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眾星雲集的共諜案給我國國家安全的警示

2023年11月高雄橋頭地檢署偵辦國軍退役將領疑被中國吸收涉嫌發展組織等案，退將孫海濤等人被法官裁定交保外，約談的20多位退將，包括多名中將、上將，合計竟多達30顆「星星」。據報載，已故2級上將蔣緯國前秘書祝康明、海軍退役少將孫海濤和高雄市退伍軍人協會理事長退役上校劉萬禮等3人被對岸吸收後，2017至2023年期間，涉嫌拉攏國軍退役將領前往中國、美國等地接受落地招待，並接觸中國統戰部門人員，宣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等思想。
檢調辦案人員日前大規模搜索，祝、劉、孫等3人涉嫌違反國安法外，其中孫、劉2人另涉嫌接受對岸資助，購買粽子及花生糖等禮品送人，支持特定候選人，觸犯反滲透法和正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並認為3人涉案情節重大，聲請法院羈押，法官裁定祝、劉各50萬元交保，孫60萬元交保，均限制出境。

共諜案在我國屢見不鮮，本案因為涉案退役將領人數眾多，特別吸引外界關注本案司法的發展。筆者從法律面及政治面分述本案對於我國國家安全的警示。
一、 法律面：
1. 從立法論而言，我國國家安全法規的嚇阻犯罪力道不足：
本案由於犯嫌替中共發展組織等犯罪行為自2017年至2023年持續發生，部分行為適用舊《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及第5條之1「人民不得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發展組織。」、「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第二條之一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也就是說，在舊法時代替中共發展組織最最多僅得處五年有期徒刑併科一百萬元罰金；現行《國家安全法》將發展組織罪移列第2條第1款及第7條第1項前段，提高刑度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一億元以下罰金」，我國法院對於發展組織罪平均判刑約12年，相較與歐美國家平均判刑20年以上，我國《國家安全法》的處罰刑度仍嫌過輕。
本案犯嫌接受中共資助、送禮期約支持特定總統候選人的行為，違反《反滲透法》第4條「任何人不得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為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三條……各款行為。違反前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及第7條「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而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此類滲透行為最多僅處罰7年6個月有期徒刑。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最多也僅處罰十年有期徒刑。
2. 針對間諜罪，我國國家安全法規並未有「沒收犯罪所得」之規定
許多共諜案的被告，均是受到中共的利誘，為了鉅額不法利益鋌而走險，然而國安法規並未設有「沒收犯罪所得」之規定，雖有得剝奪犯發展組織罪之軍公教人員退休俸的規定（如《國家安全法》第13條），但是仍存有一個可能得以保有犯罪所得的犯罪誘因，潛在犯罪人還是可能選擇犯罪。
3. 我國司法實務上仍將中國大陸視為我國領土，共諜案並無刑法外患罪的適用
刑法第104條第1項「通謀外國或其派遣之人，意圖使中華民國領域屬於該國或他國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然而本條的構成要件為「外國」，若按現行司法實務見解，中國大陸地區並非屬「外國」，則通謀中共意圖使中華民國領域屬於中共之國人，將無法依本罪處罰。
4. 我國法院需要設置專職的「國安法庭」
國安案件從犯罪偵察、跟監、蒐證、追查金流模式及證明困難度，都與一般刑事犯罪不同，需要受過國安相關訓練的法官及檢察官。若偵審人員用一般刑事案件概念處理國安案件，就可能出現輕判等不適宜的判決情形，難收嚇阻犯罪之效。
二、 政治面：
由國共內戰的歷史觀之，國軍於內戰中自遼西會戰（中共稱為遼瀋戰役）、平津會戰與徐蚌會戰，一路敗退至台灣，所幸1950年至1953年爆發韓戰，使美國重新認識到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戰略價值、改變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態度，也讓中華民國在台灣站穩腳步，兩岸分治的局面確立。
國共內戰讓老國軍官兵相當震撼，對於共軍有著「戰無不勝、無堅不摧」的恐懼印象，這點能從古寧頭大捷後、老兵們說「原來共軍也能被打敗呀！」獲得印證。
近年來中共在大外宣上，展現軍事實力提升的形象，中共的認知戰影響了部分台灣人、甚至是軍人，這樣的認知戰恐怕在軍人間點燃了畏戰的情緒。加上中共非常擅於抓住對方的弱點，威逼加利誘我國軍人士接受中共的統戰吸收，這樣的手法讓我國國安的心防建立上，造成不小的挑戰。
東西方兵聖孫子及克勞賽維茲都認為「戰爭的勝敗並不在於戰爭開打之後，而是從雙方開戰前的各種條件，就決定了戰爭的勝敗。」包括軍隊的訓練、士氣、求勝意志、後勤輜重系統、賞罰系統（也就是軍事審判系統）、情報系統、民防等等，本案牽涉之廣，不可等閒視之。
筆者認為本案因牽涉到諸多退役將領可能涉案，政府應格外重視本案帶來的警示，有關單位應注意本案的未來發展，並研擬具體對策，以防類似案件再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