀察員表示,部分業者為了省錢,會安排船員兼任鯨豚觀察員,但都待在艙底引擎室作業的輪機員,「怎麼可能上來(觀察鯨豚)?」另一名觀察員則透漏,許多觀察員會刻意空下表單,「看業主代表的動態或指示,最後再一起抄『正確答案』」,過程幾乎是「躺平等抄作業」。
我們取得某風場的鯨豚觀察員作業紀錄表,多位觀察員記錄下的時間完全相同,有的連經緯度都一樣。
「這在科學上是不可能的。」一位匿名的專家分析,就算觀察員都有對錶,大家看到錶面、鯨豚,再低下頭記錄,也一定會有秒數、甚至分鐘上的誤差;就算是在同一艘船,每個人當下的座標也會有微幅差異。
負責環評承諾監督及查核的環境管理署回覆《環境資訊中心》時,並未正面回應如何確認表單正確性,僅稱「據實登載」是開發單位的責任,如有造假將依法辦理。海保署則表示,若發現書面紀錄有問題,會要求開發單位說明,目前也正在修訂新版「台灣鯨豚觀察員制度手冊」,加強督導現場執行,精進表單品質。
表單造假、人員打混的狀況層出不窮,至於無人機、船隻AIS等方式也有其侷限,無法掌握船艙裡鯨豚觀察員的工作狀況。
海保署過去曾規劃在觀察員工作區增設監視器,並在某場業界會議上提出,但被風電業者、工程單位打槍,認為侵犯隱私。當時在場的台灣鯨豚專家、台大獸醫專業學院副教授楊瑋誠,向我們描述場內的反對聲音︰「從影片裡面如何知道他(鯨豚觀察員)有沒有在認真工作?頂多只能看出他有沒有在位置上。你有辦法拍到他眼睛有沒有張開嗎?」
「看函授、上課飲酒、考試作弊」——入行門檻低
在海上打混的鯨豚觀察員,慢慢被瞧不起。我們不禁懷疑,他們到底是怎樣取得培訓資格、然後上船?
是漁民也是觀察員的阿宇(化名)知道,台灣的觀察員雖領高薪,但在行內「名聲很臭」。
「你沒有你的專業出來,人家當然會看不起你啊!」阿宇忿忿不平說道。「他們(船員)看到你(觀察員)每天閒閒沒事,會孽潲、賭爛(閩南語,tu̍h-lān,意指心情不滿),你知道嗎?」他也不諱言這些觀察員很多都跟自己一樣,是漁民出來做,且很大比例是「漁會」的漁民。
阿宇的前輩安妮(化名)也遇過類似的情形,身為領隊,他白天要督促大家專心看海、填寫紀錄表,半夜還得加班核對表單。他說感覺像在幫人「補課」。
事實上,鯨豚觀察員最早並非為漁民、船員而設。
2012年,馬英九政府通過「千架海陸風機計畫」,風電業者在示範獎勵下申請開發西部海岸並通過環評。可是,包括中華鯨豚協會在內的一眾環團開始關注到風機工程影響鯨豚生態棲息,並出現一波保育運動,從在環評、立院呼籲關注開發綠能下的鯨豚福祉,衍生政策環評裡對白海豚的保育措施,以及當海保署成立隔年(2019)推動的鯨豚觀察員制度。
首批接受國內培訓的逾50名鯨豚觀察員,不少皆滿懷大志、熱愛保育。不過綜合受訪者說法以及海保署年度報告資訊,當時由於勞動條件、薪資及工時計算方法不清,引起行內爭議;加上台灣觀察員的地位不比國外的海洋哺乳動物觀察員(Marine mammal observer,MMO),事事要聽老闆指示、鮮少能提出異議,有理想的人失去工作熱情,漸漸離場。
但離岸風電總得上路。業者須履行環評承諾,加上風場亦曾承諾協助地方推動漁業轉型,安排一定比例漁民作為鯨豚觀察員,遂安排漁民及船員接受國內培訓機構課程。
海保署會派員到培訓課堂查核上課情況。但翻開海保署公開的報告,有學員在上課時飲酒——從查核員拍下的照片所見,該學員先把啤酒倒到另一塑膠飲料瓶內,在講師面前舉起塑膠瓶飲用飲料。亦有培訓機構以資訊外洩疑慮為由,把查核員趕出課室外,拒絕接受查核。更有考試作弊、抄襲情況。
疫情期間,國內風場業者更引進英國聯合自然保護委員會(Joint Nature Conservation Committee, JNCC)認證的線上全英語課程培訓,通過考核後同樣可獲海保署認可。多數學員「鴨子聽雷」,卻能順利通過考試、拿到證書。
負責為海保署撰寫鯨豚觀察員年度報告的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動物部技術經理張家茂,在今(2024)年9月鯨豚觀察員制度說明會上坦言,國外培訓的門檻和成本比國內低,自2021年起,風場業者傾向安排觀察員去參加線上的國外培訓課程。「這些線上課程缺乏海上實習操作,品質、規格和國內相差非常大。」
根據海保署報告,在疫情已過的2023年,國內竟無開辦課程,可見國內培訓的需求大幅減少。
據海保署統計,台灣具鯨豚觀察員資格的人數,從2019年的50名,攀升至2024年的880名;目前有343名是持國外同等資格者,占比將近四成。今(2024)年施工中的風場,更有近六成的觀察員都是持國外同等資格者。
阿宇跟安妮和其他同行聊過後才知道,有些觀察員手上拿的「國外同等資格」證書,實際上是參加線上培訓、看函授課程取得的。那些人沒出海實習,甚至對觀察如何執行、鯨豚種類如何分辨、紀錄表單如何填寫,都一知半解。
也有經營國內培訓課程的知洋科技總經理湛翔智告訴記者,早在2021年他便向海保署反應過這個問題,但海保署不理會,「他們甚至不用上台灣法規、不用認識台灣物種。」湛翔智說,那些觀察員對表單記錄的SOP十分陌生,連最基本的「觀察、記錄、通報」都難以達成。「大家都有了JNCC的證,專業受訓的觀察員空間反而被壓縮。」
回頭爬梳2021年的文件,海保署曾信誓旦旦:「市場會淘汰品質不佳的鯨豚觀察員」,但從第一線觀察員眼中來看,現況明顯背道而馳。
海保署則表示,即將改版的「鯨豚觀察員制度手冊」將修訂鯨豚觀察員的資格認定。未來取得國外資格者,仍須完成「補充培訓課程」才能擔任台灣鯨豚觀察員,課程內容包括本土法規、本土鯨豚種類、表單填寫與通報,以及海上實習等,希望補足國外線上課的不足。
但也並非所有業者都用線上課程當教材,沃旭能源台灣專任開發總監高傳勝指,他們參考國際標準,委託培訓機構設計課程,自行招聘、訓練鯨豚觀察員,課程包含出海實習,了解如何與施工人員配合等實務。
起初忿忿不平的阿宇,近年自立門戶,也開始協助訓練觀察員,看法有了轉變。與漁會出來的觀察員接觸時間多了,他發現他們其實都很想改變,只是沒有人帶過他們。因此,阿宇在簽約前與他們坐下來好好談,從最基本的SOP教起,希望能一點一點改變風氣。
他說,這個行業需要有人來幫忙導成「正軌」,但也明白只有自己一個人站得直,很難改變整個體系。
「就好好把這件事情做好,讓人家刮目相看,不要再讓人家看不起。」
「幾百萬上下的事情,你敢拖慢進度嗎?」——扮乖乖牌
鯨豚觀察員的任務本應是避免風場施工傷害鯨豚;但現實是,開發進度時常凌駕於生態保護,多數人也只注重「月入十萬」的噱頭。
「對開發商來講,你慢一個小時,可能都是幾百萬上下的事情。」
「如果起霧無法觀察鯨豚,你真的會反應嗎?你真的敢拖慢進度嗎?」
凱倫(化名)的話,道出觀察員的困境——面對業主壓力,有時可能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扮演「乖乖牌」。
有業者透露,鯨豚觀察員每日薪資行情約為5000至8000元,排班較多月薪可達十多萬,再加上依資歷、語言能力、海事經驗給予的加給,收入還會更高。
「同事間的利益爭奪很血腥,大家都要搶機會排班。」凱倫告訴我們,努力累積經驗、爭取高薪是人之常情,但根據他的觀察,光是專業無法讓自己成為更資深的觀察員,在業界要能上船排班,「還要靠揣摩上意」。
海保署的公開報告指出,這種聘雇關係,恐怕會讓觀察員難以完整呈現實際的觀察結果;有時觀察員想反應值勤時遇到的問題,也找不到可信任的溝通窗口。
中華鯨豚協會秘書長曾鉦琮認為,台灣應效法英國JNCC(Joint Nature Conservation Committee,聯合自然保護委員會),建立超然獨立、且海保署認可的第三方機構,主導鯨豚觀察員的派遣和查核,「這樣才能確保這群鯨豚觀察員不受到業者影響」。
但湛翔智認為很困難,「派不出人影響工程進度,我(風場業者)可不可以告你(第三方機構)?你有多少500萬可以賠他(風場業者)?」
海保署過去也曾規劃,要在各風場派遣1至2名「官派鯨豚觀察員」。他們除了觀察鯨豚,也可以蒐集現場工作狀況的情報,等於是海保署在風場的「眼線」;然而,作為官方代表的他們,在海上業者方居多的場域裡執行任務,恐怕會面臨不小壓力。
目前全台880名鯨豚觀察員中,共有269名實際執行過任務,當中又只有六名持續待在業界並值勤了3個月以上。六成值勤過的觀察員經驗只有1個月內,這些人不是新人、就是待沒多久就離開。
海保署回應稱,確實發現多數風場偏好聘用新人,不僅經驗無法傳承,新人的觀察、溝通技巧也較不成熟。因此未來會推動觀察員分級制度,由「進階觀察員」指導無實務工作經驗者,確保業者聘用一定比例的資深人員,減少經驗不足造成的錯誤。
立法,或把鯨豚觀察員納入現行法規監管,也是環團過往的倡議。「鯨豚觀察員制度手冊」無法定地位,只能透過環評承諾發揮間接的效力,亦即風場會在環評時承諾依手冊執行鯨豚觀察。然而實際上,就算業者違反手冊規定,如經常性遲交表單,或實際值勤觀察員與施工前通報的名單不符,也都不曾遭環境部開罰。
海洋的事務,監督及裁罰的權責卻不在海保署,只在環境部。新任海保署署長陸曉筠在7月底接受《環境資訊中心》專訪時曾提到,《海洋保育法》裡有17項子法尚未公告,也有考慮是否將「鯨豚觀察員」也納入子法裡廣義的「觀察員」制度中,但細節仍需請教專家。
海保署9月底另以文字回覆表示,目前是以鯨豚觀察員制度作業手冊訂定規範,若未來評估有必要納入法規進行管理,將參考《海保法》規定據以訂定。而第四版作業手冊明年即將公告,預計還會建立鯨豚觀察員吹哨者檢舉機制。
在風場守望鯨豚,守來幸福還是離去
鯨豚觀察員制度到今(2024)年邁入第五年,本文訪問的幾位鯨豚觀察員也黯然離場。
璋明已不再出海當觀察員,每次接到工作邀約,他會反問業者:「你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這也正是他對現行制度的詰問。
凱倫在一次與業主的爭執後被冷凍,只能每日在沉悶的行政工作上打轉,無法再參與這份他曾熱愛的工作。
「在這個年代,想要把事情做對,都變成是陳義過高。」凱倫無奈地說。
阿宇仍守在這個行業裡,有任務就出,努力換來成果,開始有些曾經不懂如何執行觀察工作的觀察員們願意「好好的做」「不要漏氣」,但他也坦言有點累了,能做的都做了。7月某天見面時,阿宇正在改裝他的船,船上散發出油漆的嗆味,他說,這艘船要用來當風場工作人員的接駁船。
阿宇的前輩安妮,如今已不再出海。他覺得「出海像在帶小孩」,處理生活瑣事比看海還多。「時間久了,真的會有很消耗的感覺。」
還有許多孤身在海上守望鯨豚的人們,正偏離航道、走向擱淺。
「我們當初抱持著理想,覺得應該做到跟國外一樣、甚至比國外更好。」身為本土鯨豚觀察制度的建立者之一,湛翔智回顧起這五年,仍懷抱著不安,「我有時會有點焦慮,時間一直在流逝、鯨豚的數量也一直在流逝。」
「走到現在,我覺得這個制度看起來可有可無,就只是消耗預算而已。」湛翔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