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佛洛伊德案如由國民法官審

2020年發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的黑人佛洛伊德遭警察蕭恩勒斃，引爆全美反歧視抗議。而此案在今年4月，經三個星期的審理後，陪審團針對檢察官所提起的二級、三級殺人罪及二級過失致死罪，全數評議有罪，之後將由法官獨自開啟量刑程序。而一個更值台灣關注者，即是類如此等案件，若適用2023年將實施的國民法官法，到底會有何不同？

在2023年1月1日，國民法官法正式生效後，前三年適用的案件，僅以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結果者為限，即如殺人既遂或酒駕致人於死之類的結果加重犯。而在佛洛伊德案裡，如從警察蕭恩跪於佛洛伊德頸部，以致於窒息而死來看，可能存有故意殺人既遂、故意普通傷害致死、故意重傷致死罪的三種可能性，無論檢察官決定以何罪起訴，都會落入國民法官法的範疇。

惟若檢察官認為是屬普通傷害致死罪，但前半段的普通傷害，可依據刑法第21條第1項的依法令行為來阻卻違法，就僅能以過失致人於死罪論，這就不屬於國民法官法適用範疇。換言之，在遇有涉及阻卻違法事由之情況，到底檢察官可否自行認定可為阻卻不法而因此不適用國民法官法，抑或否定檢察官對此的認定權，而由國民法官的合議庭為判斷，就會形成爭議。

而假若檢察官以故意普通傷害致死罪起訴，則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確認起訴範圍與法條。惟在國民法官法亦未採取訴因制度下，若在審判過程中，合議庭若認為應以殺人既遂或故意重傷致死，甚或過失致死罪時，該怎麼辦？

由於在國民法官的合議庭，對於法條的解釋乃專屬於法官，故三位法官若認為有變更法條的必要，似乎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的規定，在未逾越同一案件範圍內，變更法條與罪名。惟如此的變更，實等同由三位法官在告知六位國民法官該怎麼判，似乎就讓國民法官的參與變得毫無意義，且在國民法官法也無相關變更法條的明文下，此種起訴罪名的轉換，似乎就應避免。

應以客觀事證推斷犯行

由於在佛洛伊德案，反映於台灣的刑法，至少有四種前述的罪名之可能，而此等罪名於客觀上相同，差別僅在行為人的主觀心態，即到底對於死亡結果，有否違背本意。而此等主觀心態，還是得從客觀事證去推斷，即除了死因鑑定報告外，目擊證詞，甚至是由警察或第三人所拍攝之畫面，皆會成為判斷主觀心態的關鍵證據。而於國民法官制度，採起訴狀一本，故所有這些證據，都必須當庭為調查與詰問，勢必也使審判的過程變得精細與冗長。尤其是在佛洛伊德案裡，有許多目擊者皆以手機拍攝到死角，這些畫面既具有關鍵性，也帶有極為暴力景象，致考驗國民法官的觀察力與膽識。

至於來到了評議階段，如在審判過程，三位法官並未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則合議庭可否改判他罪呢？由於佛洛伊德案可能涉及的罪名，在客觀事實為同一，故合議庭若不認同起訴法條，似可轉換成他罪名。只是如此的轉換軌道，勢必會受到法官的強烈主導，也會對當事人，尤其是被告產生突襲。也因此，為了有效保障被告的訴訟權，於國民法官法，實應採行訴因制度，以免讓人民參與審判在實現司法民主化的目的喪失。

作者認為，要有效保障被告的訴訟權，於國民法官法，實應採行訴因制度，以免讓人民參與審判在實現司法民主化的目的喪失。示意圖／取自司法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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