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新任海保署署長陸曉筠︰從城市走到海邊 拿回保護海洋的決定權

海洋保育署位在高雄的辦公室離海有點遠，員工只能在頂樓「遠眺」大海。新任海保署署長陸曉筠仍保留著國立中山大學的教席，其辦公室屬於「海景第一排」，外頭就是海浪和風的交響曲，她覺得舒爽療癒。

陸曉筠並非主流定義上的「海女」。她在台北長大，20多年前在中山大學念書，才意識到原來海浪聲近在咫尺。大自然的威力，讓她覺得人類好渺小，可人類卻一直對海洋苛索資源。

2000年中期，她到美國哈佛大學進修景觀設計博士班，專長是空間與環境規劃，包括海洋與海岸管理。回來台灣後，當過公部門景觀與環境教育的顧問和委員，以及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董事，並在母校的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擔任副教授。

今（2024）年5月，她從大學「借調」到海保署，成為第二任署長。她接受《環境資訊中心》專訪時說，沒有忘記當初海浪聲給予過的震撼，想把這片清澈的海洋，還給未來的孩子。

從民間走入體制 預期與海洋利害關係人溝通不容易

走進陸曉筠在中山大學海洋工程系四樓的辦公室，一眼就能望見窗外海景。陸曉筠親自打點飲料，毫無架子，辦公室內還有一隻樹懶娃娃，「學生送的。我好喜歡樹懶，想跟牠一樣慵懶著，不用工作，哈哈！」

這話說得太早。颱風凱米侵台往後幾天，海洋保育署的媒體群組每天都有新訊息。陸曉筠上任後隨即面對第一個天災，颱風造成有史以來最多船隻擱淺，署方每天都要匯報是否造成海上油污。「別人都以為海保署很大，其實我們全部就83人，還含秘書處，另外巡查員48人。其他部門可能幾百人，我覺得我的同事好厲害，抗壓性都要很高。」

海保署長的職位也跟颱風一樣來得突然。4月的某個星期五，前海保署署長、現任海洋委員會副主委黃向文打電話給陸曉筠，詢問她是否有意接任署長一職？沒有什麼動容說詞，黃向文直截了當問她：「有什麼想做的？」，還叫她瀏覽一下海保署網站的公開資料，並給她一個週末思考。

陸曉筠就讀高三的孩子問她，「自己想想妳的犧牲值不值得」；國小四年級的孩子則說，「這個是妳的問題，妳要自己想清楚」。孩子們不擔心母親沒空陪伴，他們早意識到忙碌是媽媽的日常。丈夫的回答更簡單︰「如果可以做一些想做的事，為什麼不去做？」

陸曉筠的丈夫也是景觀界學者，夫妻倆都很清楚，在民間，學者也有掣肘，很多事都無法如願。

她從前以學者身份，用研究為政策提供意見。現在成為署長，過著預想中的忙碌生活，只是沒料到公文往來的數量最令人頭痛。她指指桌上的文件，「比我預期的超過非常多。」於是思考如何簡化制度和流程是第一步，然而更大的困難在前頭——劃設海洋庇護區。

《海洋保育法》最近通過立法，陸曉筠在5月底參與了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的最後一次草案審議，那時不同黨派的立委對草案的異議主要在審議會組成，那次會議也很順利，全案審竣且毋須經朝野協商，草案送出委員會後，送院會逕付二讀；但她心底知道，中間與漁民、原住民的溝通並不簡單。

「向文老師是很內斂的人，她不會把那些苦說出來，但是看得出來。」她把前幾次公聽會上，漁民質疑海保法的錄影片段全部重看，並親自參與最後一次立法院審查會，感受到現場的氣氛和張力。「我覺得無可厚非，因為對他們（漁民）來說是生計，當他覺得不安全時，他一定會跳起來」陸曉筠說，「我相信中間（溝通）的過程不容易。」

學者或者民間團體沒有那麼多政治考量，只用科學數據說話，但去到立法院或走進大眾眼光，則不免多了一層考量。所幸，她早有這種參與不同說明會及審查會的經驗，也觀察到中央政府跟地方黨派立場有時不太一樣，都讓她對現在的工作大概有個底。

在訪問前，陸曉筠才剛開完iOcean的會議。iOcean是一個海洋資料庫平台，累積水質、浮游生物、魚類等數據基礎，提供海洋政策制定參考。有了這些科學資料，將來劃設庇護區也就有根有據，「海上看不到邊界線，海上最常的爭議是一直說你會影響我。有科學數據為基礎的庇護區劃設，就是希望可以讓它被看得到、做得到。」

看見海的震撼影響至今 海洋庇護區劃設尤為重要

在她還在中山大學念書時，台灣開啟了海洋白皮書的一連串政策制定、討論，宣示台灣為「海洋國家」，以海立國。一晃20多年，《海洋基本法》已立法，並發布了首部依據法律編纂的《2020海洋政策白皮書》；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相繼成立，也是第一個在南部設立的行政院部會層級機關。

然而，海洋國家這個概念，需要時間去轉化。例如上一輩認為，海邊是危險的。陸曉筠從小到大也沒怎麼碰過海水，直到踏入大學的那個夏令營，第一次聽到半夜傳來海浪聲和船笛聲，才令她意識到，「我竟然不知道台灣周邊是會聽得到海浪聲的。」並從此愛上海洋。

她覺得要從零開始培養海洋素養，至少要三到五個世代。慶幸的是，現在越來越多學校加入親水活動和課程，潛水、帆船、衝浪等也慢慢成為潮流。

可是當海洋利用者多了，爭議也隨之而來，小至亂丟垃圾，大至某種形態的開發，她覺得很多都只是人類自私的行為。正因如此，《海保法》中海洋庇護區的概念尤其重要，「我不能只是鼓勵大家往海裡跳，我們必須守住，使用海的時候，它要能維繫生物多樣性。」

山林、海洋，常常被形容為無選票者，所以會在發展中被無情的犧牲。可有一群人仍然努力守護著，把海洋稱為「藍色經濟」，用發展的語言去跟利害關係人溝通——把海洋保護區保護好，才會有魚類溢出成為經濟用途，永續漁業、休閒潛水等產業便可長久發展，「不是那個（海洋）不會說話，它就沒有經濟主體，而是它產出的這些東西，也可以是經濟主體。」

女性海洋科學家——自然形成的凝聚力量

在宣布新一屆政府官員名單裡，海委會、海保署的公布時程排得較後，剛好幾位女性擔了重任，包括海委會正副主委為管碧玲、黃向文，及海保署署長陸曉筠。這不是「巧合」，她們早已在一個「女性科學家」的群組中互相認識，除了聊科學，還會聊不科學的帶小孩經驗，「自然而然變成一股凝聚的力量。」

她想起自己在哈佛大學念博士班時結婚懷孕，很多長輩都提議不如休學，但她的指導老師只是問，「出來工讀的錢夠不夠用？懷孕時身體夠健康嗎？」然後安排她接手多一個計畫，「讓我賺錢，這樣可以吃好一點，養寶寶。」那時她便覺得，女性懷孕不會影響學業、工作，「照念書喔。」

記者疑惑，不少人想往外發展，那「哈佛才女」為什麼不留在美國？陸曉筠畢業後在當地從事公共環境規劃，包括濕地、海岸、港口城市，汲汲營營，她覺得即使是「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在美國出生成長的華人）」，也不太可能自己拿到計畫，「你可能最了不起是project manager，去handle一個計劃。」她跟丈夫商量，如果景觀這門學問是有公共性，「為什麼不能回台灣做？」

海洋工程專業，本來是男性主導的行業。但陸曉筠覺得台灣對性別的公平、對女性的尊重，比很多周邊國家友善。她生產後沒請育嬰假，帶著孩子在外面東奔西跑時，會先向同仁或伙伴查詢是否方便哺乳，或把孩子交給社區阿姨餵飽；要開會時，她把孩子放在幼兒園，同仁協調會議時間，一開完會她就直奔接放學。這種對女性、對母親的職場友善，讓她在工作上較無後顧之憂。

把保護海的決定權拿回來

這兩、三個月，陸曉筠還在觀察和學習。海保署會關注海洋生物擱淺和迷航、進行救援等，回到家小兒子就會問，「妳今天是救船、救海龜、鯨豚、海豹還是救誰？」甚至會問媽媽，如果有天他掉到海裡，那他算是海保署工作裡的哪一範疇？陸曉筠笑著答︰「海廢。」聽起來有點慘啊？「我們會派人把海廢撿起來啊！」

而這些工作需要的人力不少，海保署成立短短幾年，業務一直擴充，但整個部會就只有百餘人。陸曉筠接任第二任署長後，開始盤點人力和架構，思考怎樣做一個「適當的調整」。

在她的人生規劃中，她從未想過會擔任署長，縱然會預期到體制有一定掣肘，她亦沒想過這份新工作的終點是何時。她以凱米颱風可能造成海污的這次經驗舉例，船難是交通部業務，海上油污才是海保署的管轄範圍，但海委會主委管碧玲跟她說，從不把決定權放在別人手上，如果是對環境好、朝對的方向，該做的事就要想辦法。

「如果那是交通部的事，我不能碰，我就永遠只能在後面收這些次級船造成的爛攤子，那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她試著用協調方式，把保護環境的決定權拿回來。

陸曉筠有一種樂觀，只要把這些沒選票的東西所面臨的困境一直講、一直講，總會撼動到有選票的人去行動、去改變。「至少到現在覺得做的事情是該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