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麻醉生涯五十年點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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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在麻醉科擔任住院醫師

那一年 Columbia麻醉科一共錄取了15個1st year residents和四個2nd year residents,除了三個都是美國醫學院的畢業生,個個都年輕力壯肯苦幹。

報到的第一天上午是身體檢查,那位內科的 Attending Doctor 說我除了皮膚以外一切 OK,因為我在人體四處最常見皮膚癌的地方都有一個平坦的小黑痣,要我去皮膚科檢查。看我的是一位很慈祥的老教授,細心的檢查後說「常見」的程度是比較性的,30% vs. 10% 和 0.3% vs 0.1% 都是三倍之差,但兩者的嚴重性就不同了。要我常自己觀察,只要不凸出,顏色不改變就不必擔心,有時候還會自然消失。最後還張開他的大手掌,上面也有個跟我一樣的小黑痣。與他一席談像是吃了一顆定心丸,也學了不少對待病人和處世的態度。

後來知道 Dr.Nelson 是哥大皮膚科的主任教授,偶而會在走廊上看到這位慈善的面孔。Dr.Nelson名字易記,因與十九世紀英國海軍英雄同名。那天下午全部新來的醫生就被分成 ABC 三組,加上高年班的每一組有15人上下,每三天值班一次。

一般的 Routine 是六點半到醫院七㸃開始做麻醉。共34個開刀房和四個產房,每個住院醫生負責一個 OR,每兩個 OR 就有一位講師級以上的 Attending Doctor.來 Supervise,任何有關麻醉學的問題都可以去請教他們。由最基本的解剖,生理,藥理,病理和古老的麻醉技術(如Open drop ether)教起到最新的麻醉藥/氣的優劣和安全性等等。如果遇到須書寫的情況下因開刀房裡沒黑板也沒白紙,大家有一習慣:舉起一腳踏在凳子上,用 Ball pen 在大腿上寫下公式,分子量,分子式,方程式等等,所以到了下午常常看到 Attending Dr.開刀房長褲的中段常有密密麻麻的字跡,還好洗過幾次就會褪色。

到了中午有 Lunch Break,Attending Dr.會來 Relieve 住院醫生,一律30分鐘,離開前得把病人的情況交待清楚。 這是一天最「爽」的半小時,無憂無慮,但很快的就過去。遇到時間長一㸃的開刀有些「好」的 Attending 會來給我們 Coffee Break/Bath Room Break 但只限十分鐘。

每星期一、三、五做到四㸃多所有的住院醫生得到四樓的 Auditorium上一小時半的課,所以 Attending 會在15 分鐘前來接替還在工作的住院醫生。上完課沒值班的 Team members 可以回家,值班的由組長( Team Captain)分配回到十八樓去 Relieve 還在工作的 Attending Drs. 從此到次日七㸃值班的 Team就負責尚未做完的手術,新 Add on的或是急症需要馬 上開刀的病人。

如此一天又一天,一週又一週的過去,雖然每週工作時間很少低於100小時/week,但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但有一事我永遠不會忘記:現在 Boston 做整型外科的大女兒那時還不到三歲向內子說「我快要忘記爸爸像什麼樣子了?」因為我早出晚歸,她早睡晚起。

那幾年雖然做工苦、時間長,但都沒聴過有人抱怨,理由很簡單:工作的分配非常公平。 不論是 Team Captain 或是 Attending 的 Schedule Runner 都跟我們做同樣或相似的工作,上下班也是一樣的時間,這對我一生的事業和對下屬的工作安排都有很大的影響。

以前提過哥大有34 個開刀房,每一個專門科都分到兩三個 OR,如小兒科、泌尿科、婦科、耳鼻喉科、心臟科、血管科、胃腸科、眼科、腦、神經科、胸腔科等,其他就是一般外科。Attending Doctors 長駐在固定的開刀房,每星期來兩三天,其他的時間就回到他們的實驗室做他們自己的研究或寫論文。我們住院醫生則每兩週換一個開刀房,這是很好的制度,因為可以學到不同的知識,從不同的老師學習不同的麻醉技術和學問,取其長捨其短,做為自己的技能。哥大麻醉科當時有四十多位很有知識的Attending,是全國最大的麻醉科,其他規模相近的有三所大學,分別是哈佛大學, U-Penn 和 UCLA。

現在的我做麻醉像是老馬識途,駕輕就熟。想當年對每個病例都戰戰兢兢,尤其藥量都照書本教的,一步一步做,以免有差錯。 晚上睡覺有時也會做惡夢,如量錯體重,用錯藥以至病人一睡不起.....。

一般來說工作很辛苦,但偶而也會遇到很輕鬆的時候,那就是「Attending Request」, 社會上有錢有勢的人士如要開刀常到哥大來,他們又不要我們這些剛學麻醉的小醫生動手,所以院方就會派一位副教授級以上的來做麻醉,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任務很簡單,只站在開刀房內當助手。但這種機會不多,可遇不可求。聽說他們會從這些大官顯要拿到很厚的紅包。

在哥大醫院中的「有趣的」故事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些小醫生「旁觀者清」,有時會看到不應該發生但卻發生在大教授頭上的事,如此一傳二,二傳四,十幾年下來就有很多這種「有趣的」故事。舉一個例子:五十和六十年代我們都知道的大明星被診斷是膽結石須作膽襄切除手術,她說切瞻可以但開刀時她要清醒並且要求正教授做麻醉。外科教授與麻醉科商討結果:辦得到,最好的方法是給 Epidural Anesthesia,照常理:做這種麻醉的高手是在產房的麻醉醫生因為他們一天到晚替產婦做 Epidural Anesthesia. 問題是:(1)兩位在產房的 Attending 都只是 Assistant Professor 不夠「資格」替大明星做麻醉。(2)受託的大教授每天做研究,寫論文,教學生,管人事,搞政治已近十年沒做過 Epidural anesthesia。 結果他試了三次才成功並且穿破了Dura使每人只有125 cc的Celebrospinal Fluid 流失不少。因此開刀後病人頭痛,嘔吐不停,使她多住院三個星期。

前面提過四點半到六點的 Lecture,禮拜五時常邀請外面的學者專家來講學,至今印象最深刻的是 Dr. Virginia Apgar。久聞其名,因全球測量嬰兒出生時的健康狀況所用的 Apgar Score 就是她創作的,在醫療界服務的人都知道此 Score. 她於4O年代初期畢業於哥大醫學院 P&S,時值二次大戰,很多醫生去當軍醫,她本計劃進外科,以便來日報國,可是被當時大男人主義的外科醫師群阻止,因為她是女生。後來接受外科主任 Dr.George Humphrey(他也是蔣家的醫生)的勸告去學麻醉,她學成後在 P&S 成立美國第一個 Department of Anesthesia/Anesthesiology。在醫院/醫學院自外科分開,與別的科系平起平坐,很受尊重。

我猜她小時候大概是個 Tom Boy 因為到六十多歲還在開跑車,在 George Washington橋上常開60-70m/hr 的快車,交通警察可能看慣或知道她是一位國際上的名人也就不理她了。這是道聽途說的。接她做系主任的就是前面提到的 Dr.E.M. Pepper,他一做就是二十年,我到哥大不久,他被聘為University of Miami 的校長,很多人競爭他的寶座,結果是一位很年輕自中國來的艾世勲教授被哥大選上,他也是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生於1920 年,四十五歲不到就升為哥大正教授,人很和藹,治學嚴謹很受人尊敬。 記得他常抽煙,大概是因為長年做研究寫論文的關係。有一小事值得一提:私下談話 Even 房間裡只有兩個人,他還要用英語交談,他的夫人藥理系的王教授則剛好相反,在公共場合或走廊上一律説北京話。

他上任的第二年夏天麻醉科發生了一件大事:系裡一半的正教授離開哥大: Professor Richard Kitz 到哈佛大學的 Mass General, Prof.Donald katz 到 UCLA, Prof.Aaron 到 Massachusetts Eye and Ear,Prof.Robert Epstein 到 Univ. of Virginia 當主任。有人說這是巧合,有人說這與 Politics 有關,因為這四位都是不久以前的競爭者。我是局外人只能當聼衆。那時心裡倒有一點擔心,這會不會影響 P&S 麻醉科在全國的 Ranking?因為這四位還帶走了不少年青的研究員。

我並不是第一個臺灣人進入哥大麻醉科的醫生,第一位是1960年臺大醫學院畢業的張敏堂醫師,聰明能幹對人很友善,我進去那年他剛畢業到另一個醫院去做研究員(Fellow)我們沒有一起同事過。常想:我被前主任 Dr.Pepper 錄取跟張醫師在哥大幾年的工作表現是不是有關係?我想是有,只是程度問題 How much? Only God knows.

第一年的聖誕節前後 在開刀房外面的走廊遇到艾主任,他很簡單嚴肅的說「We don’t send greeting cards to the members of our Department.」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因為我根本沒送過賀年卡給科內的任何人。心想:這是不是張醫師送他賀年卡而艾教授以為是我送的? 又是一次名字上的差錯,因為我是「Ming」,他是「Min」這小事至今還沒問過張醫師,算是近半世紀的謎。這樣的事我已習以為常,高醫的杜聰明院長到最後一次在紐約相會還是叫我「邱阿泉」因為高我兩班有位好學生叫許阿泉。還有一個例子:高中和大學的軍訓教官時常把我叫成「邱清泉」(1947年徐蚌會戰u一位戰死的國民黨陸軍上將)。

我剛升上第二年住院醫師我們的第二個女兒 Pauline 出生,取了一個臺灣名字叫「曼怡」(生在曼哈頓但心在台灣之意)並以內子的產科醫生Dr.Susan Williamson 的名字作為 Middle Name,說到這位仁慈的女教授不得不提一巧事:幾年後我的三女兒 Victoria 出生不久,內子收到一封她告別所有病人的信,大意是「因紐約的 Malpractice Insurance Premium 太貴,所以將離開 N.Y. ,Mary Higgins 教授將 Take Over,今後由她來替妳做每年例行的檢查 ……。」 以後十三,四年都沒有她的消息,直到有一天,二女兒從 New Haven 來電說在耶魯大學教授名單上看到 Dr.Williamson 的名字。Pauline 特地去找她並説「Thank you for bringing me to this world almost 18 years ago. 」她畢業後再修了一個新聞學的碩士,就一直在電視界服務,在香港 CNN International 當主播時曽帶了CNN二十多人的團隊回臺灣訪問,報導88水災。這是後來的事。

產後我們帶嬰兒回家,剛滿三歲的大女兒說「Mommy, why you bring a Chinese baby home?」在哥大的第三年院方錄取了一位臺灣來的翁仁田醫師,他是北醫第一屆畢業生,來美完成四年婦產科住院醫師訓練再來哥大做第一年的 Anesthesia Resident. 畢業後留在學校做研究。幾十年後翁教授成為世界上有名的早產兒/嬰兒呼吸機能的權威學者。這是臺灣人之光。

當時發生了兩件大事:臺灣被趕出聯合國和鄭自才和黃文雄在 Plaza Hotel 前企圖槍殺蔣經國。
前者有些臺灣的開明人士建議以「臺灣」的名義再加入 UN.被蔣介石以「漢賊不兩立」為由否決掉了,否則現在也不必為「入聯」煩惱並且也可Secure 臺灣在國際上的地位。

後者在臺灣人的社區相當轟動,有人以房子做抵押貸款來做 Bail 的,相當令人感動。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的鄰居蔡其芳先生是一位很出力的同鄉。

終於順利申請永久居留

我有一位韓國同事 Dr.Yoon(尹)漢城大學醫學部畢業進入產婦人科醫局做了三年,因為升不上去就跑來美國再做整套四年的婦產科Residency Program ,做完和我們一樣不想回國又來學麻醉。他聰明認真有禮,是位很好的 Team mate。1970年感恩節前後,聴他説Exchange Visitor Visa 可以攺成 PR(permanent resident ), 這是五年來聽過最好的消息, Too good to be true, 最初不敢相信,後來聽一位託移民律師辦過事的校友説是真的。理由:(1)因為當時美國想要實施 Socialized Medicine 但醫生不夠,所以像 Ted Kennedy 自由派的參議員主張讓所有想要留下來的外國醫生留下去申請 PR;( 2)另外一種說法是越戰打得正熱,需要更多的軍醫。心想做了一年的臺灣兵很容易的過去,當美國軍醫應該更容易才對,不論如何申請了再說。為了趕上醫師執照考試報名截止日期,12月初就託朋友介紹的移民律師代辦,我下班後就專心溫習醫學課程並備好醫師執照考試的申請表,3月下旬 PR 的「Green Card」出來我做了一份copy放入執照考試的申請表內,就在從移民局回家途中的郵局用掛號寄出。

現在回顧當年能讓我們申請 PR 的原因大概後者居多,因為:(1)至今近半世紀支持Socialized Medicine 的人還不是多數,只是拖拖談談。(2)拿到Green Card 不到兩個月,記得剛考完 Medical Board 的 License Exam.,就收到徵兵處的通知要我去44街的 Selective Service 報到並做身體檢查。我照指定的時間去做了詳細的體檢,他們給我一個A-1.聽說一旦抽纖中獎,A-1的人士是第一批得去Basic Training 的。

這是我與軍方的唯一Encounter。可能是不久之後美國由徵兵制改成募兵制,也可能越戦的溫度漸減或是我的年齡已超過30而家有妻女。這是好事,少一事總比多一事好。

哥大最後一年就不做臨床工作也不必值班,白天跟教授做實驗,替他找資料寫論文就像一般的研究生一樣,薪水也不是醫院給,而是來自 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的 Grant,數目也多一些,由年薪6500美金到月薪600美金。那時一般醫界的看法:住院醫師是來醫院「拜師學藝」須盡量的「長久磨練」,就像在金門當兵,時常聽到的「平時多出汗,戰時少流血」,所以醫院都故意把工資降低,尤其大學醫院因為不擔心招不到住院醫師。那一年雖然工作量減輕,一個月又多約五十塊美金,但過得很不愜意,因為我喜歡動手動腳工作,討厭坐著空想理論,亂吹牛(演講)。換句話說覺得自己的腦筋不適合去做研究,搞實驗,寫論文。那時工作辛苦,睡眠不足,經濟上也相當困難因為我已有兩個可愛的女兒 and the 3rd one was on the way. 五十年後反省,我是這個不完美制度下的受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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