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拜習APEC對決，誰得分？誰失分？

一、在APEC中的「對決」，與歷屆總統的高峰會相比的話，結果如何呢？
這次的APEC可以說是美國拜登政府上任以來最受期待的一次高峰會議。 11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在舊金山亞太經合組織峰會（APEC）期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面對面的會晤。雖然議題被限定，但是為了迴避「新冷戰」最壞的情況，APEC就成為《透過領袖外交和人際之間的友誼來試驗能否找到突破口》的場所。

1969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第37任總統）上任後不久，很快就在歐洲之行中闡述了自己的外交原則： 「當國家元首之間存在著信任的時候，解決意見分歧的機會就會增加。」正因為這個緣故，他就帶來了一些突破，例如與蘇聯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略称: SALT）以及被稱為「改變世界一周」的1972年的訪中。

過了50多年之後，拜登也做出了相類似的賭注。其背景是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的博弈。其目的是透過面對面的外交來建立信任關係，並消除美國和中國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發生衝突的風險。

其他國家的外交人士和專家們都讚揚拜登為了緩解美中緊張關係所做的努力。但是，有關會談結果的答案是否會出來呢？這是此後的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研究中心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普拉尚特.帕拉梅斯瓦蘭（Prashant Parameswaran）表示：「這充其量只是使美中關係穩定下來的長期進程的第一步。在這個前面，還是有很多障礙的。」

現代美國歷任的總統為了在重大外交政策取成果，都會將賭注放在峰會上面。但是，他們真的能夠透過面對面的領袖外交獲得重大的分數嗎？如果打開歷史來看，不一定能夠這麼說。
二、修復關係是個遙遠的夢想？

這次舊金山會議的氣氛，至少從媒體報導所看到的情況來看，雖然是有不順暢而生硬之處，但還是彬彬有禮的。但是，華盛頓特區的氣氛卻有所不同。國會和外交人士稱中國對美國構成「攸關存亡」的威脅，有些人批判現在不是舉行峰會的合適之時機。
「中國不是一個正常國家。它是一個侵略者，」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共和黨領袖、眾議員詹姆斯．里施（James Risch）這樣子說。 「拜登只是試圖靠近習近平，提出毫無意義的工作小組和積極參與的機制而已。」

美中關係真的有可能因為領導人面對面對話而修復嗎？
三、對於美國政府來說，成果是什麼？

保衛民主基金會（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FDD）的中國問題專家克雷格·辛格爾頓（Craig Singleton）說：「對於中國問題專家來說，這是一個熟悉的場景。這對美國政府來說，並不會出現好的結果。」 「儘管他們都說要積極參與，但他們兩個人都堅持傳統的對決態勢。將關係加以穩定的可能性，假如往好裡說，是很少的，假如往壞裡說，則是零。」

過去，英國外交官和政治家哈羅德·尼科爾森(Harold Nicholson) 曾深入參與了1919年巴黎和會，該會議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凡爾賽條約》的締結，他寫道：「在世界各國的政治家之間，沒有比個人的接觸更致命的東西。」這是他所下的一個嚴厲的總結。

但徹底改變這種看法的是第32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他重視個人外交，並在同盟國之間陸續舉行一系列的峰會。透過1943年德黑蘭會議和1945年雅爾達會議，美、英、蘇的領導人制定了贏得二戰的戰略，更且描繪了戰後世界未來的藍圖。

但是，並非所有人都同意這樣的看法。艾森豪（美國第34任總統）總統曾說過：「總統親自出國談判的想法是極其愚蠢的。」這個說法被看做是對雅爾達和波茨坦會議的批評。因為這些會議的結果，蘇聯的影響力就擴大到東歐。

雖然如此，潮流也是會有變化的。首先，在美國的領袖外交當中取得最初成果的是美國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 1906年，他以馬拉松式外交的調解來結束日俄戰爭，因此受到評價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雷根總統會見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維基

20世紀下半葉，卡特總統（39世）於1978年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間進行斡旋，最終敲定了《大衛營和平協議》。 1986年，雷根總統（40歲）在冰島雷克雅維克（Reykjavík）會見了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使美國和蘇聯只差一步就達成了《消除核武的全面協議》。這是一場攸關命運的會談，被認為是在冷戰史上所留下來的最大級的「如果當時…的話，就…」的案例之一。
進入21世紀，在2013年，美國第44任總統歐巴馬與習近平在加州進行了「捲袖會談」，2015年，習近平以國賓身份訪美。歐巴馬時代，兩國的關係發展是順利的。
四、有許多不利因素的賭注

但是，不是只有成功的例子。1961年約翰·F·甘迺迪（35歲）與蘇聯總理赫魯雪夫的會晤本意是要在美蘇關係上建構新的友好關係，但兩位領導人發生了個人衝突，結果適得其反。

歐巴馬在第一任期的時候，回歸到「兩國共存」的原則，尋求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但最後還是和歷屆的美國總統一樣都失敗了。類似的多次失敗就導致了目前加薩地帶的戰爭。
五、「熊貓外交」的未來

第45任總統川普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舉行了兩場歷史性的峰會，並利用其自吹自擂的談判技巧，試圖讓北韓放棄核武器，但同樣以慘敗告終。

拜登出馬與習近平開展高峰會外交並不足為奇。拜登多年來在美國外交上，扮演了主導的作用。他從2009年至2017年擔任副總統期間就認識了習近平。但是，這種經驗有時會適得其反。

畢竟兩國之間存在著許多結構性的問題：台灣軍事緊張的局勢、激烈的間諜戰、習近平政府在國內政治中迅速變得更加獨裁，並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壓迫維吾爾人、無休止的貿易戰，以及美國政治中反中派系的崛起。問題是，這一些問題都是無法明確看到解決方案的。

此外，明年還有兩個不確定因素在等着，假如弄不好的話，本次峰會的結果就會泡湯。

首先，台灣的總統選舉預定於一月舉行。儘管台灣在實質上是獨立的，並得到美國在外交和軍事上的支持，但中國認為台灣是其領土的一部分。第二個是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無可否認，川普獲勝的可能性很高，他將把《對抗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作為其外交政策的主軸。
六、「熊貓外交」將繼續
儘管如此，外交還是外交——從字面上看，外交的基礎就是人們走出去而互相交往。雖然我們也可以透過視訊會議面對面地見面，但最重要的還是在實際上面對面相見。羅斯福在新罕布夏州與俄羅斯和日本代表團一起度過了一個月，然後簽署了結束日俄戰爭的 1905 年和平協議。

1972年，尼克森對中國進行了歷史性訪問，與時任總理的周恩來一起度過了整整一周的時間，這為美中關係的正常化打開了道路。卡特花了整整兩週的時間在他位於馬里蘭州偏遠的總統官邸裡頭，和以色列及埃及領導人進行談判，最終敲定了歷史性的大衛營協議。

鑑於現代外交和現代政治的性質，現任美國總統不可能長期外出。拜登在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會見了多位亞太的領導人，而這場峰會只持續了兩天，他與習近平的觸膝會談也在四小時內結束。
七、「他很坦率」的意思

儘管如此，拜登政府堅稱它並沒有空手而歸。在峰會上，拜登和習近平宣布了一系列緩解緊張局勢的新措施。該協議包括了恢復兩國軍隊之間的專用通信線路，以防止因事故或溝通不良而發生軍事衝突。

兩國領導人也同意打擊從中國走私到美國的合成鴉片類藥物（芬太尼）的非法流通，並對氣候變遷和人工智慧（AI）方面同意進行協商。

拜登向習近平的妻子彭麗媛轉達生日祝福（兩人的生日都是11月20日）之意而賺得了分數。但是，在隨後的記者會上，拜登將習近平稱為「獨裁者」。在生日那天好不容易取得的所有積分就被一筆勾銷。

另一方面，習近平暗示繼續開展熊貓外交而獲得分數。近年來，來自中國的大熊貓在租借期滿後陸續被送回中國，首都華盛頓動物園的大貓熊也隨之消失。習近平已表示有意向美國贈送另一隻大熊貓。

根據前面所提到的普拉桑特·帕拉梅斯瓦蘭 (Prashant Parameswaran) 的說法，領導人之間的「個人信賴關係」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因為：當危機臨近時，「下最終決定的是雙方的領導人」。事實上，在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雷克雅維克會議上，兩人的性格相合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沒有他們的個人友情，人們就不可能如此接近廢除核武的夢想。

那麼，拜登和習近平的情況又如何呢？大多數隨行的政府官員表示：不能保證中國會遵守協議的所有合意事項，現在要做出任何的評價還為時過早。有一種冷酷的觀點認為：除非建立一個機制來執行各個協議，否則最終只不過是一個脫離現實的白日夢。

不過，拜登本人相信，透過這次會面，他是能夠了解到習近平的。 他告訴記者團說：「我知道他的態度」。 「當然有意見上的不同。他和我在很多事情上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他很坦誠。什麼是對、是錯，姑且不論，但他是一個很率直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