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台灣的《大稻埕文化黃金時代》

大稻埕文化黃金時代（1921-1947）

台灣歷經荷蘭、西班牙和滿清的統治，價值觀念和意識型態常隨政權變動而改變，台灣人為了生存與適應，倍感困擾和痛苦，因此統治者的強壓與台灣人的反抗，構成台灣近代歷史發展的鮮明對照，統治者想盡辦法馴服台灣人民，逼迫台灣人在其設定的框架下生活，台灣人卻不甘任人擺佈，極思突破限制，因此「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成為近代台灣史的特徵，這段時期的台灣，仍然以武力革命為主，尚未進入文明國家和平革命的行列。

三位醫療傳道者，把基督教現代文明傳來台灣

1865年畢業於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的馬雅各醫師，來台南展開醫療傳道工作，並創立了台灣第一家醫療機構：新樓醫院；1866年熱帶醫學之父萬巴德，來高雄海關服務六年，他把台灣行醫經驗告訴弟子羅斯（Dr.Ronald Ross):有一種病會由蚊子感染，後來羅斯醫師因為証明了蚊子會傳染瘧疾而獲得1902年諾貝爾醫學獎；1887年萬巴德在香港創辦香港西醫書院，，中國的孫文便是他的學生，並在倫敦蒙難時救過孫文；1872年來自加拿大的馬偕來淡水設立第一所教堂與醫院，並把基督教文明帶來北台灣，在台灣將近30年的奉獻生涯中，他設立60間教會，3000人受洗，在台灣北部設立第一所神學院和女子學校，還拔了二萬一千顆台灣人的牙齒；1895年另外一個愛丁堡醫學院畢業的蘭大衛來台灣中部的彰化，創辦《彰化基督教醫院》，他的《切膚之愛》的精神，成為基督徒普世之愛的最佳人間典範，因此我們可以説馬雅各、馬偕和蘭大衛這三位醫療傳道者，是台灣最早西方基督教現代文明的播種者。1895年清廷 戰敗、透過馬關條約，清朝把台灣出賣給日本，台灣人被迫成為日本皇民，台灣人的反抗風起雲湧，曾經建立過三個月的《台灣民主國》，並持續了20年的武力抗爭日本人的統治，直到1915年噍吧哖事件，才平息了武力抗爭。

受梁啓超影響，林獻堂推動《台灣議會請願運動》

1907年台灣民主議會之父林獻堂，在日本奈良旅次，巧遇因《戊戎政變》失敗，來日本避難的中國和平主義革命家梁啓超，他們倆人語言不通，但透過筆談，卻立刻成為知已，梁啓超告訴林獻堂説：「中國正在內亂，三十年內無法幫忙台灣人，台灣人應該仿效愛爾蘭對抗英國的方式，成立自己的議會，厚結日本的高官貴族，得到他們的同情與支持，放棄武力革命，爭取自己的檋利，才是上策。」林獻堂受到梁啓超的啓示，於是在1921年發起《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採取和平非武力方式，爭取台灣人的自治，林獻堂同時也是詩人文學家，具豐厚財力和崇高聲望，他堅持「一生不説日語，不著和服」，以漢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從事對日本大和民族的抗爭，是日治時代，推動台灣民族運動的自然領袖，是深具使命感與道德勇氣的民族運動領導人，因此被美國歷史學家麥斯基爾（Johanna Meskill)譽為《台灣自治運動的領袖與文化褓母》。

1921年當時在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來自宜蘭的蔣渭水，雖然已經開業五年，醫務繁忙，生意興隆，但因年輕時代革命熱情消失了，自覺是他人生的黑暗時代，這時他聽到霧峰林獻堂的呼籲：「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他立刻重燃政治熱，認為這是當時台灣人唯一無二的活路，於是熱烈響應，並親自參加1923和1925年二次親赴日本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

在大稻埕推動《台灣文藝復興運動》的蔣渭水和王井泉

在日治時代50年中，我個人認為對台灣人的文化運動以及台灣文化的提昇，最有貢獻的是1921年10月17日催生《台灣文化協會》的蔣渭水和1939年催生《山水亭》的王井泉先生，而他們的活動領域，都是在台北的大稻埕，蔣渭水和王井泉都夢想台灣文化能超越過統治者的日本文化，他們都期待在台北大稻埕推動台灣的《文藝復興運動》，並希望能與西方的文藝復興接軌，同時達到西方現代文明國家的水準，雖然他們二人開啓了台灣人文化自覺運動，使台灣邁進現代化的文明國家，但終其一生，並没有實現《臺灣文藝復興》的夢想。

《臺灣文化協會》使台灣人產生獨立自主意識

蔣渭水領導下，於1921年10月17日在大稻埕靜修女中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可以說是台灣人意識覺醒和文化重建的開始，也是台灣史上知識份子第一次大團結的時代，那時他們不分政治上的左右派別，不分意識形態，為了《共同助長台灣文化的發達》而成立《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時已經有1032人參加，眾推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為專任理事這是台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台灣智識精英接受近代思潮之後，產生的第一次自覺運動。成立之後，台灣文化協會會員，為了提升台灣人的文化水準治癒蔣渭水所謂《台灣人患了智識營養不良症，有計劃地到台灣各地，舉辦演講會、座談會文化劇、夏季學校丶通俗講習會、放映電影、創刊雜誌、創辦文化書局、以及創刊台灣民報等，台灣智識份子藉著這些活動，推動改革理念，喚起民心、関懷社會，為求達成《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底終極目標。總而言之，台灣人受到《台灣民主國》的抗日洗禮，以及日本殖民統治的二等公民待遇，極欲掙脫枷鎖，掌握自己的命運，台灣意識逐漸形成；而日本殖民政權所導入的近代教育，開闊了台灣人的視野，使台灣人認識世界思潮的趨勢，產生了近代國民意識，而《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更凝聚台灣人的反抗精神，追求台灣人的獨立自主。

蔣渭水催生《台灣文化協會》的心路歷程

蔣渭水在1925年寫下《五個年中的我》，曽回憶起他重燃政治熱的原因：「因受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刺激，我的政治熱又復活起來，自林獻堂氏歸台在台北開了歡迎會之後，新交的同志：李應章、林麗明、吳海水、林瑞西諸君，屢次慫恿我出來組織團體，並提出他們所做的青年會規則書來和我研究，我考慮了以後，以為不做便罷，若要做呢，必須做一個較大的團體才好，由是考察出來的就是台灣文化協會了。」他號召了不少理想主義的醫生同志如賴和、韓石泉、王受祿、石煥長等和醫校學生來參加，而文化協會本部設在大安醫院，因此蔣渭水是文協的靈魂人物，主導文協的政策與方向。

同時蔣渭水親自撰寫《台灣文化協會會歌》，在會歌中，他希望《台灣文化協會》能提升台灣文化，比美西洋文明，打造有能力捍衛世界和平的台灣人，成為世界一等的公民，同時也要引領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放眼世界，成為世界公民的偉大胸襟。於是以蔣渭水大稻埕《大安醫院》為中心，展開熱烈的文化啓蒙運動，影響力擴大到全台，其中以文協舉辦的《文化講座》，影響力最大，有時一年高達315次，聼眾高達11萬人，因此總督府出版的《警察沿革誌》說：「文協的文化演講開本島農民運動與勞工運動的先河。」所有日治時期參加台灣人運動的知識份子，特別懷念早期文協這一鼓共同為提升台灣文化對抗日本統治者的大團結時代，可惜成立七年後，大家忘記了原先共同的文化理想，因政治路線的分歧，使台灣人引起內部紛爭，互相抵消力量，最後被日帝個個擊破，而分裂了，因此蔣渭水才會沈痛地呼籲：「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蔣渭水：「有第一流文化，才能創建第一流國家」

《台灣文化協會》分裂之後，1927年7月10日蔣渭水與林獻堂合力在台中成立台灣史上笫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成立3年7個月之後，1931年2月因《鴉片事件》和《霧社事件》告發到國際聯盟，而被日治當局所禁，間接影響到蔣渭水《壯志未酬身先死》的命運；除外蔣渭水是日治時代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家中，最重視文化者，他認為《有第一流的文化，才能創建第一流的國家》，這也是他在1926年7月創辦《台灣文化書局》的原因，他推出的書，大多與時代變化息息相關，確實盡到《新時代介紹機關之使命》，對日治時代的知識份子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蔣渭水可以說是近代台灣人政治領導者中，最重視文化的先知先覺者。更重要的是蔣渭水是《台灣民報》的褓姆，民報由東京返台後，社址設在《大安醫院》隔壁，蔣渭水以寫政論直刺日治當局而出名，從出刊到寫文章，他幾乎每天都在照顧這份報紙，而他精彩的《獄中文學》也是發表在民報上；更難得的是他邀請《台灣現代文學之父》頼和，做民報副刊主編，更促成了日治時代台灣新文學的《狂飆時期》（1930-1937），當時台灣重要的文學家：呂赫若、張文環、王昶雄、吳新榮、吳天賞、張維賢等後來都成為王井泉的知已之交，間接促成了王井泉在1939年在《大安醫院》附近，催生了《山水亭》這家文化餐廳的誔生，《山水亭》不但提升了台灣料理的美食水準，也產生了類似法國文化沙龍的效果，不但帶動了日治時代大稻埕小規模底《台灣文藝復興》，同時也成為日治後期作家、音樂家、畫家、戲劇家和知識份子，共同的《心靈之家》，甚至不少同情台灣人的日本知識份子如金關丈夫等，也經常來《山水亭》高談闊論。

《山水亭》曾蠢動過《台灣文藝復興》的氣流

台中膠彩畫大師林之助，曾寫過一首日文小詩《半樓》，主要是歌詠《山水亭》，知交王昶雄把這首詩，漢譯為：

「古井兄是位好好先生

畫家、文士、樂人們

每每都讓他請客

山水亭又窄又陋的半樓裡

曽蠢動過台灣文藝復興的氣流

有喜氣洋洋的景象

也有訴不盡的哀愁。」

古井兄是王井泉的暱稱，經常來《山水亭》報到的座上嘉賓有：林茂生、吳天賞、徐坤泉、楊雲萍、黃得時、李超然、陳逸松、呂赫若、呂泉生、陳夏雨、吳新榮、張文環、郭雪湖、楊三郎、王昶雄、巫永福等人，還有《台陽美術協會》同仁，一些不滿日本至上主義的日本學者如：人類考古解剖學家金關丈夫、畫家立石鐵臣、民俗學家池田敏雄、帝大文學部長矢野峰人、德川時代文學研究者瀧田貞治等，也都是《山水亭》的常客 。他們在戰時，時常聚集在此高談闊論、說古論今、評畫賞文、聽歌唱曲，每每不知今夕何夕，有點像二次大戰期間，在英國倫敦維琴尼亞．吳爾夫（Virginia Woolf)和羅素為主的布魯姆斯貝利（Bloomsbury Group)文化沙龍，分別在台灣與英國歷史上留下永恆的《文化奇蹟》。

大稻埕最出色的《文化界甘草人物》：王井泉

因此王井泉可以說是，蔣渭水去世之後，台灣人民在大稻埕地區，最傑出的文化英雄，他也是一位現代孟嘗君，充滿了俠義好客的精神，他對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學、音樂、美術和戲劇運動都做出了重大貢獻。日治時期台灣北部的重要文藝聚會，有絕大部分都是在《山水亭》舉行的，無形中《山水亭》催生了台灣近代史上，第一個文化的黃金時代。

當年在大稻埕開業的人權律師陳逸松說：「當時日本菜、西洋菜正在盛行，王井泉主張在島都應該要有發輝台灣菜特色的食堂，山水亭湯頭的淡味實在真有可取。」因此他邀請台北市極有名氣的總舖師張萬火，並提倡大菜小吃，《山水亭》不僅成為台灣人的名餐廳，也是日本人眼中最有聲譽的台灣料理店。更難得的是，他本人喜愛音樂，會演奏曼陀林、吉他，而且也喜歡文學和藝術，熱衷於話劇，更敬重每一個藝術工作者，他無時無刻都在盡力協助或鼓勵許多從事藝術工作者，因此王井泉成為大稻埕最出色的《文化界甘草人物》。

王井泉在廿歲就熱心話劇運動，他是《星光演劇社》的重要成員，有一次他們到宜蘭公演《火裡蓮花》，他飾演花花少爺，遊手好閒，喜歡欺負少女，由於演出太逼真，有位宜蘭觀眾竟然忘了是在觀劇，要衝上去揍他。1941年他跟陳逸松在《山水亭》成立《啓文社》，幫助作家張文環創刊《台灣文學》雜誌，以抗衡日本人西川滿主編的《文藝台灣》雜誌。1943年他又創立《厚生演劇研究會》，1943年9月在大稻埕永樂座演出張文環《閹雞》，由林博秋編劇，呂泉生負責舞台音樂，他特地將《丟丟銅》和《六月田水》兩首臺灣民謠編成男聲合唱曲，演出時聼眾如醉如癡，手足舞蹈，繼而興奮得和台上的歌手一起合唱起來，臨檢的日本警察看到這種場面，很不以為然，認為有違皇民化運動，於是第二天日警要王井泉去說明，結果王井泉回來後，向呂泉生説：「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只是二首臺灣民謠，他們不准再唱了，說是民族色彩太濃了，在皇民化運動中，唱這種民謠是不行的。」王井泉接著又說：「不許唱就不唱，總有一天，我們必定會開懷心胸的唱！」

開創大稻埕文化黃金時代

除了上述的蔣渭水和王井泉之外，在台灣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上，大稻埕是有其光榮記錄的；革命先烈羅福星就曾經以甘谷街的土地公廟，做為號召同志的連络站，蔣渭水的《大安醫院》、《台灣文化協會》、《文化書局》、《台灣民報》都是在大稻埕幅員內；鼓吹抗日思想的《文協港町講座》就是設在現在的《貴德街》，甚至《義賊廖添丁》也是以大稻埕做為活動的大本營，抗日女傑謝雪紅的《國際書局》也是設在延平北路上。

大稻埕在日治時代，不僅富人雲集，而且人才輩出，出生厦門認同台灣的基督徒富商李春生，不但雲遊四海，並且寫出台灣史上第一部哲學著作《東西哲衡》，同時也因受馬偕影響，在大稻埕留下一棟美崙美奐的《長老教會教堂》；第一位獲得日本帝展的雕刻大師黃土水，和亞洲第一位獲得奧運作曲比賽特別獎的江文也，都是出生於大稻埕；鄧雨賢、李臨秋創作的黃金時代，也是在落腳大稻埕的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時期；東京帝大畢業的人權律師陳逸松，也是在《山水亭》不遠處開業；活到104歲的膠彩畫大師郭雪湖更是土生土長的迪化街人，他可以說是大稻埕盛世的代表性畫家。呂赫若、張文環、王昶雄、呂泉生和陳夏雨等人雖然不是大稻埕人，但因為他們都把《山水亭》視為他們精神上的家，而且在此渡過他們人生的黃金歲月，因此我每次碰到王昶雄和陳逸松時，一提起《山水亭》，他們的眼睛就會發亮，重溫他們人生的甜蜜時光。

隨著《台灣茶》的飲譽國際，大稻埕的《茶市文化》賴以興起，逐漸發展成為全台灣最富裕的商業區，洋房店舖不斷興建，闢外僑區，並成為鉄路建造的起點，於是水陸兩便，萬商雲集，西風東漸，造就大稻埕凌越艋舺的茶香歲月，並成為台灣新思維和新文化黃金歲月的源頭。也使大稻埕《吃》的文化獨領風騷，茶樓酒肆如雨後春筍，除了蔣渭水的《春風得意樓》和王井泉的《山水亭》外，台式的《江山樓》、《蓬萊閣》也曾聞名全台；而台灣最早的西式茶店《維特》也設在太平町。1936年王井泉老同事廖水來所創立的西式茶室《波麗路》，也開設在民生西路，至今猶存，對日治時代美術的推展和畫家生活的改善做出貢獻；除外《永樂座劇院》和《第一劇場》也是領先全台的表演場所。

《二二八事件》結束了《山水亭》的文化 黃金時代

1947年發生在《山水亭》不遠處的緝查私煙事件，所引發的228事變，王井泉的信心整個幻滅了，使一向樂觀開懷的他，成了一位雙眉不展的人，而他的《山水亭》的生意也一落千丈，因為他的文化界的朋友，不是死亡就是逃亡，王井泉以《山水亭》為基地，辛苦推動的台灣文化多釆多姿的運動，終於被國民黨的槍桿子政權，劃下了休止符。

晚年他的知交辜偉甫邀請他去照顧《榮星花園》，他由台灣文化園丁變成了花園的園丁，當他在1965年病逝台大醫院後，吳濁流創辦的《台灣文藝》第二卷第九期，特別為他製作了《悼念王井泉特輯》，那些二二八事變的倖存者，每一個都在深深懷念那一段《山水亭》的黃金歲月，來紀念這位台灣文化《狂飆時期》的幕後英雄，他的二位知己之交，如此追思古井兄，呂泉生説：「為了台灣的藝術界，畢生只做了無名的英雄，一點也沒有欲望。」陳逸松說：「大稻埕所產生的最平凡，最實在的人王井泉兄，是我們最記憶悠長不能忘卻的人。」總之，他的去世，象徵一個文化黃金時代的落幕。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