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足世界盃2023：她們是足壇偶像，也是女性平權的抗爭者

今年的女子足球世界盃上，當澳大利亞隊的凱特琳娜·戈裏（Katrina Gorry，歌莉）在點球大戰中將球射入網窩後，她望向觀眾席，用手臂做出了一個懷抱嬰兒搖晃的動作——那是在向她兩歲的女兒哈珀（Harper）致意。

稍後，她抱著哈珀走到球場上，兩人身穿相同的球衣，驕傲地揮舞著手臂，觀眾則在為剛剛對陣法國隊的勝利而歡呼。

在今年的賽事上，有更多的母親踏上了這個賽場，讓人們看到她們在育兒與最高水平足球比賽之間找到平衡的經歷。

強大、成功的女性公開擁抱自己作為母親角色的形象，向世界傳達了強有力的訊息。

巴西傳奇足球運動員瑪塔（Marta，瑪達）在她的球隊結束賽事征程之際所發表的動人告別辭，也引起了對這種新榜樣的關注。

「我剛開始踢球的時候，女子足球界沒有偶像，」她說，「20年後，我們已成為世界各地許多女性的楷模，而且不僅僅是在足球領域。」

世界盃吸引了多達20億觀眾，球員們利用了這些關注度來聚焦全球女性爭取權益的議題。

「體育是社會的縮影，」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女性體育社會學講師艾麗·鮑斯（Ali Bowe）說，「如果你能解決體育領域的性別不平等問題，那你也將對解決更廣泛領域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有所幫助。」

她認為女子足球界的變革將會「轉化到」社會的其他領域。

女足運動員取得進展最明顯的兩個領域是孕產權益和薪酬平等。

「過去，球員們通常被要求在做母親和職業運動員之間做選擇，」在英國杜倫大學（University of Durham）研究性別、體育和不平等問題的史黛茜·波普（Stacey Pope）說。

「這是因為體育作為一種職業選擇是以男性模板為基礎的，而性別角色仍然將男性與養妻活兒相聯繫，女性則是負責照顧和養育。」

但是今天的精英球員們正在改寫這些規則。今年世界盃上另一個令人難忘的時刻，是美國球星亞歷克絲·摩根（Alex Morgan）在與記者交談時暫時離開，接聽她三歲女兒的視頻電話。

此外，西班牙球員伊蓮內·帕雷德斯（Irene Paredes，帕莉迪絲）帶著兒子來到澳大利亞，並在國際足聯（FIFA）的訪談中解釋道：「當你的孩子這麼小的時候，你需要他，但是他也需要你。」

帕雷德斯與愛爾蘭隊的艾伊娜·奧戈爾曼（Ainé O'Gorman）、中國隊的張馨和牙買加隊有三個孩子的媽媽切娜·馬修斯（Chayne Mathews）等著名球員一起，公開談論了這個職業所帶來的選擇與挑戰。

根據鮑斯的說法，過去女性球員通常沒有產假權益，因為足球界歷來是一個男性主導的體系。「男人怎麼會想到，現在簽合同工作的女性需要為懷孕而享受僱傭保障呢？」

直到2021年1月，世界足球管理機構國際足聯才引入了各足協強制執行的孕產規定，給予球員懷孕期間全薪待產的待遇，以及至少14周的產假。在產假期間，她們至少要被支付三分之二的薪資。

儘管有了這一舉措，一些球員仍不得不繼續爭取，確保俱樂部會遵守規定。

一宗有里程碑式意義的案件，是冰島前隊長莎拉·比約克·古納斯多蒂爾（Sara Björk Gunnarsdóttir，根娜絲度迪）成為第一個在國際足聯孕產權益規定上索償成功的球員。她的前俱樂部里昂曾在她懷孕期間沒有支付全額薪水。

「這關乎我作為一個就業者、一個女性和一個人的權利，」她在2022年裁決之後這樣表示。

「這個勝利不僅僅是關於我。它感覺就像是給所有想在職業生涯期間生育孩子的球員提供了一個經濟保障的承諾，」她在「球員論壇」（Players' Tribune）網站上寫道。

薪酬平等

另一個取得進展的方面是薪酬，只不過距離薪酬平等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今年，女足運動員第一次獲得保證，會根據球隊的成績得到獎金分配。依據她們在賽事中的進程，每一名球員的獎金金額會從3萬美元（23476英鎊）到27萬美元（211286英鎊）不等。

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呼籲國際足聯到下屆世界盃的時候更進一步，實現獎金平等，消除女足球隊獎金基金1.09億美元（8600萬英鎊）與2022年卡塔爾男足世界盃4.37億美元（3.44億英鎊）之間的差距。

國際足聯主席賈尼·因凡蒂諾（Gianni Infantino，因芬天奴）表示，「我們的雄心」是要至2027年時實現薪酬平等。

聯合國婦女署的體育主管珍妮佛·庫珀（Jennifer Cooper）表示，令此成為現實的責任落在幾個團隊身上：「贊助商和廣播商也需要走上前來，然後各國足協在實現女子足球薪酬平等方面也擔當著重大的角色。」

與此同時，據全球球員工會國際職業足球員協會（FifPro）最近的一份報告指，缺乏報酬、醫療監督和合適的訓練設施等正在令全球的頂尖女足球運動員面臨風險。

牙買加球員切娜·馬修斯（Cheyna Matthews）透露，她一個俱樂部隊友的母親發起了一場眾籌活動，籌集到10萬美元，才讓「雷鬼女孩」（Reggae Girlz，牙買加國家隊外號）得以參加今年的賽事。

在一封公開信中，球員們表示，她們從協會獲得的支持在「標凖以下」，同時還表達了對營養和獲取適當資源方面的問題表示擔憂，呼籲「立即進行系統性改革」。

牙買加足協則回應指，他們承認事情處理得並不完美，正在「致力解決這些問題」。

這遠不是關於女子球員待遇的第一次抗議。尼日利亞隊在2016年曾因未被支付津貼和獎金而在酒店舉行靜坐抗議。然後在2017年，挪威球員阿達·赫格貝里（Ada Hegerberg，希嘉葆）抵制了一屆世界盃，因為她認為業界對女性球員「缺乏尊重」，並且還批評了「那些穿西裝的男人」。

然後在2019年，美國女足球員對美國足協（US Soccer）提起了訴訟，指女足國家隊儘管成績更優秀，但是報酬「持續低於男子隊」。美國女足四次奪得女足世界盃冠軍，而男足的最佳成績是1930年的世界盃第三名。

終於在去年2月，美國國家隊球員獲得2400萬美元的賠償，並得到美國足協承諾，會達到男女足薪資平等。

然而，FifPro的策略與研究部門負責人亞歷克絲·科爾文（Alex Culvin）指出這不僅是關於薪酬平等的問題。「薪酬平等往往掩蓋了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她說，「女子球員面對的是短期合同，當中的回報不足以保證維持她們的生活。」

球員們公開爭取改善待遇「使其他女性能夠更有發言權，或者有可能更有勇氣發聲，」鮑斯說。

足球運動員的經歷也能夠令女性更有信心就其他問題發聲，比如情緒虐待和性侵害。針對美國全國聯賽的一次調查，就提供了一個例子，女性能夠成功抵抗大機構的權力濫用。

杜倫大學的研究表明，球迷支持球員在場外的抗爭。對2019年世界盃的現場成年觀眾採訪中，球迷們說，他們把自己也看作是為社會平等而奮鬥的一分子。

「參與我們研究中的球迷認為，球員們對自己所面臨的問題發聲，會對性別平等產生影響，可以突破障礙，更廣泛地幫助減少性別歧視，」該研究報告的聯合作者史黛茜·波普向「BBC巾幗百名」（BBC 100 Women）表示。

但是，鮑斯認為，當頂尖球員發聲時，可能會伴隨著個人的代價。「她們可能會成為替罪羊或者被嘲笑的對象，」她說。

美國女足隊員梅根·拉皮諾（Megan Rapinoe，拉賓奴）和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之間就有長期的口水戰。最新的一次翻轉是，前總統在美國隊世界盃提前出局後發推文說：「覺醒就等於失敗。幹得好，梅根，美國要完蛋了！MAGA（令美國再次偉大）。」

「對於球員來說，這就像是走鋼絲，」鮑斯說。她警告，成為榜樣可以是一個「沉重的標籤」。

「期望這些女性一直是無往而不利，要激勵下一代，又要爭取人們的權利，又要踢球，可能還要有另外一份工作，因為她們掙的錢不多……這對於球員來說是巨大的苛求。但是她們不做，就沒有人會做了。」

*補充資料搜集：麥·卡納內（Mai Kanaan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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