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誰看見苦難 : 文學與政治小論

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兩名外聘委員12月2日請辭，其中一位表示，不認同「文學高於政治」意識形態，以及今年文學獎頒給已故塞爾維亞強人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 1941-2006）的「仰慕者」 : 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1942-）。

漢德克從來就不避諱高舉他的政治主張

彼得漢德克數度公開力挺有「巴爾幹屠夫」稱號的米洛塞維奇，他還在米洛塞維奇葬禮上向數以千計哀悼者發表演說。被認為無視在1990年代南斯拉夫聯邦解體後引發的一連串血腥內戰中，強力鎮壓異己並犯下種族屠殺等反人道罪行。

漢德克的獲獎引發阿爾巴尼亞、波士尼亞和科索沃怒火。阿爾巴尼亞總理拉馬（Edi Rama）推文怒批：「從未想過諾貝爾獎會令人作噁。道德權威如諾貝爾學院做出這種有失顏面的選擇，恥辱變成了一種新價值。不，我們絕不能對於種族主義和種族滅絕感到麻木不仁。」波士尼亞國家元首穆斯林成員扎費羅維奇（Sefik Dzaferovic）發表聲明，批評頒獎給漢德克是徹底迷失道德方向。科索沃總統薩奇（Hashim Thaci）也抨擊：「這項諾貝爾獎的決定帶給無數受害者巨大的痛苦。」事實上，漢德克從來就不避諱高舉他的政治主張。1996年，他出版一部遊記《河流之旅：塞爾維亞的正義》（A Journey to the Rivers: Justice for Serbia），凸顯塞爾維亞的「受害者」角色，引發風暴。在1999年，他退回聲譽卓著的德國布赫納獎（Georg Buechner Prize），以抗議北約組織轟炸貝爾格萊德。

人作的孽，才會使人痛不欲生

文學家有了鮮明的政治立場，就不配成為文學家了嗎？正如上述指控漢德克的言論，被稱為「塞爾維亞種族滅絕血腥內戰」，可以允許一個文學家成為「歷史感的麻痺者」沒有任何主張與立場嗎？漢德克將塞爾維亞人比喻為納粹政權下的猶太人，他是一個「聖者」，還是一個「邪惡者」呢？巴布．狄倫（Bob Dylan, 1941-，2016諾獎得主）多數作品都來自1960年代的反戰民謠，也被廣泛認為是當時美國新興的反叛文化的代言人，他唱的歌成為了當時美國民權反戰運動的聖歌。「反戰」，從另一個角度看，會不會也是姑息邪惡者殺戮無辜生靈的反動力量呢？

諾貝爾奬的奬項沒有哲學獎，也沒有歷史獎，只有文學奬。諾貝爾奬文學獎得主，一直也都被視為年度思想家、人道行動家的指標。文學的品類很多，你可以想像一個文學家沒有思想深度，也沒有歷史感，沒有政治立場，他寫的作品算文學嗎？有人揶揄文學家是一些「平常表現溫和的精神病患者，喜歡反覆擺弄文字的順序，反覆操練文字的佇列」。並說對文學家來說，「『病入膏肓』是最佳狀態，其中有的人還會因此被瑞典皇家學院請去領受諾貝爾文學獎。」精神病患者的苦悶是可以想像的，文學是苦悶的象徵，說文學家是精神病人，好像有點道理。什麼可以使人苦悶呢？經濟的困乏、思想沒有出路，其中又以被人的壓迫所造成的痛苦最難以忍受。你曾經聽過一個人被一隻狗或一頭大象一輩子的欺壓而痛苦不堪，而產生偉大的思想嗎？沒錯！是「人」作的孽，是「人」才會使人痛不欲生。

大到來自邪惡的政府，小到家族的壓迫

被壓迫的痛苦，人皆有之。痛苦只是比活著稍好受一點的感覺。痛苦是無法平復的，你痛苦一點，就有人快活一點，如果這個世界只剩下一個人，人是不會痛苦的；這個世界有兩個人以上，人是不會不痛苦的。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在於人有痛苦而動物只有美麗的傷疤。壓迫，可以大到來自邪惡的政府，小到家族親友、街坊放高利貸的老太婆。

索忍尼辛（Solzhenitsyn, 1818-2008，1970諾獎得主）因在與友人的通信中對史達林進行了批評而被捕，他在《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揭露史達林統治時期的蘇聯勞動集中營的內幕被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1973年另一部長篇小說《古拉格群島》在巴黎出版後遭到拘捕，翌日即被驅逐出蘇聯。他終身持蘇聯的護照，但對索忍尼辛而言，文學不歌頌國家，不高掛民族旗幟，不做政黨喉舌， 不為集團和階級代言，不成為權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 1940-1996，1987諾獎得主）開始創作即成為蘇聯文藝界的批判對象，被評為「一個半蛻化的寄生蟲」、「一個色情化與反蘇維埃的詩人」，後被審訊以「社會寄生蟲」的罪名判刑5年。南非作家柯慈（John Maxwell Coetzee, 1940-，2003諾獎得主）在作品中大量描寫南非種族隔離的細節，並反映出祖國的苦難。柯慈小說寫的不只是南非一地發生的種族欺壓，「在他看來，這種制度有可能出現在任何地方。」人性被欺壓與屈辱，不只是存在種族、國家對個人的侵犯，也存在家庭、親友之間的折磨。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德克（Peter Handke, 1942-）母親未婚時便懷了他，後來在親友的壓力下，在分娩之前嫁給一名德軍下士布魯諾．韓德克。《夢外之悲》是作者在他母親自殺後，所產生的強烈欲望而寫。這本小說的主題是描寫韓德克的母親其一生以及她生長的環境。生活在當時壓抑人的需求的社會裡，如何為了尋求自我而奮鬥。

文學家是不成群結隊的

為了維護文學的高貴，文學家靈魂的獨立，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1964諾獎得主）的旗幟最為鮮明。他是史上首位自願拒絕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他發表拒獎的個人理由指出，作家身份使他務必拒絕任何官方的榮譽。他也並非第一次拒絕榮譽，戰後他就曾拒絕榮譽勳章，也從未想過要進入法蘭西學院。文學家是不成群結隊的，在他看來，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也是「一窩人」吧！他認為作家應該避免成為機構（包括瑞典學院）的一份子，因為一旦接受了機構的頒獎，往後他的個人行動都會牽連到這個機構的頭上，而這並非他的意願。

死亡，永遠是文學活頁簿的顏色

戰勝悲哀的最有力武器是憤世嫉俗，多數人在被個人及群體的壓迫下，一開始會有反抗，但是過了一陣子就逆來順受，只好適應了。如果壓迫的力道太大，人就被壓垮了，人的身體被擠壓到黑暗的角落，人性因為人體的變形而被扭曲了。人吃人，自古有之。文學就是人還沒有被人吃掉之前的哀歌。

死亡，永遠是文學活頁簿的顏色及底蘊。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1961，1954諾獎得主）在《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說：「動物也如我們一樣會死；但是唯獨我們知道自己必定會死，正是這一點使我們成其為人。」而對詩人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來說，「死亡不過換一個冥地居住，又有何妨。」接近死亡的一切都很文學，包括 : 貧窮、疾病、凶惡。壽終正寢，顯然不是作家喜愛的情節，如果死得那麼從容、死得那麼容易，好像就沒有文學可言了。文學節目最先登場的是永無止盡的孤獨感，孤獨感是「準確的死亡預言家」。

流亡海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宿命

塞拉（Camilo José Cela, 1916-2002）是西班牙內戰後文學復興的先驅者。他在內戰目睹屍體遍地滿目瘡痍，使他對人性深感失望，後來就創立「恐怖主義」小說風格。1942年他以小說《巴斯卦度阿德一家》而聞名西班牙文壇。我主編的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在1989年首刊本書全文連載，由侯素智小姐翻譯，至今20年無人集結出版成書。這部小說描寫了一個性情暴戾的農民，面對生活的絕望而多次行兇殺人的過程。50年代初期，塞拉的現實主義傾向更為明顯，他的長篇小說《蜂房》以此象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馬德里的社會形象，揭露了當時西班牙的政治內幕，引起當局的追查，塞拉被迫流亡國外。流亡海外，經常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宿命。

文學是一朵被壓扁的玫瑰的自言自語

受到壓迫，最美的昇華就是把它記錄下來，文學家所做的就是這個工作。為什麼要把這個苦難記錄下來呢？不只是要讓後人可以感同身受地了解人性可以是多麼的邪惡；更要告訴世人在邪惡的壓迫之下，真善美才從那裡散發出來。人性的高貴與光輝，並不是從那原本就高貴光輝的土地上長出來的；而是從那被壓迫的惡水惡土中奮力地冒出來的。「命運給他寫下了一齣非常驚人的悲劇，而她則穿著緊身衣褲登場表演了。」如果文學有它的功能，那麼這個功能一定不是用來讓人讀了它而萬念俱灰、萬劫不復的；文學還能夠存在，這是因為作家還一息尚存，他用微弱的力氣，寫出他如何像一朵被壓扁的玫瑰而自言自語，告訴讀者他如何從重壓他身軀的靴下死裡逃生，從惡臭的土中萬般地掙扎而探出身來的時候，他看見了什麼？

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針引線還要難

文學似乎處處在暗示「幸福不是那麼美的玩意兒，它只是作短暫休息的悲哀」。不過，文學家也安慰著大家，憂鬱是享受悲傷的樂趣；悲愁的來源並不是幸福的易逝，而是因為在幸福臨近時沒能察覺。泰戈爾說：「憂思在我的心裏平靜下去，正如暮色降臨在寂靜的山林中。」所以《聖經》說「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我們不可能從豐盛之中看到更豐盛？我們不可能從富足中看到更富足，在冰雪寒冷的陋巷角落，劃開一隻小小的火柴，所散發出來的溫度，可以把溫暖傳遍全身；在貧乏之中才能夠感受到擁有的可貴。為什麼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針引線還要難，因為他所想要的，天堂一樣都供應不了，天堂的門票從來沒有為他預訂。

創作的精髓，經常就在病苦盤根交錯之處

政治的壓迫所造成的痛苦可以比擬的，可能只有疾病一物。政治的壓迫是外在的；疾病的壓迫是自身的。很多文學創作的精髓，經常就在那盤根交錯之處。巴金《病中集》：「在病中想得太多，什麼問題都想到了，而且常常糾纏在一兩個問題上擺脫不開，似乎非弄到窮根究底不可。」生老病死這是個上帝給我們的人生節目，其中「病」這個節目可以看作死亡的預演，病中的情節當中，經常不離「痛」，如果病的終結是死亡，那麼痛就是死亡的號角，很少人逃得掉的。著有《惡之花》的法國詩人查理士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說過：「人生是一所病院，每一個住院患者都一心想換自己的床。」（Life is a hospital in which every patient is possessed by the desire to change his bed.）如果你曾經重病或正在病中，不要辜負上帝給你的天賦。

文學，聊以自慰而已矣

高行健（1940-，2000諾獎得主）是主張文學獨立性最強烈的文學家。雖然他沒有像法國的沙特拒絕諾貝爾文學獎，但是他認為文學必須也必然獨立於國家、政治，甚至獨立於歷史、哲學諸科門的主張，令人如醍醐灌頂。他說：「文學原本同政治無關，只是純然個人的事情，一番觀察，一種對經驗的回顧，一些臆想和種種感受，某種心態的表達，兼以對思考的滿足。」「所謂作家，無非是一個人自己在說話，在寫作，他人可聽可不聽，可讀可不讀，作家既不是為民請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為偶像來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眾的敵人，之所以有時竟跟著作品受難，只因為是他人的需要。」他在《文學的理由》中指出，「作家也同樣是一個普通人，可能還更為敏感，而過於敏感的人也往往更為脆弱。 一個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義的化身說的話，那聲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這種個人的聲音倒更為真實。」

他深刻地剖析文學的本質，「文學之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國界，也超越民族意識，如同個人的存在原本超越這樣或那樣的主義，人的生存狀態總也大於對生存的論說與思辨。文學是對人的生存困境的普遍觀照，沒有禁忌。對文學的限定總來自文學之外，政治的，社會的，倫理的，習俗的，都企圖把文學裁剪到各種框架裡，好作為一種裝飾。然而，文學既非權力的點綴，也非社會時尚的某種風雅，自有其價值判斷，也即審美。」

他提醒大家，不要為政治而文學；不要為種族而文學；甚至不要為悲、為喜而文學。他舉例，「（中國）文學史上不少傳世不朽的大作，作家生前都未曾得以發表，如果不在寫作之時從中就已得到對自己的確認，又如何寫得下去？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小說《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和《紅樓夢》的作者，這四大才子的生平如今同莎士比亞一樣尚難查考，只留下了施耐庵的一篇自述，要不是如他所說，聊以自慰，又如何能將畢生的精力投入生前無償的那鴻篇巨制？」

悲觀主義者及樂觀主義者都在文學之外

馬克．吐溫（Mark Twain, 1835-1910）曾說：「未逾48歲的悲觀主義者，是知道得太多之人；而 年逾48的樂觀主義者，是知道得太少之人。」（The man who is a pessimist before forty-eight knows too much; the man who is an optimist after forty- eight knows too little.）可見苦難，固然是文學的沃土，但是對苦難而起悲觀主義者；對苦難而起樂觀主義者，即使生長在這塊沃土中，也不必然長出文學來。對人生知道得太多之人，對人生知道得太少之人，都不能握有文學之鑰，只有那走過人生的窮山惡水及人生的瑰麗佳景，而淡淡地能「聊以自慰」侃侃道來的人，才能抓住文學的質地。如此看來，漢德克的政治立場與政治主張，不應該成為他是否應該獲選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參考條件，文學的標竿比政治還要高遠，文學是苦難的見證，文學家是苦難悲歌的傳唱者。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