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種民族主義」的夾縫之中:因種族問題動盪不安的美國

古矢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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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經歷了民權運動的邁進和歐巴馬總統的誕生等「歷史進程」,但美國至今仍因種族歧視問題而動盪不安。筆者將通過不同性質的兩種要素反覆對立和妥協的「美國民族主義歷史」,探究美國種族問題的根源。

BLM運動的興起與美國總統選舉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的背景下,美國國內種族衝突緊張局勢不斷升級。直接原因在於白人員警對非裔美國人的暴力執法(或者更應該叫做借執法之名實施的暴力行為),這甚至可謂是美國社會的長期傳統。5月25日發生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喬治・佛洛伊德被殺害事件是廣泛存在的員警暴力事件的冰山一角。佛洛伊德被一名員警用膝蓋壓住脖子,在不斷哀求稱「自己不能呼吸了」的過程之中失去了意識——紀錄了整個過程的視訊被配上#BlackLivesMatter(黑人命也是命)的標籤後,通過SNS傳開,瞬間在全美多個城市引發反對種族歧視的示威活動。由於部分示威活動中出現暴徒打砸搶劫,導致事態演變為政府不得不向明尼阿波利斯等數個城市派遣軍隊以維持治安的局面。

在即將舉行總統選舉之際,川普總統看準時機,公開宣稱支持員警,效仿1968年時尼克森的先例,扮演起對抗搶劫和暴動的「法律與秩序」守護者。川普將#BLM運動的興起視為發動白人勞工、右派福音主義者和白人至上主義者支持自己的一次良機。

現在已經發展為全球性反種族歧視運動的#BLM運動初見端倪,是在美國史上首位非裔總統巴拉克・歐巴馬的統治下。歐巴馬總統的上臺曾被寄予厚望,人們都期望這是終結該國種族歧視的開端,但諷刺的是,莫如說最後卻演變成了讓白人至上主義在那些對社會地位和經濟條件感到不得志的白人群體中復興的契機。到底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結果呢?

歐巴馬政權誕生所引發的「白人反轉攻勢」

美國社會學家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故土的陌生人:美國保守派的憤怒與哀痛》,岩波書店,2018年)通過卓越的人種志調查方法,證明瞭歐巴馬上臺後呈現抬頭之勢的攻擊聯邦政府的過激行為、反精英主義、反知性主義、反科學主義,以及白人優越主義等保守派主張全都源於一個共同的歷史認識。

她表示,支持這些主張的白人群體生活在經濟衰退地區,一致認為過去半個世紀聯邦政府始終急於消除針對黑人的種族歧視,犧牲了白人中產階級的利益,這是促使反聯邦政府論、反政治精英論與白人至上主義相結合的原因所在。在這些人的眼中,歐巴馬總統的上臺正是源於這種聯邦政府長期採取的優待黑人政策,以此為導火線,白人的反轉攻勢變得愈發激烈。

從上述觀點來看,就不難理解白人至上主義的迅速抬頭以及與之對抗的#BLM運動其實始於歐巴馬時代這個問題了。2012年2月,佛羅里達州一名手無寸鐵的17歲黑人少年麥可・布朗遭到白人協警槍殺,但犯人卻獲判無罪,作為針對此事的抗議運動,#BLM拉開了序幕。而隨著川普總統的上臺,儘管引發了諸多抗議和抨擊,但員警和白人至上主義協警暴力對待或殺害非裔美國人的行為反倒變本加厲,在各地頻頻發生。

在現代甦醒的「南北戰爭」記憶

川普就任總統半年多後的2017年8月,維吉尼亞州夏洛特維爾市發生一起暴力事件, KKK黨和新納粹主義等白人至上主義團體舉行集會,抗議將南北戰爭時期南方軍指揮官羅伯特・E・李將軍的銅像拆除,他們與針鋒相對的反種族歧視群體發生衝突,導致後者中的一人死亡。可以說,這場夏洛特維爾事件在以下幾個方面象徵著美國的自由主義與種族關係正處在一個轉變期。

第一,此次事件的潛在背景原因在於歷史認識問題,即如何看待南北戰爭這場一個半世紀以前的戰爭的意義。種族關係隨著時代發展而得到改善,沒有歧視的社會將會到來——人們不得不對因民權運動的成功而產生的這種樸素的進步歷史觀進行重新思考。同時,此次事件也再次展現了源於奴隸制的種族歧視是何等根深蒂固。

第二,此次事件讓人產生一種印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少在聯邦政治層面上未能得到官方承認的KKK黨這樣的團體,和信奉與美國自由主義不共戴天的全體主義,且一直被視為危險思想的新納粹主義的右翼團體聯手公開組織集會的時代已經到來。這種事態表明,在這種全球多文化主義的時代,支援和助長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可以在一定的社會群體中得以生存。

第三,得知了此次事件的川普總統對譴責白人至上主義團體和新納粹主義產生了顧慮。通過民權法案(1964年)以後,聯邦政府遵照這項法律,禁止基於種族、民族、宗教、性別的各種歧視,發揮了保持平等的作用,但川普總統對此次事件的態度,暗示聯邦政府首腦主動放棄了這種作用。

從夏洛特維爾事件到現在的3年間,美國的種族矛盾明顯變得愈發緊張。這種事態表明,上世紀60年代確立的民權法體制,還不足以充當為克服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問題的手段。

兩種不同性質的民族主義

正如歷史學家蓋瑞・加思路指出的那樣,美國民族主義從建國之初就具有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和種族民族主義(racial nationalism)的兩面性。公民民族主義指的是,將美國國民視為由擁有《獨立宣言》所展示的普世人權的平等個人構成,是因自由平等的相同政治信念而凝聚起來的群體這樣一種國家觀。而種族民族主義指的是,將美國國民視為擁有相同血統和膚色等種族主義特性和自治精神等特定民族傳統的群體這樣一種國家觀。可以說,美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是在這兩種國家和國民觀的對立和妥協過程中發展而來的。

從根本上來說,南北戰爭是作為公民民族主義產物的美國憲法體制通過推翻立足於內部黑人奴隸制的南方各州的種族民族主義,重新整合美利堅合眾國,進而形成一元制國民國家所必須經受的陣痛。但戰後,在基於公民民族主義的國民政府將要重新起步之際,為了避免南方各州叛離和盡力包容它們,聯邦政府不得不在南方各州的州法層面允許種族歧視(Jim Crow laws)制度這樣的奴隸制遺毒繼續存在。

直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才終於出現了針對南北戰爭後仍然繼續保留在南方各州的種族隔離制度的廣泛抵抗運動。儘管白人員警和軍隊以維持法律秩序為名,對這些抵抗運動發起了極為激烈的暴力鎮壓,但以馬丁・路德・金恩為代表的黑人領袖領導的非暴力抵抗運動、種族融合運動最終成功推動了聯邦政府,南北戰爭結束一個世紀後,南方的種族隔離制度終於從法律層面被廢除。

就這樣到了60年代,公民民族主義迎來了鼎盛期。但民權運動的時代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興起的南方黑人向北方工業地區大規模遷移(The Great Migration),導致種族歧視在北方地區作為一種新的隔離制度落地生根、不斷壯大的一個時期。儘管聯邦政府按照公民民族主義的原則,在企事業單位、學校和公共設施採取了各種推進種族融合的措施,但在北方各個城市,聚居區和社會生活中的實質性的種族隔離,以及職業選擇、勞動報酬、勞動條件等方面的種族歧視依然頑固地殘留了下來。

越南戰爭時期的60年代末,北方城市黑人聚居區的年輕人發起的種族暴動愈演愈烈,員警權力的濫用和暴力化更是火上澆油。另一方面,聯邦政府和聯邦司法採取了積極的消除歧視措施,但這進一步刺激了因為70年代石油危機和國內經濟蕭條而充滿怨氣的白人勞工的反黑人情緒。這種對立情緒爆發式宣洩的一個事件是1992年的洛杉磯暴動。當時,多名員警對一名酒駕被捕的黑人使用了過當武力,卻被當地司法部門判決無罪,這導致洛杉磯被捲入了一場持續數日的嚴重暴動風暴之中。最終有大約50人死亡,1700人受傷,6000人被捕,整個城市滿目瘡痍。

這場暴動表明,60年代建立的民權法體制絕不意味著公民民族主義的永久勝利。非但如此,這種體制剛一建立,帶有白人優越主義色彩的種族民族主義便開始了激烈的反撲。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在公民民族主義的又一座「金字塔」落成之後,也就是歐巴馬總統上臺之後,也反覆上演了與此相同的過程。歐巴馬信奉作為美國民主政治核心的平等自由等普世原理,針對這位非裔總統上臺的逆反情緒為暗地裡縱容白人至上主義的另一位總統——川普的誕生創造了契機。如果按照這樣的脈絡觀察下來,那麼我們不得不認為,即使是在眼下這場總統選舉結束後,美國民主的兩種傳統之間的相沖相克還會繼續存在一段時間。

標題圖片:2020年6月,美國紐約市布魯克林地區一條街上噴塗的巨型標語「BLACK LIVES MATTER」(UPI/newscom/共同通信images)

古矢旬 [作者簡介]

北海道大學、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專攻美國政治。1947年生於東京都。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系。東大研究所法學政治學研究科碩士課程結業。博士學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歷任北海道大學教授、東京大學研究所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等職,2012年至2018年期間擔任北海商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