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派系與鄉紳

台灣政治生態上，地方派系是一股不能忽視的力量，但這些年，許多人眼中的它，基本已成為一種負面的存在，超越派系乃至讓派系遠離政治，變成一種價值的訴求；而國民黨當年的有效統治，一定程度固來自於與派系的結合，這些年政權旁落，也與地方派系的式微有關，惟國民黨自身標舉「去地方派系化」則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從負面角度看地方派系，是說因它衍生的問題林林總總，將政治交由地方派系，許多人擔心最終就是「黑道治國」。

然而，事情一定只能這樣看嗎？其實不然！而談這，就得從更遠的地方──鄉紳說起。

鄉紳是農業時代的仕紳、地方的意見領袖，它主要的來源是告老還鄉或無意仕途的士人，這些人飽讀詩書，入朝為官，常出仕他鄉，周遊各地，所以視野開闊，但與地方淵源深，論事交友乃頗接地氣，地方的文化教育常有賴他們支撐，而在遇事判準、排解糾紛上，不僅作意見提供，也常是價值的仲裁者。

士人之外，地主也是重要的組成份子，宋之後，市民經濟興起，經商有成者亦成鄉紳，而在「斯土斯有財」的觀念下，這兩者還有一定的重疊度。

由於讀書致仕是傳統的重要價值，因此即便商人，作為鄉紳，就多尊重知識，徽州所以有濃郁的文化氛圍，就賴執清季經濟牛耳的「徽商」。而所謂的土豪劣紳，在過去，通常是與官府狼狽為奸的產物；一般時候，鄉紳讓地方有知識、有視野、梳理價值判斷，避免過度地域性的目光如豆，是地方的穩定力量。

正因如此，識者論及「近代中國社會為何一直無法建立起內化而有效的秩序性」時，就將鄉紳的消失視為關鍵原因之一。

鄉紳的消失，一是社會變遷的結果，新時代的知識分子與地方缺乏如鄉紳般的連結性；另一則是政治革命的結果，大陸把地主打成吸食勞苦大眾血汗的壓榨者，翻天覆地鬥地主，窮人看來是翻身了，但社會內在的秩序性不僅跟著瓦解，且一竿子打翻一條船，多少人挾怨報復，也讓基本的人際價值崩頹，文革正是這種發展極致化的產物，所以近幾年也出現了為地主辨正的聲音。

台灣雖沒有那麼大的變化，社會轉型乃至溫和的土改也讓鄉紳逐漸消失。而在這轉變中，地方派系則取代了鄉紳的某些功能，它們不見得有過去士子的文化涵養與抱負，但作為秩序穩定與價值仲裁的作用還在，少掉這樣的力量，在地方，許多事就更容易赤裸裸地看誰的力量大、手段強、財力渾、膽子粗了。

這事好有一比：儘管談的是不相屬的兩道，結構道理卻有極相似之處，就如一清專案般，你把大哥都抓進去了，結果反而是沒有秩序的黑道。

正如此，了解社會結構的有機性，就不可能想像完全沒黑道的社會（除非是階層與機能未複雜分化的小族群），重要的是，黑道能不能被法律與社會價值框住，而「盜亦有道」──它自己也有自己的秩序性在，如此，社會的安全性就能確保。

談負面力量的黑道都如此了，何況地方派系，畢竟，這裡還有鄉紳精神與功能的遺存。

所以說，「去地方派系化」既是個理想，也是個迷思，國民黨要接地氣，就不能只從負面角度談地方派系，要想的是，如何讓地方派系不只是地方勢力大的「頭人」，而更具有鄉紳的功能與素質。其實，這點也沒想像中難，你看多少地方派系人物敬神時如何虔誠，他們心中常有一份敬畏與鄉情，比起非地方派系的「中央」政治人物，神前發誓毀誓如兒戲般，其實是好太多了。

（作者為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