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國際糧價飆升誰之過？

俄烏戰爭持續，國際糧價居高不下，不少國家糧食供應出現短缺，尤其低收入國家和糧食高度依賴進口的國家，已經影響到居民的日常生活，甚至造成政治暨社會動盪。

為求自保，印度、印尼、塞爾維亞，匈牙利等國紛紛管制糧食或植物油出口，形成惡性循環，讓問題更加惡化，貿易保護主義隱然出現。在經歷了Covid-19肆虐和嚴重的氣候變化危機，再次暴露出當前糧食供銷體系的脆弱和不足。

美日媒體將此波糧價高漲的原因，歸責於中國大陸的超買，宣稱有半數以上的糧食遭中國搶購（2021年美國出口到中國大陸的大豆數量佔總出口量的56.9%，出口到中國大陸的玉米數量佔總出口量的30.2%），呼籲中國大陸應該開倉投放20%儲備糧拯救歐洲市場；中方除提出辯駁外，反指出美國大量將玉米跟大豆，用於生物燃料才推高了糧價，讓中低收入國家陷入了危機，並暗指是美國與四大糧商背後操控。糧價高漲涉入政治後，讓問題更趨複雜化。

持平而論，造成此波國際糧價飆升，應該是複合因素（如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世界人口增長和城市化，天然災害暨病蟲害頻發，逆全球化加劇，一些糧食出口國限制糧食出口，世界糧食出口市場高度集中，地緣政治衝突升高，中美貿易戰等）所致，不應歸責於單一因素，反無助問題的解決。

目前全球糧食交易量確實絕大部分（約80%）為「ABCD」四大糧商即美國ADM、美國邦吉Bunge、美國嘉吉Cargill和法國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所掌控，涵蓋整個產業鏈，以及大宗農產品的定價權，也左右全球70多億人的日常生活，成為此波全球糧價上漲的直接受益者，從長遠計確有必要打破四大糧商壟斷局面。

而中國大陸為避免糧食定價權和進口掌握在他人手中，危及國家安全，正積極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定價權的大糧商。目前「中糧」已經成為全球第五大糧商，根據2021年財富世界500強資料，中糧集團的營收列第一，遠高於其他國際糧商，而年利潤僅次於四大糧商的ADM，在國際糧油及農產品市場，掌握一定的話語權，影響力正擴大中，應可發揮若干制衡力量。

中國大陸是糧食生產暨消費大國，糧食供需長期處於緊平衡狀態。根據中國大陸官方統計資料顯示，2021年中國大陸進口糧食數量為1.64億噸，確實較2020年成長18%，達到了歷史的新高；2022年1至3月，中國大陸穀物進口1,622.2萬噸，較去年同期增加3.9%，進口額56.3億美元，增加26.9%。

而為保障國內糧食安全，提高儲備糧數量，不只中國大陸，其他國家也採相同作法；尤其正值美國視中國大陸為最大勁敵，全面打壓之際，居安思危，把好國家糧食安全的底線，避免受制於人有其必要性。至於合理儲備量的上下限，目前並無規定，聯合國糧農組織只建議，糧食安全衡量標準，為糧食庫存量佔消費量之比例不得低於17%至18%，相當於該糧食約2個月之消費量，若有必要可透過FAO會員討論尋求共識。

另，為因應全球油價高漲及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美國及巴西大量運用可供食用的玉米及大豆，來生產生物乙醇及生物柴油是事實。美國高居全球首位，2020 年美國乙醇玉米使用量，估計為52.5億英斗（約1.33億公噸），約占11%。對於穀物運用如何兼顧糧安、能源和碳排，需要更深入探討。

糧食係剛性需求，對於產量變動相當敏感，週期性因素和突發性事件往往引發國際糧食價格的波動，糧食安全已變成系統性的全球難題，需要各國攜手共同應對，而不是相互指責。

當務之急除應避免囤積和恐慌性購買外，應想方設法穩住全球糧食供需體系，擴大糧食出口填補穀物短缺，美中加印澳等國亦可透過國際救援機構，對受戰事影響致糧食嚴重短缺的國家，施以援手，並力促俄烏停戰。

展望未來極端天氣、衝突、疾病、資源限制和環境退化，將繼續衝擊農業產銷，為穩定糧食供應及糧價，全球須重新建構具氣候適應力及更可持續性的全球糧食供需體系才是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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