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西洋化與中國化的衝突點 香港帶給台灣人的警訊(3-1)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10月的中國共產黨大會上 ，宣布他進入了第三任的任期。在演講中，他指出當前中國共產黨的核心任務是透過「中國式的現代化」要全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那個時候起，“中國式的現代化”這個用語就在中國被大規模地加以宣傳。
這個口號強烈肯定了如下中國式的發展，亦即：透過監視技術實現社會的全面管理，以及在巨大的國有金融企業、通信企業和能源企業的掌控之下，控制私營企業。而帶有肯定《中國式發展》的這個強烈的口號，其實是主張：“中國式”是優越於“西洋式”的。那麼，中國將來是會背對著世界的發展模式而轉向內部去發展呢？還是會像過去的文化大革命曾試圖將革命出口一般，將“中國式的現代化”推廣至全球呢？
其實，要去推測中國政府的意圖，是有一個線索的，而人們或許可以在香港所發生的狀況當中去找到這個線索。香港是《一邊在中國的統治之下，一邊卻保持著英式統治形式的地方》。《一國兩制》是英國式體制的“現狀維持”，這是在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主權的當時被加以實施的。但是，由於2019年香港激烈的抗議活動惹怒了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就於2020年通過了《香港國家安全法》而對於《一國兩制》進行了徹底的改造。香港的“中國式”改造是否會成功或是失敗，就成為探討“中國式現代化”在對外方面是否可加以適用的重要案例。
一、從守勢的辯護轉變為進攻的口號
1、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洋務運動之關係
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在2022年11月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不過，“中國式現代化” 的思想似乎與中國向來的主張和價值觀有其相似之處。自鄧小平以後，中國一直使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這個用語，來形容《在社會主義體制中導入市場經濟元素》的作法。更進一步來說，強調“中國式”的想法可能與清朝末期的洋務運動有相似之處，洋務運動旨在利用西方技術，同時保持中國的帝國體制。這種“中體西用”論，或許就與強調“中國式”的想法有所相通。
但是，有關洋務運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論述有一個特點是：這些論述是當中國陷入苦境，而不得不接受西洋化時所提出來的一種理論。提倡“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是基於中國面對鴉片戰爭失敗以及太平天國之亂的悲慘結局所做的反思，至於突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開放、改革，則是對於文化大革命悲慘結局的反思而產生的。在這些時期，中國面對西方和日本，而不得不接受《自身相對於西方和日本是處於劣勢》的現狀，因此中國所追求的作法就是吸收外國，但與此同時，政權為了維持其正統性，也需要使用理論來維護傳統的體制。因此，很明顯的是，一邊導人資本主義的要素，一邊將其作法冠上“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名稱，是共產黨政權面對外來的衝擊，為了對自己的體制加以辯護而所採取的一種守勢性的解釋。
2、習近平的“中國式現代化
與此相對的是，習近平的“中國式現代化”之背後的思想則是自信。激勵中國人對中國體制的自信，這種“制度自信”是習近平政權的一個口號。在最初的時候，這個口號，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是《沒有自信》的一個反映，但是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人對中國體制的卓越性已漸有了實際的感受。在2008年秋季，當先進國家紛紛受到雷曼兄弟的金融危機而跌倒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體制實現了經濟發展，而使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中國人於是逐漸發現其優越性。當川普的美國陷入混亂的時候，中國的網路上充滿了國粹主義式的言論，嘲笑民主國家的混亂，並自豪地誇耀中國的優秀。
2023年2月7日，習近平發表了一場有關「中國式現代化」意義的演說。他自誇中國在改革開放政策實施的幾十年當中，實現了工業化，這是西方先進國家需要花數百年才能實現的奇蹟。在過去，人們對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統治體制提出質疑，但是習強調：在這個體制之下，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充滿攻勢的口號，它所強調的是對體制的信心，堅信要走自己的路。
二、「一國兩制」最初的意義：中國的「香港化」
在上述這種狀況之下，「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是如何被對待的呢？
「一國兩制」在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當中所意味的是：香港將保持英國式的資本主義體制。這種政策在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的眼中，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可以說是一種屈辱性的讓步，因為這種維持現狀有點像是：討回舊殖民地的主權，但同時又完全維持舊宗主國所留下來的政治、經濟、社會的體制。儘管如此，「一國兩制」所以被加以採用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經濟問題。在確定香港要回歸中國的1984年時，香港已經實現了工業化和經濟發展，而被定位為是亞洲新興工業國（NIES，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俗稱亞洲四小龍）之一，人們期望它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下，去扮演推動「現代化」的角色。當時的「現代化」與其說是《中國式》的，不如說是趨向於資本主義化或「西方化」的現代化，甚至可以說是中國的「香港化」。

圖/擷自香港旅遊局

實際上，香港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1980年代，由於中國連接香港的地理條件，這就使得廣東省成為了香港投資的主要接受者，而廣東省就主導了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根據1987年2月7日《經濟學人》的一項調查，當時電鍋的普及率在北京為百分之二，在上海為百分之一，而在廣州則達到了百分之七十七。假如說：高樓大廈林立、繽紛的霓虹燈招牌、充滿活力的商業和工業、琳瑯滿目的商品都是「香港」的特徵的話，那麽我們可以說，中國確實是「香港化」了。鄧小平曾經說過，「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還必須在大陸創造一些香港。」
不過，共產黨政權所追求的中國「香港化」僅限於經濟領域。對於香港在政治上的影響，共產黨政權是十分敏感的。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就職的江澤民總書記對於大力支持天門事件的學生運動之香港，就非常警戒地表示：「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也不犯井水。」這個比喻的意思是，與《井和河不混在一起》一樣，中國不會強加社會主義體制於香港，但香港也不應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給與影響。
三、回歸後香港的「中國化」
但是，在1997年回歸後，整個情勢就朝著出人意外的方向發展。原本繁榮的香港經濟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陷入嚴重的不景氣。但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卻持續順利增長。而於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就預示著中國有無限的商機。香港經濟界呼籲與中國的經濟融合，以尋求香港經濟的出路。但是重視互不干涉的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對此從一開始就採取謹慎的態度。
但是，2003年新型肺炎SARS在香港爆發，陷入經濟衰退的市民在同年7月1日爆發了規模達五十萬人的反政府示威，迫使當時正在審議的「國家安全法」被迫廢案。北京在此之後就改變態度，轉而實施真正的經濟融合政策。而這個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大陸的遊客湧入，旅遊景點和商店湧入人潮。香港銀行開始可以提供人民幣業務，香港成為人民幣的離岸中心，房地產市場從谷底迅速反彈，而實現了V字型的回復。香港不再是引領中國「現代化」的主角，而是被中國經濟所帶動、所牽引的存在。香港政府高官一再表達對中央政府的感謝之辭，北京也在不同時期以「大禮包」為名，宣布經濟融合的新政策，而這直到2010年代的前半，就成為一種模式。
隨著這種情勢的發展，人們就開始討論香港的「中國化」。雖然「中國化」這個用語並沒有明確的定義，但因為中國影響力的擴大，在香港所發生的各種變化就被廣泛稱為「中國化」。這包括大陸居民在香港的訪客所占的比例、中國企業在香港股市的市值中所占的比率、地鐵廣播中除了傳統的廣東話和英語之外還加入了普通話、以大陸風格的簡體字在店鋪招牌上寫著「歡迎人民幣支付」的貼紙、以及因為川菜的影響，香港餐廳的口味變得很濃等等。香港的種種變化就都以中國的因素被加以說明。
然而，在中國風潮所帶來的經濟繁榮的陰影之下，經濟融合也為香港帶來了社會問題。隨著大陸居民的湧入，生活問題就從城市的擁擠和禮儀問題開始，進而發展成為到外國產的奶粉短缺、為了使小孩子有香港居住權，大陸孕婦湧入香港生產，導致產科床位不足等的問題。因為大陸居民購房帶動房價的飆升，使年輕一代要購買房子以建立家庭的生活規劃受到了破壞。進入2010年代，與《對經濟融合的歡迎論》相比，對於因為經濟融合而產生的社會問題的不滿，在香港是變得更加明顯。
此外，在這個時期，香港和中國在政治層面的價值觀的差異逐漸變得明顯可見。在過去，香港對於中國未來的民主化抱持著期望，香港與美國一樣，認為經濟成長的結果，中國會走向民主化，因此對中國的經濟成長有強烈的樂觀看法。每年都會進行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港大民研）的調查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亦即：中國應該發展民主呢？還是經濟呢？自1993年調查開始到2008年，調查就一貫性地顯示出：大多數人認為應該發展經濟，而不是民主。
但是，隨著經濟融合的發展，香港對中國的關注增加，並開始報導大陸的人權問題，例如中國政府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迫害。不了解天安門事件的年輕一代透過這些報道，就親眼目睹了：《民主化逐漸發展的香港》與《堅持一黨專制的中國》之間的價值觀有很大的差距。從2010年到2020年，港大民研及其後身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調查結果顯示出：與過去的15年相反，回答認為應該發展民主而非經濟的人數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