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擺脫「兩個中華」魔咒 大韓帝國邁向繁榮─朝中關係由「上下」轉為「對等」(下)

四、上下關係轉為對等關係—大韓帝國的建立

1895年4月，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取得勝利，而馬關條約則規定：清朝承認朝鮮是一個「完全無缺的獨立自主的國家」，並規定朝鮮對清朝的朝貢要中止。此後，朝鮮與清朝的國家的關係就中斷。清朝對於在仁川等地而於朝鮮居留的清朝商民的保護，就由英國領事代為執行。

但是，圍繞清朝之國際環境的變化對於朝鮮的清朝商人所產生的影響相對是較小的。雖然清朝商人居住在朝鮮的內陸地區是被加以禁止的，但是，他們的商業活動仍然活躍而甚至勝過甲午戰爭之前。應該被廢棄的「仁川口華商地界章程」仍然被默認可加以適用。因此，在日清戰爭後的紡織貿易中，華商們比日本是更具有優勢的。

在朝鮮與清朝的關係中斷的這段時期，朝鮮建立了大韓帝國，高宗親自於1897年登基為皇帝。大韓帝國的法典和皇帝之即位儀式是以明朝的方式為藍本，同時也考慮了朝鮮傳統的方式。對朝鮮來說，《中華》就被綜合成為《朝鮮中華》的一部分。

如此以來，清朝的關係也必須要改變。高宗皇帝即位之後，大韓帝國就正式積極與清朝締結對等的條約。對於清朝來說，與大韓帝國建立國家關係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為了保護在仁川等地居住的清朝商人的權益。因此，在1899年，清韓通商條約的簽署就確認了兩國在所有條款方面的對等關係。在同一年，連接漢城和仁川的鐵路開通，大韓帝國的繁榮就由此開始。

於這一年，在清朝皇帝向大韓帝國皇帝所發送的國書當中，承認了大韓帝國的獨立自主，並表示清韓是「輔車唇歯」的關係。這從過去中華的世界觀點來看，是一個劃時代的內容。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從清韓通商條約以後大約60年的1961年，周恩來對金日成表示，中朝關係是"唇歯相依"，而2018年，習近平也對金正恩表示，中朝關係是"唇歯關係"。

將中國和朝鮮半島的關係比喻為"唇歯"通常是中國這一方面的表達。"牙齒"表示密切的利益關係，而中國則是認為"牙齒=朝鮮"，而"（口）嘴唇是在中國的內部"吧。

隨著日本對大韓帝國的進入之加強，在1906年的時候，統監府被加以設立之後，清朝在朝鮮半島的地位就轉變成是與日本的關係。在1910年3月，根據清朝的要求，統監府的代表就和清朝總領事進行了談判，而制定了"清國居留地規定"。在這次談判中，清朝仍堅持在居留地擁有警察權，認為日本方面無法剝奪這一權利。但是，在隨後日本吞併韓國之後，因為日本不允許外國人在帝國內擁有行政權，所以租界就被廢除（1912年），同時，清朝人在仁川擁有的"永代借地（永久的土地租賃權）"就變為"所有地"。但是，在這一個時期，中國內部正面臨清朝的崩潰，清朝與國民黨和孫文領導的抵抗運動對立，因此，中國與日本並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因此雙方未能簽署條約。在1913年11月，於簽署"支那共和國在朝鮮居留地廢止協定"時，對於是否將"永代借地"視為是"所有地"，中國如同西方國家一樣，堅決主張土地所有權和永久租地權要並存，而朝鮮總督府方面則同意了這一立場。

進入1920、30年代，被稱為"華工"的中國勞工與韓國人競爭，朝鮮人被剝奪了工作機會，因此引起了因為"反華情緒"所導致的排華運動。朝鮮人發起排斥中國人的運動，比照過去中朝關係的歷史來看，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此外，中國無法以壓倒性的力量來鎮壓此一運動，顯示了國際形勢的變化。以仁川等地為首的韓國華僑無法依靠不斷變動的中國政權，而這就加強了他們保護自己的自衛意識。
因此，以廢除租界為一個轉折點，清朝在朝鮮半島的地位就變得與西方國家是平等（或更低）的。在1945年以前，中國在朝鮮半島擁有六個辦事機構，包括漢城（京城）、仁川、釜山、新義州、元山和鎮南浦，即使清朝滅亡並由中華民國政府取代，再由汪精衛政權取代，但在朝鮮的派出機關的人事仍然被加以繼承（王恩美《東亞現代史的韓國華僑》）。這就顯示了：對於中國的朝鮮政策來說，在朝鮮的派出機關的角色已經降低。
五、韓國的兩個中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韓國的李承晩、朴正熙等是提倡反共的政權，他們經歷了與共產主義戰爭的朝鮮戰爭，這就對於韓國華僑烙下了很深的反共意識。特別是在朴正煕政權下，中國人就成為取締和蔑視的對象。

根據禁止外國人擁有土地的「外國人土地所有禁止法」（1961年），仁川的許多中國人被迫以低價出售土地，根據「第二次貨幣改革」（1962年），通貨單位被改成Wong，許多中國人不被允許在銀行開戶，因此許多中國人所持有的現金就變成和廢止一樣毫無價值。根據「外國人的土地取得和管理法」（1970年），華僑被限定每一戶擁有一套住宅（或一家店鋪），政府並透過物價管理政策控制在中國餐廳中所銷售的炸醬麵的價格。最極端的例子是，根據「白米在中國餐廳之銷售禁令」（1973年），中國餐廳實際上只能銷售炸醬麵（韓洪九《韓國Study Tour Guide》）。

而且，朴正煕政權實施的居民登記制度成為明確區分韓國國民與非國民的工具。當然，華僑並未被授予居民登記號碼，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就被區別為「不是韓國人」。自從植民地時期的排華事件以來，居住在以仁川為中心等地的華僑在韓國就成為歧視的對象。韓國人不需要再物擁有自負可以對抗清朝中華的朝鮮中華，它對於一個屬於不同陣營的平等國家，就很輕視中國。

在這種情況下，韓國華僑的身份認同的支撐點就變成是在韓國被稱為「自由中國」的中華民國（台灣）。對於許多華僑來說，中國人民共和國並不是他們具有出生地的祖國，而是將中華民國視為「祖國」，這是因為反共=正當性=安全，而共產=叛逆=恐懼的模式正在形成之中的緣故（王恩美《東亞現代史的韓國華僑》）。換句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這兩個新的中國，再次對韓國的政治和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

冷戰結束後，1992年中國和韓國建交，許多中國勞工紛紛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到韓國工作。特別是自1997年貨幣危機以來，中國勞動力以低廉的價格湧入韓國，使仁川的中華街重新充滿了生氣，而這是很諷刺的事。隨著韓國總統朴槿恵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共同努力，到2015年，有51.7%的韓國公民表示對中韓關係持「自建交以來最好」的態度（Realmeter「熱門議題」文章，2015年8月13日）。這是自1899年清朝與韓國通商條約以來，兩國再次確認彼此「平等」的事件。2015年，中韓自由貿易協定（FTA）生效，57%的韓國公民給予正面評價（Gallup Korea第190號，2015年12月第1週）。但是，儘管在政治和經濟上取得接近，中韓兩國公民的感情僅僅只有未滿三成認為兩國達到「命運共同體」的程度（認為「中韓已經是命運共同體」的韓國人在韓國僅有27.7%，而在中國僅有28.7%【Realmeter「熱門議題」文章，2015年8月13日】）。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2016年韓國與美國達成一項反導彈系統（THAAD）的部署協議，並在隔年部署。中國強烈反對這一個措施，中國遊客減少，中國取消了韓流明星在中國的演出活動，對韓國人發放中國簽證進行了嚴格的限制等等，中國對於韓國實施了報復的手段。此後，由於習近平國家主席努力於實現「中國夢」，韓國人對其好感度也下降，韓國對中國的認識正在惡化當中。
根據2021年Gallup International的民意調查，回答「中國的國際政策有助於世界穩定」的參與國家（共46個）平均為29%，而在韓國則僅有4%。另一方面，回答「美國的國際政策有助於世界穩定」的參與國家平均為39%，而在韓國為57%。韓國民眾對國際秩序的看法與世界的平均趨勢不同，更傾向於認為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比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更加穩定（Gallup Report G20220224）。

韓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保持距離，台灣旅韓偶像歌手周子瑜，在節目中舉起台灣國旗，引發中國反彈，被迫道歉。

另一方面，韓國與台灣也保持著一定的距離。2016年，一位台灣出生的女性偶像歌手在節目中舉起台灣國旗，引發了中國輿論的反彈，發展到後來該歌手不得不道歉。對於這一個問題，韓國公民的反應主要分為如下兩種觀點：「忽視人權和表達自由的過度回應」（42.4%）和「為了維持中國市場不可避免的回應」（35.6%）兩種觀點（Realmeter「熱門議題」文章，2016年1月21日）。到2017年，韓國對台灣的訪客數首次突破百萬人（當年訪日遊客數為714萬人），對於韓國人來說，台灣並非是親密的友好國家。

韓國似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這兩個中華的任何一方都保持距離，並且不期望中華的再臨。
六、結論
中韓建交之後，中國對於周子瑜事件與薩德系統的佈置所採取的報復措施，其實不外是中華思想的再現。在舊日東亞的國際秩序當中，受到當時通用的中華思想之影響的國家都已經走向了以國際規則為遵守對象的國際秩序時，只有中國在走回頭路，這是全世界的危機，也是中國人民必須推翻共產政權最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