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藐視國會罪指涉之「虛偽陳述」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國會改革覆議案雖經立院否決，但相關爭議並未停歇，而下一個戰場，即是憲法法庭。與先前立法院不同的是，在憲法訴訟裡，並非以政黨實力或號召群眾多寡來決勝負，必然是以法律論述為主戰場，則如刑法第141條之1的藐視國會罪，尤其是所謂虛偽陳述，是否有違明確性之爭，勢必為攻防焦點。

偽證罪是否明確

在此次立法院增訂之刑法第141條之1，其在形式上，乃與刑法第168條的偽證罪相當，故要探討藐視國會罪是否有違明確性，必得先檢驗現行偽證罪的明確性問題。

依刑法第168條，於法院審判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故偽證罪的處罰對象，基於緘默權保障，並不包括被告，而此罪最易出現的問題，即在於司法者如何判斷證人等，有虛偽陳述之事實。

由於文字的多義性，立法要做到絕對明確乃屬不可能，故對於法條內容，並非指文義一望即知的明確，而是有可預測性與得在具體個案妥善適用之明確。

以刑法偽證罪來說，必須在法官或檢察官前具結，以讓證人、鑑定人、通譯能知曉虛偽陳述必須承擔之刑責，而藉此機會，司法者亦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81條，告知其有不自證己罪權，故若有陳述而可能使自己或親人入罪者，即可拒絕證言；又對於虛偽陳述內容，必須是屬本案有重要關係者，即此事是否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以免刑罰無限擴張。

至於虛偽陳述之判斷，以目擊者為例，其不可能只在法庭陳述，而是會有於警察、檢察官前之陳述。故若其於法庭之陳述，與先前陳述有所矛盾，即有涉入偽證罪之可能。

同時，由於刑事審判不能僅憑證人陳述，必須有其他物證為補強，故藉由比對客觀證據與對證人之交互詰問，亦可以此判斷出，其到底是故意說謊，抑或是記憶錯誤之過失；也因此，偽證罪之成立，不能僅著眼於虛偽陳述，而是必須結合其他要件與客觀事證來判斷，致不會有明確性之爭議。

藐視國會罪的疑問

反觀刑法第141條之1，公務員於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就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為虛偽陳述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萬元以下罰金。此除無具結之明文外，雖處罰範圍有所限制，但關於聽證，尤其是質詢，可能包山包海，就與法院僅針對個案不同，致難以判斷是否屬重要關係事項。

甚且此等情狀，亦無如司法審判般，可以前後陳述不一及客觀事證，來比對與判斷官員是否說謊。若為防恣意認定，勢必要有客觀事證來對照，這又有賴於行政機關提供的資料，但若立委認定有隱瞞或造假，並以來自他方的證據來否定，最終決定是否移送檢察官之關鍵，恐非在有無虛偽陳述，而是政治鬥爭，而如此的違憲爭議，就留待憲法法庭來解決。

憲法法庭之難

包括司法院正副院長在內7位大法官將於10月卸任，若在法案通過後即受理此案，並為暫時性處分，必帶來政治漣漪，尤其4月憲法法庭所開啟的生死辯，即引來不小質疑，如今，面對政治性極高的國會改革法案，恐生更大爭議，惟本於憲法法庭之獨立與中立性，如此的現實，就不應在其考量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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