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走過驚濤駭浪的年代--陳永興七十省思(２)

深受父母處世風格影響

我的父親是高雄縣湖內鄉「太爺庄」的人。那是高雄縣與台南市交界現在叫二仁溪（以前名叫二層行）溪旁的村落，二層行溪過去是鴨母王起義之處，在台灣歷史上是很重要的地方。我的阿公是「太爺庄」的保正，在地方上備受尊重，處事很公平，是排解糾紛的地方領導人。父親在日治時期讀高雄商業專門學校（今雄商），在日治時期已經是很好的高等學校。父親雄商畢業後，進入日本時代的糖廠，就是現在台糖。

我1950年出生於高雄，父親從日治時代便在台糖工作，父親很幸運，其上司是日治時期唯一的台籍廠長蔡太平（橋頭人）。蔡太平是農業專家，很會種甘蔗，深受日本人重用擔任廠長，其所負責的區域種的甘蔗都比日本人更好。我父親因唸商業，所以擔任廠長的左右手，負責管理財務，擔任糖廠會計與總務主任，他與蔡太平是很好的搭檔，管理糖廠很成功。

戰後國民黨政府來台，派來的都不是專業人才，接收台糖的官員不懂種植、製糖與經營，加上管理階層的貪污腐敗，日治時期賺錢的國營糖廠，竟然開始虧損。所以蔡太平與我父親變成唯一一組可以救糖廠的領導幹部，因此他們常常被調來調去，去過屏東糖廠、善化糖廠、橋頭糖廠……，哪間糖廠業績不好，我父親跟蔡太平就被奉派去整頓，把業績拉起來。

蔡太平不會講北京話，從頭到尾只會講台灣話。所以只要去經濟部、國營事業開會，就派我父親去。當時國民黨看中我父親的能力，極欲吸收父親入國民黨。據父親所說：「國民黨入黨申請書常常就放在我桌上。」但我父親親眼目睹二二八，不滿國民黨貪汙腐敗，雖然無能反抗，但就是從頭到尾拒絕入黨。

所以父親在糖廠任職直到蔡太平離世，我父親也因拒絕入黨而不得不離開糖廠。因為外省人接收糖廠與我父親個性或做事風格均不合。在我小學3年級時，父親離開糖廠，因此我們舉家搬到高雄，我唸高雄大同國小。

我母親是鳳山人，日治時期屏東女中畢業。母親是鳳山望族在高雄很有影響力的家庭。母親兄弟有在日治時期任醫生、藥師與經營企業，屏東很出名。母親還有個哥哥，就是在高雄很有名的「師爺」蘇錫輝，他在黨外首位縣長余登發競選時被稱黑派「師爺」。我母親曾任教師，結婚後就在家相夫教子。我從小深受母親影響甚大，母親常買課外書給我看，尤其文學相關的書。

母親對人非常照顧、慷慨，也非常有愛心，我的個性深受母親的影響。所以，我對較弱勢需要人照顧者，我都很願意幫忙；而我父親對我的影響就是很清廉、守法、公平與不妥協，對貪汙腐敗或不合理都不會去迎合。

台灣意識的覺醒對我一生影響甚大，應該是在我讀初中時期。當時是就讀高雄二中，那是高雄最好的初中，因為雄中已無初中部。當時有一位教英文的陳昌裕老師是個外省人，他在中國是流亡學生。國共在中國內戰，後來隨國民黨到處遷徙到雲南昆明有個西南聯大，因為其他都被共產黨所占。

英文老師說他的同學就是後來拿到諾貝爾獎的學者李政道和楊振寧。他很哀嘆少年歲月都在戰亂中經過，先在中國經歷對日戰爭，後來又有國共內戰，所以讀書一直無法穩定，而最後他隨國民黨遷徙到台灣也無法再回去。所以其上課時常會講到國民黨貪汙腐敗，讓人民失望……等等。

他還曾在上課時提到魯迅的小說。當時我只是初中生，而且是戒嚴時期，魯迅的書是禁書，當時不可能看得到禁書。英文老師告訴我們，梁實秋的作品只是二流，非一流文學作品。讓我嚇一跳！英文老師指梁實秋英文算普通而已，應該和我們坐在一起，不然，把梁實秋叫來當場翻譯一篇報紙社論，看看誰翻的好？

此外，他還在課堂上談張學良的故事、毛澤東寫詩，還把毛的詩翻成英文。所以上他的英文課很有趣，差不多有一半時間在講我們不曾聽過的事，使好奇的我在下課後去六合路舊書攤，還真的翻找到魯迅的書，讓我一如開了竅，大開眼界，原來英文老師說的是真的。也因此，初中時，我就感到國民黨的正規教育在歷史課本中都只是講述部分事實而已。並沒有完整說出真相也令我對這樣的教育產生懷疑。

高中就讀南一中時期，我寄宿在南一中旁的天主教宿舍，因而遇到一位對我影響很深的神父——來自西班牙的袁國柱神父。當時我就在想，為何一個外國神父會來台灣四、五十年，一生照顧台灣囝仔？陪台灣囝仔讀書、陪台灣囝仔生活、陪台灣囝仔運動，他都在陪伴我們這些高中生，那他一生到底在追求甚麼？

袁神父潛移默化啟發大

袁神父發現我很喜歡看課外書，而我們宿舍有圖書館也有很多宗教的書。袁神父對我說既然我愛看書，就要「有計畫性的讀書」。

什麼是「有計畫性的讀書」？比如愛文學的作品，要有份書單。台灣重要的文學作品可將其列出來。如鍾理和、吳濁流、賴和……，就是日治時期台灣作家的代表作；再來，戰後如黃春明、七等生、陳映真、鍾肇政……等這些重要台灣作家，就是有計畫性地閱讀台灣文學作家與其重要文學作品。閱讀後還要寫下心得；如對宗教、歷史或哲學有興趣則也要有書單。我認為袁神父對我是很大的啟發。

另外，每逢寒暑假，袁神父都會帶我們這些高中生去露營。有次帶我們去屏東縣霧台鄉與三地門等原鄉，我們因露營開始接觸原住民。所以我讀大學就組「百達山地服務團」去霧台服務原民。袁神父也啟發我去做社會工作，而且用團體組織的方式去做服務工作很重要的人生啟蒙老師。

袁神父從未對我傳教，我高中三年，他從未要我信天主教，他用其生活與工作讓我感受到什麼是有信仰的人，如何過日子，或說甚麼是真正的社會奉獻，而不求回報。所以從他身上所學的對我以後所做的工作有很大影響。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