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手握方向盤的是您，「您會怎麼做？」

文：黃于恬（環球科技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您會怎麼做？ 「您會怎麼做？」當我每次拿著麥克風在課堂授課或演講時，談著公共事務及公民參與，問著學生及與會者面對社會運動時，面對那些您隱隱約約覺得不太對或不甚認同的人、事、物時，您會怎麼做？台下常常是一片靜默，沒有答案，甚至沒有聲音。 近來因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一片，聯想起《悲情城市》及《正義辯護人》。 《悲情城市》鋪設背景是1947年2月27日警察因查緝私煙，隔日爆發二二八事件，政府鎮壓，外省族群與本省族群對立，九份林家一家人在時代的為難下崩離。而台灣也在1949年開始長達38年餘天的戒嚴時代。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講述1980年518日韓國光州民主化運動，一名首爾的計程車司機因載著德國記者來到光州，進而間接與直接投身社會運動，協助記者將歷史留載的過程。《正義辯護人》則是以1981年發生於釜山的釜林事件為背景，一名稅務律師因為與恩人的交情決意冒著政治風險，投身人權運動。 當我們看完這些記載歷史、熱血憤慨、激動不已的所謂轉型正義電影紀實後，恍惚間，有時會覺得非常遙遠，無法想像當時的無力與無奈，也不免設想那是怎麼樣的年代？且如果您是電影中的一角，您會怎麼做？我們也許也是一片靜默，沒有答案，如同《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的金四福先生一樣，如同《正義辯護人》的宋佑碩律師，如同《悲情城市》中的部分小人物般，面對社會運動本身的冷淡與事不關己，維持生計及經營生活就是唯一信仰，選擇的當然是靜默，往往是無感。 直到我們在事件當中，近在咫尺時，您就會像最後的那位士兵看到首爾車牌時的冷靜毅然？就會如同計程車一片中的大學生率直所言：「怎麼袖手旁觀？」抑或，還是依然袖手旁觀？ 而今，更深沉的悲哀是，台灣社會充斥在藍綠政黨的運作當中，多數的運動還未開始，就已先被貼上標籤，吶喊常遭質疑。公共事務與政治並不是這麼遙遠且黑白分明的事，有時需要些勇氣，往往需要些激情，就像金四福先生在片中的大迴轉，返回光州，然後最後需要智慧。 而他怎麼想？ 政治或許會引領群眾的觀感，然媒體常常會決定多數大眾的想法，尤其是在牽涉價值判斷的議題中，例如政治與社會。所以媒體在議題取捨，角度定位，與報導深度與廣度權衡中，觀看風向，如此重要。電影中的記者常常是主要角色或關鍵角色，為呈現事實而奮不顧身。然現今台灣新舊媒體與記者卻在一般民眾印象中，多受限於政治、政黨甚至媒體老闆的刻板中，實為遺憾。 「而電影畢竟是電影，電影主角畢竟是電影主角。」新聞從業的友人談笑說著。的確是，多數新聞從業人員或許也只能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中，翻攪著滋味，民眾能有袖手旁觀的冷漠，而記者們無法袖手旁觀，然或許在自身貼近後，面臨價值取捨中更大的無奈，就連忠實的呈現與記錄或許也難。但我們值得期待的是，科技帶來直接完整的現場呈現。 我該怎麼做？ 通常在一片靜默及我親身追問後，有時這群對台灣歷史逐漸陌生的8年級生會發問：「老師，這些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我說，因為是這些歷史將您們帶到這邊來。 世代效應的理性讓我們完整歸納歷史，逐篇記載；而世代效應的淡然讓我們有時太理所當然。當這些歷經真實的人與物離我們越來越遠，當我們不願記憶或重視時，終將消失。當我們不知我們為何在這裡，我們又將往哪裡去？ 我不確定我算不算典型的七年級生。歷經蔣家政權更替的模糊記憶；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驚心惶恐；所謂「台語」與「國語」的正當性矯正；民進黨與陳水扁的奮起與理想性；政黨輪替、蹶然又復然。還有與對岸百轉千迴的統獨議題。我也還記得，蔣經國先生過世時，我時值國小一年級，猶記那時的舉國哀傷，也許在那個時候，我就已經清楚我的身分認同。隨年增長知識，我逐漸理解所有的政治制度與行為，多有其必要之惡。孩子們，我曾經也是在這些歷史當中，充滿疑惑，反覆思辨。 轉型正義從來不是例行道歉、追思及舉辦音樂會。而歷史的傷痛可以被記取與紀念，可以挑戰與質疑人性，可以在事實與價值匍伏又急行，但不能為政治服務。期待台灣在轉型正義推進歷程中，除卻悲情的無奈，小人物具有公民的誠然，更當然也需要持續往理性思辨邁進。更期待，而今，而後，我們信念的價值取捨，在於歷史的真實。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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