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殷海光超過魯迅和胡適之處 ——紀念殷先生去世50週年(下)

民報新聞

六、為逮捕入獄的雷震大聲疾呼

在吳國楨事件發生6年後的1960年,《自由中國》被停刊,主編雷震被抓。在這個事件上,殷海光和胡適的不同再次凸顯出來。

雷震等被抓後,在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情況下,殷海光卻勇敢地與《自由中國》另兩位編委夏道平、宋文明發表聯合聲明(殷執筆),聲援雷震。隨後他更不顧個人安危又連續寫了三篇文章,譴責國民黨抓人。同時,他與胡適的矛盾繼續擴大,因胡適對雷震案的態度令他無法接受。

胡適是《自由中國》的發行人和創辦人之一,曾讚美雷震「是真正爭取言論自由的英雄,好漢,鬥士」,甚至多次說過要給雷震樹銅像(人活著就立銅像,很罕見)。但雷震被捕後,胡適既沒參與聯名聲援,也沒寫一篇文章譴責國民黨。這與殷海光的仗義勇為形成鮮明對比。

當然,胡適有去求見蔣介石為雷震說情。但蔣只用一句話(在雷震與政府之間你聽信誰?實際就是「你選擇哪邊」)就使胡適不再吭聲。後來胡適的表現,等於選擇了站在蔣一邊。雷震坐監10年的前兩年,胡適都健在,但他一次都沒去探望,明顯是怕得罪蔣。

對於自己為什麼不顧安危聲援雷震,甚至不惜與胡適鬧翻,殷海光後來給朋友信中說:「我之所以如此,就為了這一點理想,同時也為後世證明,中國知識分子不都像胡適等人那樣在心靈上死光了。」

雷震事件後,殷海光對胡適非常失望,評價很低,甚至說胡適是國民黨當局粉飾民主的提款機,「被當局當作一筆存款,存在『自由銀行』,榨取無窮的利息。」

殷海光那時候就對胡適「蓋棺定論」:「早年的胡適可打80分,中年的胡適可得60分,晚年的胡適只有40分。」

七、容忍與自由:糾正胡適

殷海光與胡適的另一場論戰,是因為胡適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刻意強調「寬容」。現在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用這句話來批評魯迅,說他走極端。如果他們知道殷海光的這段歷史,大概也會指責殷先生是極端派。

我在《魯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一文中指出,胡適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邏輯不通、價值混亂、理論錯誤。「自由的價值高於一切!古往今來,人類付出最慘重代價爭取的,就是自由!所謂『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完全是一句拿蘋果跟鎯頭相比的不倫不類、故作高深,是把人的頭腦漿糊化的典型例句!」

面對蔣介石的獨裁,恰恰應該強調不寬容、不容忍,要抗爭!美國獨立宣言說,人民有起來革命推翻暴政的權利;甚至說推翻暴政不僅是權利,更是義務。權利可放棄,義務不能!獨立宣言全文強調爭自由,無一字說要「容忍」。

胡適提出「容忍比自由要更重要」,當時主要是勸說《自由中國》的殷海光們要對蔣介石「寬容」,不要硬來(批蔣)。這引來殷海光的激烈反駁:中國「自古至今,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胡)適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話,還得多多的向這類人士說法。」所謂「這類人士」就是指當權的蔣介石們。

胡適受不了,撰文反駁,說拿筆桿子的窮書生也屬於「有權勢」,因为筆頭文字也是力量,所以要謹慎使用;甚至明說,對權力者(其實就是指蔣介石)說話要講究技巧,不要直接批評,要「巧言令色」,「就是說的話令人聽得進去」。

倔強的殷海光毫不退縮,他批評胡適「把『有影響』同『有權勢』混為一談。這一關鍵一錯,底下跟著全錯。」

毫無疑問,在這個到底應該對誰寬容的問題上,胡適是太過明顯的無理辯三分。知識人寫文章,產生的只是輿論影響力;它跟統治者的權力根本是兩回事。文人的影響力只能在一定範圍內起到監督當權者的作用,而這種作用在獨裁國家是相當相當有限的。而統治者卻可用「大權」(用並不合法的行政權力)輕者打掉你的飯碗(像殷海光被拿掉教職完全失業),重者抓起來判刑(像對雷震關10年),甚至殺頭(蔣介石就可以如此司法批示:刑期不可低於十年;槍斃也可)。對文化人與權力者,哪怕是同等地要求「容忍」都已經是錯誤的;而胡適則是要求《自由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對蔣介石寬容,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錯上加錯!

當今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又祭出胡適這句話,要求對那個比國民黨更殘暴的共產黨政權「容忍」。這不僅是軟弱者的自賤,更是對勇敢反抗者的詆毀。

胡適這句話的更嚴重錯誤,則涉及他的人品。胡適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時說,這是美國康奈爾大學伯爾教授(George L. Burr)對他說的,他覺得非常重要,一直銘記。事實上,伯爾教授從沒說過這句話;胡適是篡改了對方的話,拉大旗做虎皮為自己背書。

2017年10月,在台灣有一本重要著作出版:《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作者是有史學訓練背景的前台灣《當代》雜誌主編、政論家金恆煒先生。在這本30萬字專著中,作者梳理了胡適、殷海光與蔣介石的關係,是迄今關於這個議題非常重要的研究。我上面引用的一些資料來自這本專著,因它是學術著作,引文均有出處。其中最重要的史料,是挖出了胡適日記中記載的伯爾教授原話是「容忍比反叛更重要」。胡適還特意用英文記下那兩個關鍵詞(tolerance比rebellion更重要)。伯爾去世時,胡適給他的美國女友韋蓮司寫信回憶當年與伯爾教授談話,還特意提到:His last words were that tolerance was more important though less spectacular than rebellion.(伯爾最後的話是:寬容比反叛更重要,儘管寬容沒有反叛那麼眩人耳目。)(金恆煒:《面對獨裁》,允晨出版,第562頁)

除上述這個關鍵詞彙「反叛rebellion」被胡適改成了「自由」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講這句話的背景,胡適從來沒有解釋過。伯爾教授提到「容忍比反叛更重要」,是談論宗教問題。伯爾是康奈爾大學創校校長Andrew White的得意門生(曾做校長秘書),並協助校長寫一本強調神學不要干預科學的書,主張基督教對科學應該「寬容」,不要用戰爭(原文warfare)圍剿異見。伯爾後來被列入美國的「無神論」學者之列。芝加哥大學1947年出版的Henry Guerlac的《伯爾傳記》,也強調了伯爾關於宗教應該寬容科學的觀點。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宗教文化系Matthew Gabriele教授2017年6月6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的論述伊斯蘭的文章還提到伯爾,指伯爾當年譴責十字軍東征等觀點有誤。所以,圍繞伯爾,基本都是就宗教議題、神學與科學的爭論。

胡適如果表明,美國教授伯爾在談宗教問題時有「容忍比反叛更重要」一說,我把它引入政治領域,延伸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則是誠實的。而改變了原話又塞在別人口裡,則是不道德的。這裡胡適既不是不懂得rebellion這個詞不是「自由」的意思,也不太可能是記憶錯誤;因他很看重這個提法,也寫入日記。如記憶模糊,看看自己的日記就清楚;還有他給女友的通信也寫得明明白白。所以,在這件事上,胡適是不誠實的;甚至可能有意撒謊,借外國人的口,給自己向專制妥協的說法一個理論根據。

在反駁吳國楨時,胡適就明明知道蔣介石專制、蔣經國是特務頭子(還給他看過秘密警察的運作報告)、台灣的政治犯超過10萬人等,但他還是選擇站在了蔣家一邊。這不僅是站在了強權一邊,而且是清楚地站在了虛假一邊,用虛假反駁了吳國楨的真實。這就是道德問題了。

從吳國楨和雷震事件上,可看出胡適的妥協、算計和圓滑,甚至幫助獨裁者圓謊。而在「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這句話上,則是曲解、篡改,如果不用撒謊這麼難聽的詞彙的話。兩項比較,更可看出殷海光的真誠、獨立和堅持真理的倔強。在這幾個重要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殷海光的水準遠超胡適。

順便說一句,前幾年我寫《魯迅是打不倒的巨人》時,金恆煒先生的專著還沒有問世,也沒有看到關於這方面的其它史料,所以在那篇文章中,對胡適的評價有些過高;尤其讚美胡適「不會把個人功利放在高於原則理念的位置上」,則是大錯。在此檢討並向讀者致歉。

八、《台灣自救宣言》的精神導師

在殷海光的年代,台灣的外省人與本地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之間,有很大隔閡,幾乎是互不交叉。外省知識分子,即使被視為最開放的《自由中國》的編輯們,也對台灣人有戒備、甚至排斥之心。例如:1,《自由中國》編委、社評人,清一色是外省知識分子。2,他們仍以「外省菁英」的角度論述。3,他們幾乎都對台灣人有戒備,甚至有怨言。例如雷震都曾抱怨說:「台灣人的心目中,總覺得大陸人都是統治階層……因而常有忿忿不平之念。」胡適對自由派要組黨警告說:「切不可使你們的黨變成台灣人的黨。」《自由中國》編委戴杜衡更坦白:「把台灣人搞起來,大陸人將來是要受其欺壓的。」意思是,如果台灣人(佔人口80%以上)掌權,他們這些跟隨老蔣來台的外省人會被報復清算。

1964年,台大教授彭明敏與他兩名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發表了《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提出兩岸關係是「一中一台」,要拒絕共產黨,推翻國民黨,走第三條道路——自救的道路。目標是: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這個自救宣言被視為台灣人的《獨立宣言》。

宣言由彭謝魏三人籌劃,謝聰敏起草。初稿5萬字,在彭明敏指導下縮減為7千字,並刪掉論文式註釋。宣言在印製時被發現,三人被捕,成為島內重大事件;也因彭明敏舉足輕重的學術地位和國際聲譽,該事件被國際媒體報導和重視。

被關押時,謝聰敏和魏廷朝都遭到刑求,魏的門牙被打落,謝留下終身後遺症。當局逼問誰是《宣言》的真正執筆者?魏廷朝回憶錄說,國民黨當局認為台灣人寫不出這樣深度見解的文章,咬定是外省知識分子寫的,主要懷疑殷海光。因宣言筆調,尤其是批判蔣介石反攻大陸是謊言等內容,都與殷海光過去的文章相像。

就殷海光跟台灣人、台獨和《自救宣言》的關係,去年(2018)在新北市的一個飯局上,我曾直接請教謝聰敏。他親口向我和當時在座的一桌朋友證實:宣言確實是他起草的,但思想來源是殷海光。他說當年殷老師非常支持台灣人,甚至說,如果你們台灣人起義推翻了國民黨,即使傷害到他(因他是外省人),他也情願受害!

謝聰敏曾信奉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很多早期台獨人士都左傾),但他在台大上了殷海光的課,後多次到殷家直接聆聽殷海光的教誨,尤其是讀了殷海光推薦的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該書主要批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後,他信奉了自由主義。謝聰敏在飯桌上說,他最佩服的是殷海光!

謝聰敏回憶說,在宣言起草過程中,他多次到殷家,把主要觀點都告訴過殷海光;殷教授不僅沒反對,還把他的觀點強化了。但當時殷海光不知道他們要發表這個宣言。

這個宣言經魏廷朝修改而通俗大眾化,例如加進「毛澤東斷了我們的祖宗,蔣介石絕了我們的子孫」等軍中怨言,使之更為生動。魏廷朝回憶錄記載:「我敢幫謝聰敏修改《自救宣言》,受殷海光影響很大」;「彭教授在後面加了二、三百字則是『畫龍點睛』,很有煽動性。」

彭明敏教授指導修改宣言時強調,要以民主、自由、反共為原則。所以這個宣言強調本地人和外省人聯手,致力結束專制,目標是在台灣「使人類的尊嚴和個人的自由具有實質意義」。在這個思路上,殷海光與彭明敏是站在同一個立場:不強調省籍,不強調DNA 和血緣,而是注重反專制、要自由、要人民選擇權。

這個思路今天仍具重要意義:台海兩岸的根本分歧不是藍綠統獨,而是民主與專制。在有了真正的自由(沒有外部共軍威脅,沒有內部勾結中共的勢力)時,台灣人民會做出自己智慧的選擇。

概括來看,這個被視為《獨立宣言》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其思想與文字其實來自4個人:「獨」是彭明敏,「立」是殷海光,「宣」是魏廷朝,「言」是謝聰敏。

殷海光親近台灣人,甚至與台獨人士接觸、給予道義支持,這點除了謝聰敏之外,還有其他重要當事人證實。在過去近二十年裡,我曾多次去台灣,幾乎每次都會去拜訪彭明敏先生。當然也多次請教他對殷海光的了解和認知(並做了錄音錄影的採訪)。

彭明敏在台大任教時(是該校最年輕教授和政治系主任),他的住處跟殷海光同在溫州街(不同巷子),殷海光去台大經過彭教授的家。彭先生說,殷海光多次往他家的信箱塞小紙片,有時是英文,有時是中文。「我記得很清楚,他說用任何手段都可以,非打倒國民黨不可!他是非常激進的。他非常信任我,好像在煽動我一樣。」彭先生說,他常去看殷先生,「有一句話,他一直在講:國民黨對台灣人最大的害處,就是把台灣人的風氣、純真和樸實全部打壞了。我每一次看到他,他都這樣講。」

彭先生說這番話的時候,另一台獨前輩、民進黨政府的吳澧培資政也補充說,當年朋友曾帶他到殷海光家,「他(殷海光)第一句話就講,將來的台灣是台灣人的,你們要做準備。」

所以說,在對台灣和台獨問題上,殷海光又是一個「異數」,可謂《自救宣言》的精神導師。

在上述金恆煒先生的《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這本專著裡,對殷海光與《自救宣言》的思想連結有更為詳細的專章論述,因為金先生也曾就此專訪過彭明敏、吳澧培、謝聰敏等當事人。金先生獨具慧眼,挖出這些珍貴史料,並加以提升概括,具有開創性的價值。

我曾問過彭明敏和吳澧培兩位,如果殷海光活到今天,會不會支持台灣獨立?他們都說:會!金恆煒先生也這樣認為。他們這種共同的認知,基於殷海光對自由主義理念的追求、對台灣人族群的尊重、對人民選擇權利的認同、對國共兩黨的痛恨!

在殷海光已去世半個世紀的今天,台海兩岸仍有眾多知識分子,站在國共兩黨立場,假借為國家和中華民族之名,要剝奪台灣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利。在成群結夥的侏儒們(殷海光蔑視地稱之「蚍蜉」)面前,更凸顯殷先生的偉岸高大。

但這個高大的背後,其巨大的犧牲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跟胡適相比,做殷海光的艱難不僅在生前,哪怕死後都明擺在眼前:

在台灣,我曾參觀過當年由中研院出資建造、後作為國家古蹟保護的胡適故居,更是幾度拜訪過殷海光故居。除了自己想感受殷海光先生的精神,當然也期待今天的台灣能更受殷先生思想的影響,所以我也曾帶《政經看民視》攝製組的一群年輕人(主持人彭文正教授也參加了)去參觀,寄望他們能繼承殷海光說真話的精神。卻想不到這個既痛斥國共兩黨、也批評民進黨、全台灣最敢講真話的政論節目,居然在民主台灣,在21世紀的今天,在當局背後黑手下被關閉了!主持人彭文正像殷海光一樣,也因說真話而失業!這個事件遲早會有追究,但我在本文想重申的是我曾在《政經》節目裡一再呼籲過的殷海光故居問題——

作為台大宿舍房產的殷海光故居,台灣政府不管不問,一直是由殷海光的學生陳宏正等人集資維持,而且每年都要與台大簽延續合同。殷海光很幸運,有陳宏正這樣一個學生,不僅維持故居,而且在長達40年裡援助殷的遺孀夏君璐,直到她去世。他還幫助出版了《殷海光全集》(21卷)。但今年已77歲的陳宏正先生說:我老了,身體也不好,殷海光故居將來怎麼辦呢?彭明敏教授想找一些知識分子聯名,呼籲民進黨政府把它變成「古蹟」保留。可是台灣當局能聽進彭先生的話嗎?兩年前,國民黨將領俞大維的(與殷海光故居同在溫州街)、當年只是臨時借住過的房子都被列為「文化資產」成為「國定古蹟」,由政府出資保管。而像殷海光這樣的偉大人格者,為自由事業做出重大貢獻者,他的故居卻要朋友們出資艱難維持。僅從這件事就可看出台灣民主轉型之路的艱難。

九、性格決定命運:近魯迅,遠胡適

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殷海光就是典型一例。他的性格跟很多中國文化人不同:孤傲、喜歡獨處、思考寫作。有回憶文章說,對有的來客,他只是靠在門口應付幾句;被請進屋的,如果話不投機,他就看表,以示送客;再不走,就告訴對方自己有事,毫不遷就。殷海光不抱群,不拉團夥,不靠人多壯膽,在這一點上他更像魯迅。

魯迅不善應酬,也惰於書信,只有很少幾個知心好友,走的是一條孤獨的作家路。我以前寫過:魯迅從來就是一個人,沒有組織,沒有團夥,更沒有政府(被毛捧是他死後多年的事),連個教育部小職員的位置都不保。他是一個真正靠自己的文字站立的巨人,一個過去百年來中國文壇最高大的個人主義者。而殷海光在性格和做派上,你看到的是第二個魯迅,孤膽英雄!

胡適在這一點上則相反:他更善交往,喜高朋滿座。在美國留學期間,僅在1916這一年,他就寄出1040封信(收到1210封)。我原來懷疑這個數字,一年才365天,寫出1千多封信,還幹不幹別的了?怎麼有時間上課、讀書?後來查到這是胡適自己統計的。據胡適研究專家耿雲志的統計,從1911到1961年這51年間,胡適寫的信多達4.3萬封!這個數量真嚇死人,得多少時間精力?而且當年從美國到中國的郵票也是一筆費用。胡適真是「闊」呀。

從美國回台灣做中研院長,正合胡適胃口,不僅有政府官位和資金,更有眾多文人騷客的簇擁。旅美史學家何炳棣短期回台曾住過院長官邸,與胡適朝夕共度一周,他觀察到,胡適醒著的時間,三分之二用在會客上面。他當面問胡適,胡回答「大概不太遠,大概是這樣」。殷海光的學生、在美國執教的林毓生教授感嘆,一個人用了三分之二醒著的時間到處去會客,還怎麼成為大思想家呢?

但胡適喜歡這個,他很看重在群體中得到風光。美國本來已有大學聘他做教授(他的摯友趙元任夫婦極力勸他留下任教),但胡適執意回台。他給趙夫婦的信說得很坦白,他回到台灣,在那裡會更被看重,這句他是用英文寫的:take me more seriously。

都說胡適愛惜羽毛,也看重頭銜和地位,這其實是虛榮的表現。他擔任駐美大使期間就拿到27個榮譽博士(全部35個),而不做大使之後,找個教職都不易,可見那些博士真的只是「榮譽」而已。一個真正有學問、有思想的人,不會允許自己把那麼多生命耗費在寫信和會客應酬上。相比之下,殷海光是一個更實在、更為了追求理念而想研究一點學問的人,一個離群索居,在暗夜中死守真理之光的人。

十、貧病交加,至死不渝

這種「死守」是孤獨的、悲壯的,要有強大心靈才能撐得住。殷海光夫人說,當時「特務守在我們家大門外,歲歲過著恐懼擔憂的日子。」殷海光寫道,我們這些渴望自由的人,「毫無掩蔽地暴露在一個沒有約束的權力之下」。國民黨是「天無二日,地無二黨」。

即使他還在台大教課時,就已感到逼近的黑手。他的學生趙天儀回憶:殷老師從校園回宿舍,「路上不停左右顧盼、走得飛快」。問為什麼?殷教授說「只要不注意,就有車子會趁機撞過來,撞死人後,連兇手是誰都找不到。」

台灣學者韋政通回憶說,當時「多年的老友不敢探望他,有的甚至當面都不肯相認……」。

在去世前三年,殷海光給林毓生夫婦寫信說:「我在這個島上是島中之島。……在這樣的氛圍裡,懷抱自己想法的人陷於孤獨;生存在這樣的社群裡,如果一個人尚有大腦,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國民黨曾派人來談判,只要他妥協,不再批蔣領袖,稍微低一下頭,就可安排他到政府研究機構,有一份薪水。當時殷海光患胃癌,沒收入,可謂貧病交加。但他不做一絲妥協,一口回絕。殷海光夫人說,她先生幾乎每天晚飯時都罵蔣介石,給家裡的狗起名「領袖」。

在去世前一週,殷海光還在修改他翻譯的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 ,並寫下這樣的文字:「現在,我像冰山上一支微細的蠟燭。這支蠟燭在蒙古風裡搖曳明滅。我只希望這支蠟燭在尚未被蒙古風吹滅以前,有許多支蠟燭接著點燃。這許多支蠟燭比我更大更亮,他們的自由之光終於照過東方的大地。」

知道身體挺不住了,他說「對於死這件事,我老早就想透了,看淡了,我的潛意識裡都沒有一點兒恐懼感。只是我死得不甘心,我的思想剛剛成熟,就在跑道的起點上倒下來,對於青年,我的責任未了,對於苦難的中國,我沒有交待!」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還想著青年(那是未來);想著「苦難的中國」。那時正是文革第三年,整個中國被紅潮淹沒。殷海光的「我沒有交代」,是說沒推翻中共暴政,沒結束蔣家王朝,苦難的中國還沒有自由!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他怎麼能甘心呢。在堅定反共、對中國的情懷與責任這一點上,他又與胡適走到了一起。

結論

在當年那個大時代,華人世界這三個重要的知識分子:魯迅,胡適,殷海光,不僅影響當時,也會流傳後代。如果簡單比較三人:

1、在對共產黨邪惡的清楚認知和反共上,殷海光遠遠超過魯迅。

2、在對國民黨蔣介石專制的勇敢反抗和批判上,殷海光遠遠超過胡適。

3、在國家主義和個人主義之間的價值選擇上,殷海光超過那整整一代中國文化人。

4、在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上,他孤傲,心靈強大,不走團伙路線,不靠群體壯膽,他更像魯迅。

5、在對共產黨畢生痛批和堅定上,他更接近胡適。

這樣的殷海光,在那個時代,是獨一無二的!

殷海光先生長眠在台北南港深坑的《自由墓園》。那裡還安息著雷震、傅正等《自由中國》的同人。站在這些為爭自由而付出重大犧牲的前輩墓前,無法不感慨萬千:

與國共對抗,實質是與專制對抗;是文明與野蠻的對抗。殷海光從一開始就站在文明一邊,站在個人權利一邊,他要做一個自由人!作為肉體的他,只存在了50年,但作為一種精神與人格力量,他是永存的。他不是蠟燭,而是一束永恆的光,不僅照耀著台灣,也輻射到整個中國,就像他臨走時感嘆的:對災難的中國,我要有個交代。

我這篇短文就是想告訴殷海光先生,我們後人聽到了,記住了!無論是多麼艱難的羊腸小道,總會有人,越來越多的人,一直延著這束光芒,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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