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軍統局的二二八應變－劉明和陳逸松在二二八的惡行(5-2)

文/王克雄
軍統局的前身是特務組織藍衣社，由蔣介石和戴笠所領導。二次大戰期間改稱軍統局，直接隸屬於蔣介石主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由於惡名昭彰，在1946年8月改隸屬於國防部，換名為保密局，但實質不變，很多軍事、政府等機關仍然稱它為軍統局，兩名稱經常混用。
1947年2月2 7日的緝煙事件殺了一位台灣人，隔天群眾到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要求陳儀處理，結果衛兵開槍更殺了八、九人，以致引發台灣人起來抗暴。保密局台灣站長林頂立28日當天立即召集許德輝等十三位流氓和角頭開會。經陳儀之弟陳公銓引介，林頂立該晚立即率領六位代表晉見陳儀，陳儀當面准許創立「忠義服務隊」，並任命許德輝為總隊長。根據蘇新的記載，3月1日陳儀也「召集劉啓光、林頂立、陳達元等軍統頭子密議武力鎮壓。」〔15〕
3月2日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向中央社記者透露：「找可靠而有力量之台胞許德輝等，出來組織忠義服務隊，一面希冀分散不法行動之台胞力量，一面暗地協助政府推進工作。」［16〕許德輝在終戰前就已經是軍統局閩南站的成員，來台灣潛入黑社會，為軍統局招募人員，曾參加劉明的義勇糾察隊，也滲入「政治建設協會」，因此被軍統局安排擔任忠義服務隊的總隊長。在這裡柯遠芬竟然明說，警備總部將利用忠義服務隊來分化台灣人的力量。
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在他的《帽簷述事》一書紀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治安組（3月3日）下午4時在台北市警察局召開台北市治安委員會，到委員黃朝生、陳春金、王火定、陳海沙、陳屋、林水田、周百鍊、游彌堅（台北市長）、陳松堅（台北市警察局長）及民眾、學生代表許德輝、劉明等。」〔17〕會中決議，為恢復台北市治安起見，組織台北市臨時治安委員會，並成立「忠義服務隊」負責執行，由許德輝擔任忠義服務隊總隊長兼處委會治安組組長，台北商校學生廖德雄擔任副總隊長。可見，領導流氓和角頭的許德輝竟然號稱為民眾代表，而設立延平學院的劉明則代表學生，但兩人都是軍統局的人員，顯然忠義服務隊乃由軍統局所掌控。許德輝集合流氓和角頭約250名，主要幹部並經陳儀同意配發手槍17把，很可能這些是可以信賴的軍統局人員。

青壯時期的劉明，圖/台灣游藝數位複製

劉明也承認，事變發生後，台北市警察局長陳松堅拜託他動員延平學院及開南商工學生，守護各派出所。在劉明、蔣渭川等人的動員下，包括台灣大學、延平學院、師範學院，以及台灣商工學校、成功中學、建國中學等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共約1,200名。〔18〕「3月2日許德輝告知蔣渭川，劉明數次鼓舞許出來活動；青年林正亨要求蔣渭川出面武力抗爭、號召群眾打倒陳儀，並指劉明已贊成此主張。…劉明主動參加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開會，激勵青年積極奮鬥，且聲明願意支付所需資金」。〔19〕可見劉明不祗組織青年學生，更煽動他們，居心叵測。
許德輝呈軍統局副局長毛人鳳的〈台灣二二八事變反間工作報告書〉明白透露情治單位利用黑道製造混亂的內幕。〔20〕許德輝的反間工作不止收集情報，甚至煽動民心，推波助瀾。如其曾在處委會中大聲疾呼：「如軍警不法開槍時，吾輩已決定玉碎作為犧牲」、「如長官以空言欺瞞吾輩，再發生問題時，全省十餘萬之好漢子，斷然玉碎，以責問長官之食言」、「如渠不幸身死，希望市民作為後盾」等，激起現場民眾情緒高漲，甚至喊出「許先生萬歲」之詞。記者的報導形容是「喊聲滿堂，鼓掌不絕」，「滿堂如沸鼎之樣」。〔21〕
當時民報記者吳濁流也報導說：「擾亂並分化民眾，還燒毀外省人的商店， 毆打外省人，造成中央派兵鎮壓的藉口。」〔22〕許德輝利用忠義服務隊為掩護，大肆猖獗、公然打劫、威脅善良、結隊橫行、假公濟私、勒索暗殺，充分顯示情治人員在事件中煽風點火，製造混亂的詭異角色。這也是軍統局「引蛇出洞」的策略，用激進的方式得到大家的信任，然後找出誰是反對政府的人。陳儀和軍統局的頭子已決定要用武力鎮壓，但需要藉口，因此指使劉明和許德輝製造一些事端。
為了催促中央派兵鎮壓，軍統方面也在3月5日誇張地報告：「外省人死傷達萬，亦損失財產無算」及「局勢萬分嚴重」。〔23〕因為外省人立即有補償， 數據相當可靠，楊亮功監察委員的報告說，外省公教人員只死亡33人。對於中國國民黨無情屠殺台灣人，軍統局必須負相當的責任。
陳儀為了在3月9日上午6時的戒嚴及報復性屠殺找藉口，在8日晚間製造了「圓山事件」。位在圓山現場的海軍台北辦事處報告：「8日奉警總部令，為重整台北警備部署，大直明治橋、圓山各據點為第一警備區。明治橋由海軍辦事處派兵佔領封鎖，如遇暴徒襲擊，需匐力死守待援。」柯遠芬在 3月7日的日記稱：他原打算在9日晚進行戒嚴，卻提前在8日晚（乃指9日上午6時）實施， 「而且 一切準備均要在明（8）日完畢，命令一定要先下達，只要信號一到，即照計劃實施。」〔24〕與軍統局人員合作下，柯遠芬竟然預先計劃，把圓山設為第一警備區，只要接到信號，就可依計行事。當晚果真發生「圓山事件」，約有50名學生在那裡被殺害。3月8日晚上10時30分陳儀也下令攻擊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一時之間槍聲大作，與會者或遭捕殺或開槍反擊，場面混亂不已。〔25〕3月9日，柯遠芬就帶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面的廣場視察現場。柯遠芬表示，現場的遺體大多是屬於遭國民革命軍擊斃的暴動反抗者。不過楊亮功卻對隨從人員說，死者均是十八、十九歲的中學生，且附近亦無戰鬥跡象。〔26］台灣民間認為，實際上這是「假戰鬥，真殺人的事件」，製造戒嚴及屠殺的藉口。
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也報導：「于是警察大隊、別働隊于各地嚴密搜索參與事變之徒，即名流碩望、青年學生亦不能倖免，繋獄或逃匿者不勝算。中等以上學生，以曾參與維持治安，皆畏罪逃竄遍山谷，家人問生死、覓屍首，奔走駭汗，啜泣閭巷。陳儀又大舉清鄉，更不免株連誣告或涉嫌而遭鞫訊，被其禍者前後無慮數萬人，台人均躡氣吞聲，唯恐禍之將至。」〔27〕在此證明劉明和陳逸松所領導的別働隊逮捕及迫害台灣菁英和學生。
前述姚虎臣的報告也透露：「並於3月14日，本處曾派周秀奇同志會同該員（指劉明）前往台北縣文山區收繳散失民間武器」。二二八期間學生奪到一些武器，劉明領導學生當然知道那些學生擁有武器，他不只沒有保護學生，反而帶隊去搜索這些武器，也可能抓到一些學生，實在心狠。 當年的慘狀可以參照3月27日中統局局長葉秀峰呈送蔣介石的情報：「陳長官善後處置仍採高壓政策，凡稍涉事變嫌疑者每加毒殺，被害者已有四、五十人，對青年學生妄殺尤多，致使人心惶惑社會益形不安。」〔28〕這些青年學生實在可憐及冤枉，他們依照政府的請求出來幫忙維持治安，結果他們被軍統局出賣，變成被捕殺的對象。
劉明和陳逸松滲透二二八處理委員會
二二八發生後，台灣有識之士立即於1947年3月1日上午10時在中山堂成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會中決議推派代表晉見陳儀，提出由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的請求。經由陳儀的同意，乃於3月2日下午2時在台北市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的籌備會，為了向陳儀提出改革的要求。軍統局的陳達元少將原擔任第一任的軍統局台灣站站長，但那時已轉任行政長官公署簡任參事，亦即陳儀的參謀。姚虎臣的報告說明：「頃據陳達元同志電稱：略以該劉明與參政員陳逸松二人於3月4日應邀出助敉亂，經報秉獲陳長官兼總司令核准運用。…無日均與弟密取聯絡，並著日將工作情形彙交弟轉報長官。」軍統局的陳達元得到陳儀的核准，於3月4日「運用」劉明和陳逸松這兩位特務進入處委會進行反間工作。他們天天參加處委會開會，把發生的事情每日向陳達元密報，再由陳達元轉報陳儀。本文末將證明劉、陳兩人的特務身分。
陳逸松是律師，也就參與起草處委會的組織大綱和對政府的要求。3月5日下午2時，處委會決議派陳逸松、王添灯等四人為代表，赴南京向中央政府陳情。同日下午4時，陳逸松主持會議，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大綱」及「八項政治根本改革方案」。陳逸松為處委會的常務委員，委員會下設處理局與政務局，陳逸松更兼任政務局長。劉明除了召喚學生參與忠義服務隊外，也加入「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擔任該聯盟財政顧問，激勵青年積極奮鬥，且聲明願意支付所需資金。蔣渭川批評：「處委會被陳逸松、劉明及特權人士一手包辦、把持。」處委會的處理大綱最後在陳逸松家，與王添灯、劉明、陳逢源等人整理成〈三十二條處理大綱〉。〔29〕證明陳逸松和劉明參與製作這三十二條要求。隔天3月7日在混亂中，增加到四十二條，終於完成。其後，國民黨就利用這些處理大綱，誣蔑台灣人意圖叛國及奪取政權，做為軍事鎮壓台灣人的藉口。蔣介石和陳儀可以不接受這些要求，沒有理由展開大屠殺。
3月8日陳儀向蔣介石報告關於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來見他的事情，他特別誇說：「處理委員會內部已起衝突，現正發生分化作用，一俟劉師長廿一師之一團開到台北，即擬著手清除奸匪叛徒，絕不容其遷延坐大 。」在軍統局特務的運作下，果然分化了處理委員會。援軍到達後，3月10日陳儀就把他允許成立的處委會，誣陷為圖謀叛變，並報告蔣介石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圖謀叛變，今已令撤銷。」緊接著陳儀就追殺這些參與處委會的人，稱他們為「奸匪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