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全球化與股東至上引爆美國貧富差距與民粹主義

美國的資訊政策專家、《紐約時報》暢銷書《未來化的社會》作者、世界頂尖創新專家之一亞歷克·羅斯（Alec Ross），在他的另一本著作《99%的社會契約》中，對美國貧富差距與民粹主義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本文擷錄部分精華內容，期盼它山之石，提供台灣借鏡。

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美國，也出現在西方國家

2008-2009年金融危機，工人受到嚴重打擊。面對工作與生活的嚴竣挑戰，工人們不指望工會的指導，代替他們採取行動。他們轉身依賴提倡「經濟保護主義」和「反移民政策」的民粹主義領導人。

此舉令工業界、政府和學術界精英感到震驚。許多精英認為，在 20 世紀 90 年代興起的全球化主義將改變世界秩序，永久地朝好的方向去改變。工人們上述舉動對這些精英來說，確實令他們感到驚訝。

專家們事後對這件事情進行研究，把他們探討的結果寫成論文，並走訪民粹主義狂熱地區。這些專家眼睛看到的是：一群被剝奪權利，因而對「包含工會在內的最近制度」感到憤怒的很大批民眾。

全球化對於倫敦、紐約、米蘭、巴黎和舊金山等大城市帶來的繁榮，並沒有擴展到英國中部、美國鐵鏽地帶（Rust Belt）、義大利南部和法國都市的周邊等較貧困的地區。

製造業帶來的就業，是從「此前一直是產業中心的地區」轉移開來。而併購的增加和追求節稅的趨勢高漲，導致總公司的功能集中在少數地區。這些動向帶來的相乘效果，讓區域間的差距進一步惡化。

自2007年以來，美國2／3以上的就業機會就集中在少數的25個都市與縣（County）。同樣的現像在許多西方國家也出現，英國的就業集中在三、四個城市，而義大利則集中在米蘭和北部數個地區。

曾經是工業經濟支柱的地區，在數位經濟發展當中，就降低了它原本的角色功能；居住在那裡的人們，就變成只專注並狂熱於某一個政治方向的追求。

亞歷克·羅斯（Alec Ross）/you tube 畫面

在亞歷克·羅斯的成長過程當中，西維吉尼亞州是美國屈指可數的左傾州，這個州有民主黨的傳統，這個傳統是以《支持工會》和《保護工人》的意識為基礎的。但是21世紀初期，它的政治取向發生了變化。今天它籠罩在保守、復古主義的氛圍當中，想要回到神話和幻想的時代。

這種方向轉變的部分原因，源於由來已久的排外心理。但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經濟不安全才被挑起。 在20世紀中葉支撐中產階級的高級職位，現在已經消失，取代這些高級職位的工作機會並不全都是能夠謀生的工作。

除此之外，政治哲學家桑德爾（Michael Sanders）所說的與「功績之咒語」有關的「無力感」，也被認為是原因之一。換句話說，只要在經濟上取得成功，他就被認為是一個「成就了某種事情的人」；相對地，無論某個人是否在道德上對社會做出貢獻？他是怎樣的人？這一切都是從經濟上的成功來加以認定。如果一個人沒有受過大學教育，也不富有，那麼，他或她的地位就會被給予很低的評價。

在創造財富的大城市，政治趨向轉到其他地方，形成左派政治運動強而有力的基礎。在紐約、舊金山或倫敦，所謂勞工階層就意味著你已經是沒有充裕的金錢可以去住在那裡的人。住房成本高到不知道何時才會停止。工人每天所看到的只是別人的幸福，「我卻沒有份」。

為何美國變成如此不平等的國家？

根據左派所痛恨的前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安娜·斯坦斯伯里(Anna Stansbury)2020年研究顯示，美國經濟活動的狀況和工人工資成長緩慢的直接原因是工人喪失了交涉談判的力量。但是，他們兩位認為，工人力量的喪失不僅僅是因為工會的衰落而已，另一個原因是民間企業熱心支持「股東資本主義」的結果。

「股東價值最大化、至上化」這個信條的興起，相對於經理人和工人來說，就擴大了股東的力量。對於企業來說，他們就背負著一個強大的壓力：企業要刪減勞動成本，要將超過的利潤從工人手中拿走再分配給股東。

換句話說，儘管企業利潤增加了，但分配給員工的利潤卻減少了。冷戰結束時，工人們為雇主賺取的每一美元當中，可以推定他們大約能獲得 11 分美元。但 30 年後，他們的收入是1 美元當中，還拿不到6 分。個人從工作中所獲得的回報是減少了一半。

工會的衰落、股東的要求高漲、股東的權力擴大、實際最低工資下降、勞工保護縮小，以及在國內外所進行的外包的擴張，這些就剝奪了工人的權限，嚴重影響勞動力市場和經濟整體。薩默斯和斯坦斯伯里在著作上這樣寫道。

儘管今天許多人將美國不平等加劇歸咎於全球化和技術革新，但薩默斯和斯坦斯伯里則指出，這種論點並沒有抓住要點。

過去30年，技術和全球化改寫了所有先進國家的經濟，但只有美國的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美國變得如此不平等的真正原因是因為：美國比起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偏向股東，也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加削弱工會的緣故。

薩默斯和斯坦斯伯里的結論是，「不平等加劇和工人所得停滯的主要原因在於工人的力量的下降」，並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產業界和整個國家對於經濟繁榮形成的方法，重新加以檢討。

他們進一步寫道，「這個結論是對於資本主義制度提出了質疑」。「尤其是，人們非常擔心：公司應該在多大的程度上，僅僅為了股東的利益而進行管理呢？這暗示了：我們需要制定政策來支援工會的組織活動，並使平衡點朝向「加強工會權限的方向傾斜」。這些政策不僅會影響經濟體系，還會影響文化和政治的狀態。

如果你努力工作，但你在金錢方面卻輸給周遭，假如你聽到別人說都市精英畢竟有好的學歷（無論他們的高薪工作是真正偉大的、充滿人性的，還是只是世俗且收入豐厚而已），你會開始感覺到能力主義的人生勝利組在說你一文不值，你對社會的貢獻與精英相比是差多了。

將經濟成功與道德價值、社會評價看做是一樣的，而不去考慮《意義》而將一切事物都加以並列比較的「功績主義」（Mediocracy）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是危險的。不平等假如擴大的話，不僅使人們會變得更加貧窮，而且會使人們更加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