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從89民運到19抗爭 與「自由香港」結緣 何曉清：本良心說話續研六四

研究六四的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何曉清因不獲發工作簽證，上月被校方即時解僱。當何曉清的藏書從中大辦公室運抵美國居所，她忍不住大哭。在廣州出生的何曉清接受《Yahoo 新聞》專訪時形容，她是「自由香港」的受益者，小時候透過香港電視和電台節目了解八九民運以至外面的世界。她 20 年多前移居海外，2019 年 7 月到中大教書。她在動盪時刻與中大學生互相照顧，傾盡所有去教學，「我自己覺得我要回報返畀香港」。

自小收看《鏗鏘集》《星期二檔案》

何曉清在廣州土生土長，從小對香港有很親切的感覺。她會收聽商台和港台節目，亦愛看《鏗鏘集》、《星期二檔案》、新聞報道以及《天蠶變》等經典港劇。她接受電話訪問時即場唸出主題曲「獨自在山坡高處未算高，命運在冷笑暗示前無路」，這些歌詞一直陪伴她長大，每每在艱困時刻浮現腦海。

她說，香港的新聞、資訊讓她從小了解外面的世界，「成日都話我係自由香港嘅受益者」。八九民運那年，她是一名 17 歲的中學生，與很多香港人一樣，常常守在電視旁看新聞報道，「嗰時睇到學生絕食，直情係自己都唔想食飯」，亦參加過省港澳大遊行。何其後在華南師範大學畢業，在內地工作數年，1998 年帶兩個行李箱經香港飛往加拿大。

何赴加後在多倫多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來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學術研究一直圍繞六四事件。她 2019 年 7 月帶著 4 個行李箱，從美國普林斯頓抵港，擔任中大歷史系副教授。那時香港很多學生罷課參加遊行、集會，她經常為學生「補堂」，「我成日都喺 office，同學幾時嚟就可以大家一齊傾偈。」

「等大家返到屋企我先至瞓覺」

作為歷史系教授，何曉清認為學生在 2019 年更應學習中共的歷史，「畢竟面對緊都係同一個政權，你連對方嘅歷史都唔知道，咁你瞇埋眼就決定做一啲嘢，咁樣唔係一個有效方式。」她常常為學生擔心，「等大家返到屋企我先至瞓覺，如果佢哋唔返屋企，我唔知道佢哋發生咩事，我就會喺度等 message。」

2019 年 11 月，中大成為衝突最前線。何曉清徒步沿大埔公路返校，「我淨係知我啲學生喺中大，我就返學校搵佢哋囉！」她遊說學生要保護自己，「如果你哋今日、聽日、後日喺中大呢度發生咩事，我點樣去同你哋爸爸媽媽交代？」

「你哋辛苦，同學又辛苦，香港人都辛苦。」

隨著社會局勢升級，何曉清留在中大的時間越來越長，除了日常備課、研究，亦想讓學生有需要時找到她。由追校巴尾班車下山，到半夜步行下山坐「綠 Van」回家，再成為夜更的士常客，很多的士司機都認得她，對學生示威的態度不一。有司機向她坦言不滿示威者在天橋擲物堵路：「我哋都要搵食！」何也只能致歉：「係呀，你哋辛苦，對唔住。你哋辛苦，同學又辛苦，香港人都辛苦。」那兩年何曉清每次搭夜更的士，都會加一點錢做「貼士」代同學賠罪，學生有時打趣問她，「Rowena 你仲有冇幫人哋賠罪畀貼士？」

動盪時期歸於寂靜，但大學生仍然關心社會。2021 年 6 月底《蘋果》停運，何曉清在歷史系所在的「馮景禧樓」聽到學生在外呼叫，她差點以為發生火災，「佢哋知我半夜兩、三點都喺度，佢哋就嚟搵我囉，個個著晒拖鞋⋯⋯佢哋就上咗嚟一齊傾，就話今日又係一個特別嘅日子。」

「我用晒我全部、甚至我無嘅陪同學一齊。」

何曉清說，在中大三年，傾盡所有陪伴學生，「我用晒我全部、甚至我無嘅陪同學一齊。」但她強調並非單方面照顧學生，學生們倒是經常擔心她的安危。半夜下山時住宿的學生會陪她同行，或者 WhatsApp 保持聯絡。

前年六四，何想去維園看一看，學生囑咐她不要穿黑衣，避免成為截查目標，「佢哋就話如果著到鬼火咁靚，就唔會（咁易）畀人拉喇。」最後她穿了黑裙，學生商量後派一位女同學陪她，女同學戴了耳環，穿上花裙和涼鞋，「仲特登著咗對佢哋話『唔係走佬』嘅鞋」。她問女學生花裙從何來？女學生答「偷」姐姐的。

何曉清於 2020、2021 年均獲得中大文學院傑出教學獎；早年在美國哈佛大學開設「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課程，5 年教學生涯中有 3 年獲頒卓越教學證書。她 2022 年 7 月應中大推薦赴美研究，同月申請今年 6 月回港任教的工作簽證，今年 10 月 24 日香港入境處正式通知拒發簽證。處方指不評論個別個案，申請人必須符合一般入境規定，包括入境不會對本港構成保安或刑事問題。

中大旋即在 10 月 27 日終止她的教職，並「立即生效」，香港成為她回不去的地方。當中大辦公室的藏書運回美國居所時，她忍不住大哭，「我唯一觸摸到同香港所有連接，就係呢啲喺（中大）馮景禧樓 pack 嘅紙箱。」

「只有我哋自己放棄咗個社會，呢個社會先至會冧」

即使失去中大教席，她說未來仍會繼續研究六四，「無論有冇人做，或者做咗會唔會有好嚴重後果，或者我會失去好多嘢。我覺得呢件事重要，我就會好認真去做。」她會一直緊守崗位，「雖然我又無權又無勢又無錢，但我就係喺我自己咁微弱嘅地方，我就係自己去做⋯⋯只有我哋自己放棄咗個社會，呢個社會先至會冧、先至會死。」

在艱難的日子，她想起那些年的點點燭光，「一支蠟燭唔係咩光，但係所有蠟燭喺埋一齊，就會好光。」她亦想起香港人的陪伴，「有一種平安同信心，我本住良心講我想講嘅嘢，然後香港人就會明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