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要救誰--防疫必須面臨的電車難題

隨著武漢肺炎侵襲全球，各國面對防疫，皆已提升至國家安全等級。而歐洲受創最嚴重的義大利，其醫療體系顯已不足以應付疫情的擴散，就出現先救年輕人，致可能使老人因等待期間過世的悲傷情事。而因武漢肺炎不知何時停止，各國於防疫上，肯定都得面對一個難以選擇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

所謂電車難題，是1967年由英國哲學家菲力帕･芙特（Philippa Foot）提出，即當軌道上的電車煞車失靈，駕駛者若什麼都不做，將直接撞到5個工人；若右轉，則會撞上一位工人，這位駕駛到底該怎麼辦？不作為或是將電車右轉？（關於此難題於刑法的影響，可參閱筆者著，能讓人工智能具有倫理性嗎-從Uber自駕車肇事談起，https://www.peoplenews.tw/news/40f5d433-9463-4d5d-871f-d5b7dcb667a1）

面對這個道德難題，已不僅是形而上的抽象思考，而是存在於現實世界。以醫療人員面對有七十、二十與十歲的三位染有武漢肺炎者必須急救，但在醫療的人力與資源極其有限下，只能先救一人，則到底要選擇哪一位？如果從功利主義的觀點，由於七十歲已是老年、十歲的未來不確定性高，自然以二十五歲者為優先，尤其若這位二十歲者若又是醫學系或護理系學生，為了整個醫療資源的充實著想，被列為優先診治對象，似乎毫無懸念。

只是這種功利思考或許理性，卻可能挑戰人性或者倫理的底線，竟只能是能做不能說的事實情境。而如果醫療人員，真的做此選擇，致讓其他兩人因此死亡，是否可能面對過失不作為致人於死罪的刑事究責呢？由於醫療人員依據醫療法對於患者有醫療的作為義務，也預見不為立即救治病人會因此死亡，故其不為救治行為，確實對於病人的死亡有因果關係，致得負起相關罪責。只是其對兩人的不作為，乃是因要救治他人，難道不能以緊急避難來阻卻違法嗎？

由於我國刑法的緊急避難，除了必須是最後手段外，更得符合法益權衡原則，也就是保全法益要大於被犧牲的法益。故在生命法益，沒有誰大於誰與多跟少的問題，故此義務衝突，也僅能藉由法官以減刑或免刑的方式來解決。若果如此，未免對醫療人員過苛，即便無庸入監，卻也會被貼上犯罪之標籤，則又有誰願意擔任醫護人員？

雖然，這種極端情況不大會出現於現實面，但如武漢疫情持續升高，此等情境出現的可能性也會升高，事後被究責的可能性雖極低，卻也非等於零，更凸顯第一線醫療人員於此等情境，既須面對難纏的病毒，更得面臨痛苦的價值抉擇。

而事實上，此種難題，早已存在於我國的防疫工作上。如對於確診者是否必須公布其個人資訊，尤其是居所與活動軌跡、對疑似感染者的居家檢疫與隔離、對確診者的強制隔離，甚至是在武漢的台灣人是否讓其自由回台等等措施，主事者實都在面臨著電車難題的考驗。只是若疫情未能馬上歇止，這種道德抉擇的難題，恐不只出現在主管官員或醫療人員，而是廣佈於所有人身上。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