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變少、怨氣變多 海外中國人疫情三年後返國遭遇「反向文化衝擊」
中國經歷三年疫情封鎖後,許多旅外中國人近來終於得以返回闊別許久的故鄉,卻感受到中國已產生巨大變化,讓他們感受到強烈衝擊。有人明顯感受到外國人變少、機場與零售業店面都相當冷清;也有人發現處處都要實名制,持外國護照幾乎寸步難行;還有人感受到民眾的怨氣似乎有增加之勢。
美國之音報導,在德州休士頓從事國際貿易的李滿之前每年都要去中國五、六次,今年六月底則是時隔三年半才又前往中國。他出差三週期間,去了上海、寧波、杭州、深圳等沿海城市,明顯感覺到外國人變少了。
他表示,這些城市原本都有不少來自外國企業、商人和遊客,但當地人也坦言,如今外國人對於赴中國投資的興趣也降低了。他遇到的所有出租車司機都說,今年生意還不如去年封城的時候,而且已沒有外國乘客。
居住在華盛頓特區的自媒體人弘哥今年三月是時隔五年再回中國,在北京和天津待了一個多月。他首先感到震撼的是北京首都機場的冷清。「首都機場的T3,我2018年回國的時候,什麼速食店啊,免稅店啊,是很熱鬧的。」但這次一下飛機他就感覺沒什麼人,「而且我下飛機時間是下午四點多,應該是比較忙的時間段。免稅店也冷冷清清,沒什麼人買東西。」
在德州奧斯汀經營餐飲業的金先生這次回中國探親,發現上海不少外國人經營多年的餐廳、酒吧、咖啡館都關門了,「有些餐廳我去了好多年,也認識老闆。去年上海封城的時候就走了不少;封城結束之後,又走了不少。」
上海南京路也變冷清 消費呈兩極化
弘哥也注意到,許多零售業店鋪都生意冷清,商場裡幾乎只剩下餐飲業還在經營,不過服務業的態度越來越好,提供的服務種類也越來越多了。
「我們訂了家夜總會,後來一看比較遠,也不知道怎麼去,就打電話說不去了。但對方經理立刻說他們可以開車來接。」到達夜總會之後,弘哥看到有些區域連燈和空調都是關的,因為客人少,要省電費。
弘哥在北京一家度假村住了兩天,發現客人寥寥無幾,但每到深夜都有一群直播主帶著齊全設備來到度假村做直播,度假村想藉由這種方式招徠客人。很多餐館也有服務生在門口直播招徠生意。
時隔五年再回上海的金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連以往最繁華的南京路都沒什麼人了。不過商場、娛樂場所雖然冷清,高級商圈的精品店依然大排長龍,便宜的小吃店和攤販也是人滿為患,突顯了消費兩極化的現象。
李滿也觀察到中國的經濟呈現了兩極化。一線城市的高級商場生意仍然很好,他從事金融業的朋友幾乎沒有感受到經濟下滑的衝擊。但一線城市郊區及二三線城市的商場生意就很差。「寧波一些稍微偏僻的商圈原本人氣很旺盛,現在沿街店舖餐廳都沒什麼客人,夜市這些便宜的地方則是很熱鬧」。
李滿因工作因素在沿海城市看了六七家工廠,只有一家過去三年生意變好,其他幾家生意都大幅度下降。工廠老闆原本都想著解除封控後情況會變好,但業績依然繼續下滑。
有國家支持的工廠尚能維持,但中小企業卻受到了較大的衝擊。他說這些小工廠「在縮小規模,減少員工,不會做長期打算,不像以前那樣會考慮加生產線。」
生活便利,但隱私堪憂
住在加州灣區的科技業員工Tony六月間回中國出差,對於中國外送行業的先進大開眼界。但也發現隱私堪憂。
他在北京一家普通的連鎖旅館住宿時訂了外賣,收到櫃台通知電話後,發現已有機器人將外賣送到門口。在逛街時手機快沒電,他在網路商城下單買了一條充電線,僅約20分鐘後外賣員就送貨到他手上。
他也覺得中國的治安比前幾年好了不少,朋友告訴他在外用餐時,就算將筆記型電腦留在座位上也不必擔心被偷,「因為就算有人拿了,現在都有監視器,很方便就能找出來」。
金先生對中國的服務業贊不絕口,在高鐵上都能點外賣,出遊時隨時都能租行動電源、租單車,讓旅途便利了許多。但他也覺得在享受便利的同時,要犧牲太多個人隱私。
「不少餐廳都有自己的APP,你可以直接掃碼點餐,或者網購之後送貨上門,這些服務的價格也都很低廉。」但許多APP使用時都必須使用中國的手機號碼,綁定中國的支付寶帳號,有時僅僅是為了幾塊錢的折扣,卻要他輸入大量的個人資訊。
金先生在中國的親戚邀他一起玩網路遊戲,但遊戲APP也需要實名認證,讓注重個人隱私的他感覺不安。他笑稱持有美國護照的自己在中國出門幾乎是寸步難行。「前幾年回國還能用現金,但現在你用現金,人家也找不開,所以幾乎什麼都買不到。」
他和朋友在中國幾個城市遊玩度假,每到一地都要找有接待外賓資格的飯店,高鐵票也必須排長隊在窗口購買,無法用網路訂票。
李滿也發現,在中國除了訂飯店和機票,其他如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吃飯、租行動電源、買景點門票一律都不接受國外信用卡。在此同時,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能看到的政治口號多了起來。許多學校門口都滾動播放各種政治宣傳口號。
曾普遍認為「厲害了,我的國」 如今態度反轉
Tony自美國的大學畢業時,身邊不少朋友都回到中國,覺得中國的就業前景很好,回國可以賺大錢。這次回國,Tony身邊的朋友雖然沒人失業,但大家還是感覺到在中國發展的升職空間等等並不如預期的理想。
李滿說自己在19年回國時,身邊人大多覺得中國政府很好,中國的未來很有希望,「他們當時的認知是『厲害了,我的國』。但我這次回國接觸的人裡面有反轉的。」
他說,他的老同學中有些人曾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時堅定支持中國政府,也有人在2020、2021年認為病毒是美國製造的。但去年全國許多大城市相繼封城之後,這些人都開始陸續發表對防疫政策的質疑。
去年11月烏魯木齊的火災,和上個月齊齊哈爾中學體育館坍塌事件後,他那些曾經很愛黨愛國的朋友也開始表達對政策的反思。
除了質疑之外,迷茫也是一種普遍的情緒。「我接觸到幾個自己開公司的朋友。原本對未來很有希望,現在感覺看不到未來。以前是一直往上走,只要你去創業,是有希望掙到錢的。現在普遍感覺對經濟和未來迷茫得多。」
弘哥的朋友中,也有不少人對現在的狀況有怨氣,同時也找不到未來,看不到方向,對國外的事情感興趣的人多了很多。「2018年的時候,周圍人的態度基本就是沒問題,一切都好。大家討論政府推出的政策,然後要投資這個專案,要投資那個專案,對未來的經濟發展很有希望……現在回去,好多人就問我美國好不好,孩子到那裡讀書好不好。」原本抱怨美國不好的朋友中有不少人開始有興趣了解美國的現狀。
即使是在陌生人中,弘哥也能感到受怨氣的增加。「就像我遇到的出租車司機,說了三句話之後,第四句話就是抱怨,甚至就直接開罵,抱怨疫情,抱怨經濟,抱怨封控,還有說親戚朋友找不到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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