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遠距改變全球藝術生態！數位科技如何突破「跨國」交流限制？

表演藝術生態裡，「跨國」是個很重要的環節，諸如國際共製、跨國交流、駐村、巡演等，通過移動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實際連結，是一種國家軟實力的展現與宣揚，是跨文化交流下的創作能量醞釀，是創作者突破單一領域與舒適圈等限制的契機。

可惜的是，在COVID-19疫情肆虐的這兩年，表演藝術的國際活動大多停擺、減低或轉型。

這段時間裡，也產生我們過去所無法預期與想像的全新現象，例如：2020年，因台灣疫情平穩，而有不少旅外藝術家（以音樂家居多）、劇場工作者返國演出、教學的浪潮，以及通訊媒體、播映軟體的演進，線上創作如雨後春筍出現，服務範圍跨越國界等。

不過，隨著國際疫情趨緩，特別是歐美、東南亞許多國家已陸續解除相關防疫規範，國際交流已有大幅度的復甦，許多台灣藝術家與團隊在今年下半年，也開始陸續出國開設工作坊、交流活動與演出，例如7月的法國外亞維儂藝穗節，以及8月於蘇格蘭愛丁堡舉辦的愛丁堡藝穗節，都有許多台灣團隊、製作人前往參與，若無太大意外，國際交流將更頻繁、活絡。

當我們真真切切地走進所謂的「後疫情時代」，在疫情裡所產生的新跨國製作、交流與連線的方式，究竟是改變了台灣、或是世界的表演藝術生態，還是會因為實體的恢復，強調人與人接觸的表演藝術又全盤回到過去？實體與遠距，在跨國連線的選擇裡有彼此取代的必要嗎？或者，這段時間裡所累積的方法將成為一種遺緒，進而在後疫情時代轉為另一種全新的交流模式，數位科技又會在這樣的模式裡扮演怎樣的角色？

藝術跨國交流，是否能突破線上與線下的限制？

以藝術界盛行的跨國交流「藝術駐村」為例，「駐村」（Art Residency）依文字的意思就是藝術家到異地進行藝術體驗。雖然國內駐村的情況也有，更多時候駐村是在跨國之間進行，與當地文化、藝術、人文風景接觸。因此，在眾多的跨國交流選項中，「駐村」是最難想像如何運用科技達到虛擬的可能；或者說，若是藝術家並無法實際移動，又如何駐紮在某地，被稱之為「駐村」？

然而由Thinkers'Studio思劇團所發起的「東南亞性別網絡2.0 虛實駐村」，則提供了全然不同的想像與做法：以「雲端駐村」為概念，藉由通訊軟體的使用，讓東南亞5個國家（包含台灣、新加坡、菲律賓等）的藝術家們，能有彼此交換經驗與思考的可能。根據策展人高翊愷的說法，是「回到駐村最原始的狀態」，也就是藝術家到了另一個區域體驗生活，激發靈感、找到創作材料、認識藝術家。

以此思考脈絡下，網路的虛擬空間提供了全新的駐村地點，也就是藝術家們雖未離開居住國家，卻透過各國協作者交流、聚會等活動，而在網路上「駐村」，開展出不同的創作與互動關係。刻板印象裡，我們會以為網路疏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但在疫情時代，網路反而將遠方的眾人連結起來；「東南亞性別網絡2.0 虛實駐村」即是在虛擬國度裡回到「人作為主體」的狀態。

暫且不論「東南亞性別網絡2.0 虛實駐村」的做法是否能夠全盤回應「駐村」的意義，但已成為國際交流突破線下限制的一種方式。此計畫透過網路將駐村藝術家的創作、交流成果開放給全世界閱覽，回應如何運用社群媒體傳播藝術家正在進行的事情——這項做法，其實就打破了實體駐村的某種限制，例如6月底在線上平台「雲劇場」舉辦的駐村概念呈現，據統計約有14個國家的參與者上線觀賞。

當然，在藝術家們可以在更少（甚至是沒有）防疫條件下進行跨國移動之後，實體駐村必然又會出現。但，這些科技工具的使用，以及可能再如何進行發揮與延伸，或許並非線上與線下的彼此取代，而是成為後疫情時代的全新方法，讓同一套工作方式可以運行於不同地區，也成為更節省碳足跡的一種方法。

影像，仍舊是跨國創作的基本款嗎？

影像，絕對是疫情之後跨國製作、演出的基本款。例如，運用OTT（透過網路直接提供觀眾的串流媒體服務）平台進行播映，或者發展出互動、沉浸體驗的線上演出。較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實踐劇場於疫情期間開發的《她門的秘密》（2021）、《解密美術館：遺失的百合》（2022），帶給台灣觀眾極為新奇的觀演經驗。而新加坡實踐劇場這樣的創作方式，也不會因防疫規定的鬆綁而停止，因為能在有限的資源下更快開拓海外市場，也是新加坡實踐劇場在疫情裡學習到的經驗。

影像除了觀看功能，也是這段期間藝術家們進行交流的一種方式，如文化部、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以及以色列Rollo藝術計畫團隊（The Rolling Art Project）共同支持進行的「Rollo 臺灣．以色列合作線上藝術創作交流展演計畫」。此計畫今年由衛武營國家藝術中心以及Rollo藝術計畫團隊共同主辦，耿一偉與安娜．伯德（Anna Burd）策展，以「Here」與「There」為關鍵字，邀請台灣與以色列兩地各10位藝術家，分為兩組，進行每位藝術家限時24小時的接龍創作。

此計畫的創作類型並不受藝術種類及創作媒材的限制，由於成果會以線上展演呈現，故藝術家們多以圖像與影像表現。數位科技必須處理的「距離」，不只是空間的，更有來自於個人生命、文化背景、生活環境、藝術形態與養成等差異所產生的，可從最後成果裡台灣與以色列藝術家們交錯的安排明顯察覺。

舉例來說，納達夫．瑪榭特（Nadav Machete）的《情感的沸騰坑洞》（Boiling Pit of Feelings）是張簡單的人像圖畫，指著身體中央的紅色色塊；而到了薛祖杰《當你一個人躺在床上你會想到的會是張惠妹的哪一首歌？》，這種情感的沸騰坑洞構成我們每個睡前滑手機時的螢幕畫面，作為一種影像，隨著聲音浮動；這種聲音元素的產生到了湯姆．科恩與東西耶路撒冷管弦樂團 （Tom Cohen & The Jerusalem East and West Orchestra）《1992年的一個早晨》（One Morning in 1992），則成為交響樂曲的演奏。細微的連結與跳躍的思路，體現的是每位藝術家自身的關懷與創作性格。

影像或圖像創作，雖然未能讓藝術家們實體接觸，而他們對彼此的了解也往往來自於自己所接收到的作品（同時必須在24小時內回應），卻超越了創作語彙與論述的必然性——「Rollo 臺灣．以色列合作線上藝術創作交流展演計畫」看似疫情下面對國際交流的權宜之計，實則讓科技成為交流的另一種媒介，不必然會因疫情結束而結束。

不只作為藝術媒介，科技也能成為跨國創作的工具

「科技藝術」作為一個名詞，其實也可如此解讀為： 科技不一定是表演藝術的內容，而是成為跨國創作的一種工具。

在疫情下，今年國家兩廳院的台灣國際藝術節（TIFA）中的「國際節目」，除了線上演出和錄影播映外，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Shakespeare's Wild Sisters Group）《神話學II：人造地獄》（Artificial Hells）則是運用遠端視訊，讓印尼、泰國、菲律賓等國的藝術家，與現場的台灣藝術家陳武康共同演出；而澳洲編舞家史蒂芬妮．雷克（Stephanie Lake）大型編制舞作《群像》（Colossus），在疫情下，展開了特殊的國際巡迴方式——召集當地新銳舞者演出，由編舞家與在地排練指導遠端連線工作。

9月於2022臺北藝術節演出的《在場》，則是現居香港的創作者吳瀚生透過遠端遙控、數位頭像、影像科技等技術的結合，所建構出的呈現形式與狀態；11月即將在台演出的《寫給滅絕時代》（A Play for the Living in a Time of Extinction），則源自國際知名劇場導演凱蒂・米契爾（Katie Mitchell）原創概念，以永續意識、減少碳足跡為目標，將透過跨國遠距工作，由在地團隊進行製作，展現永續精神。

這些即將發生的「未來式」，或許也逐步應證了科技作為一項工具後，跨國連線的方式即將從疫情時代裡不得不的遠端，到後疫情時代應用出不同的創作方法以及體驗模式；某種程度上，這似乎也讓國際間的合作在數位科技的運用下有節能減碳的可能。

責任編輯：傅珮晴、蘇柔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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