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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聽海湧》導演孫介珩：有些歷史疑問不一定找得到答案 但戲劇可以
描述二戰時期，台籍青年三兄弟被日本殖民政府徵召，前往婆羅洲監管日軍捕獲的盟軍戰俘，但戰後卻被指控犯下虐待和屠殺戰俘的罪行，並被送澳大利亞軍事法庭審判的迷你劇集《聽海湧》，被認為拍出了台劇新高度。導演孫介珩接受央廣專訪表示，一些歷史事件本身就令人感到好奇和疑惑，這些好奇和疑惑不一定能從史料找得到答案，「但戲劇可以」，《聽海湧》就是以歷史為根基所虛構出的故事與角色，希望讓觀眾看到了戰爭下人性的脆弱與不足，以及許多無奈與不堪。
一張日本人遞投降書老照片 觸動創作靈感
在台灣拍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不是一件討喜的事，因為不同立場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歷史觀點，公視最新影集《聽海湧》試圖克服這樣的難題，不論從詮釋故事的視角、角色刻畫到場景、美術設計都拍出了台劇新高度，讓觀眾跟著劇中角色，彷彿進入了二戰期間，感受台籍戰俘監視員的處境，以及每一位牽涉其中的人遭遇的困境。
《聽海湧》故事靈感最初是來自於導演孫介珩和編劇蔡雨氛在台北中山堂看到一張日本人遞投降書的照片，引發他們的好奇，進而挖掘出《前進婆羅洲—台籍戰俘監視員》書中台籍戰俘監視員的歷史，一路田野調查，後來才發展成《聽海湧》劇集。
孫介珩與編劇蔡雨氛都是學歷史背景出身，在田野調查有一定的訓練基礎，也窮盡一切可能尋找各方資料。孫介珩說，真實歷史中的台籍監視員的遭遇其實都蠻曲折的，尤其戰爭結束後，他們非但無法回家，反而成了戰犯，被直接送上國際法庭，這是極少數台灣人有的遭遇，這些歷史事件還有很多讓人疑惑的地方，卻未必在史料中找得到資料，戲劇就成了一個很好詮釋的方式。孫介珩：『(原音)一開始看到這個職務的時侯，就覺得他們經歷好特殊，這個特殊性像值得發展出一個故事性。為什麼他們要來當監視員？他們在當監視員的過程中發生什麼事情？這件事情讓他們在戰爭結束居然讓他們不能回家，居然要被送上法庭，居然變成戰犯，這個歷史事實本身就讓我們很多好奇和疑問，這些好奇和疑問，不一定在史料找得到資料或是找得到答案，但是戲劇可以，就是透過戲劇、透過虛構是可以的，是可以填補這些東西的。』
疫情又碰上經費不足 拍攝一度停擺
但這樣一齣戲，一度因為疫情爆發而差點拍不了！
導演孫介珩說，《聽海湧》最早是入選公視迷你劇集徵案，最初設定4集，但當時公視提出的製作規模，一集僅新台幣400萬，根本無法拍出他們想要規模，只能想辦法克難處理，沒想到準備開拍了，正好遇上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一切被迫停擺，公視擔心製作團隊一年內沒拍成會違約，決定先解約。
解約後，孫介珩與團隊仍對自己的故事有信心，後來又有製作人湯昇榮加入協助，大家重新調整劇本，將原本4集延長為5集，也認為一集製作經費至少要1千萬才能拍得出他們想要的規模。疫情過後，很幸運公視決定重新簽約，之後又找到其他資金挹注，終於啟動拍攝工作。
冷門卡司 演活新海三兄弟
《聽海湧》中的主角為台籍戰俘監視員「新海」三兄弟，由年輕演員黃冠智、吳翰林、朱宥丞扛重任，結果一砲而紅。孫介珩透露，其實很多資深製作人、包括公視在內剛開始都建議，希望他們能找知名演員演出，畢竟如此沈重的歷史題材，如果卡司太冷門，可能讓不少觀眾打退堂鼓。
不過製作團隊最後仍堅持啟用三位新生代演員，理由是，在戰爭下的年輕眼神，哪怕再會演戲的資深演員也未必能演得出來。孫介珩：『(原音)確實那時候在選角的時候，我自己會覺得我們拍的是戰爭啦，然後而且是3個很年輕的人，十幾20出頭歲，年紀是一個很關鍵，年紀是一個關鍵，但我們，有經驗的演員一定可以降臨演出，這個我相信，可是戰爭狀態下的年輕人，你剛剛講到的那個很很很眼神，那個眼神那個有時候是懼怕，有時候是沒有方向，然後有時候是很澄澈，不是很堅定，那種那種眼神出現在年輕人身上，我覺得東西很難取代，很難被演技和方法給取代。』
讓角色立體 呈現戰爭下人性不足與脆弱
《聽海湧》是從台灣人視角看待二戰的劇集，但製作團隊試圖呈現包圍在台灣人周遭、不同國籍的角色，有澳洲檢察官、日本律師，還有一位中華民國領事，他們都有各自的立場，劇組並沒有避諱，劇中角色也都在歷史上找得到一些對照痕跡，但《聽海湧》本身畢竟是一個虛構的故事，角色背在戲中其也有了自己的名字和故事。
孫介珩強調，《聽海湧》想要講好一個故事，沒有要為了客觀而客觀，而是要讓觀眾對故事中的角色有同感，呈現人性在戰爭下的脆弱、不堪和不足。孫介珩：『(原音)可以看到這個人，人性背後的脆弱和他的不足和缺憾的地方，那就是這樣子，人就變得很立體，每個角色就會變得很立體。當他們立體之後，再讓他們在這個故事裡面去去交錯，然後去產生衝突，那觀眾就會更難以選擇、更糾結 因為他沒有辦法很快知道說我要幫好人，我不喜歡壞人，因外乍看之下，你有點難分出來，到底在那個狀況下，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對於劇集播出後，有些人質疑劇中的「羅進福」領事，醜化了角色的原型、真實歷史中的卓還來，孫介珩則不以為然，強調《聽海湧》角色有自己的故事和遭遇，會說自己的語言，和歷史真實存在的人物不同，且「羅進福」在劇中就是一個從頭到尾都終於中華民國的人，怎麼會成為批評者眼中的「漢奸」？孫介珩也強調，劇集畢竟篇幅有限，他們希望大家看了虛構的《聽海湧》故事後，願意去發掘更多歷史資料，這才是他們樂意看到的。
問到導演心目中最心疼劇中哪個角色？孫介珩說，很多角色都讓人心疼，不過他自己反而對於周厚安飾演的澳洲盟軍檢察官「威廉柯爾」以及日本演員松野高志飾演的日本陸軍上等兵「竹崎正八」特別有感，因為這些角色雖然不是故事的主軸，但在角色的潛設定上，「威廉柯爾」的弟弟也是死在戰場上，死在日本人手中，因此他會表現出外表一派正義、其實是想挟怨報復的人；「竹崎正八」也是因為他的家庭背景、加上身處日本部隊中，導致性格暴力、扭曲，做了很多邪惡的事，但面對真正死亡來臨時，卻又怕得要死。孫介珩說，這兩個角色都因為演員精彩演出，讓人看到一個人因為戰爭而被扭曲過程，令人蠻難過的。
年輕團隊 拍出台劇新高度
《聽海湧》劇組其實是很年輕的團隊，平均年齡30多歲，導演和編劇甚至只拍過短片，連電影、電視劇都沒有拍過，最後卻拍出了被譽為今年最強台劇《聽海湧》。
孫介珩說，沒有經驗是挑戰，同時也是某一種優勢。因為沒有經驗，所以預算拿捏上比較吃虧，得從頭學起；但也因為沒有經驗，就不知道有捷徑，因為沒有條件超時，所以就先畫好1400顆分鏡，老老實實最好所有準備工作。孫介珩：『(原音)我覺得優勢，嗯，就是我們比較不考慮後果，這算優勢嗎？我們覺得這個腳本的發展，它好像要到某一個窮盡的程度才能開始做的時候，那我們就是要做到這個窮盡的程度，因為我們沒有其它經驗，所以我們不知道捷徑在哪裡，所以當我們不知道捷徑在哪裡的時候，那就是用我們所知的方法把所有東西都找出來，然後都看過一遍，然後都整理好，可是正因為我們沒有這麼多這樣的經驗，那我們覺得扎扎實實的，我們就是把東西都先規劃好，那現場我們就有更多時間去創作，去進行很多創意的發揮。』
自認個性幽默 想拍讓大家笑的作品
在傳統教育中成長的孫介珩，念的暨南大學歷史系、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畢業，求學時雖然喜歡拍東西，但沒有想過當影視工作者，原因是擔心工作不穩定。大學畢業後選擇在學校做了一陣子學術工作，一直到29歲，覺得自己對影像仍舊充滿熱忱，就決定到紐約電影學院進修，返國後才真正下定決心成立工作室，走上影視創作之途。孫介珩說，他最喜歡的台灣導演是楊德昌，喜歡他從一個小故事或是幾個人物看整個大時代，這也是他自己蠻喜歡的創作方式。
拍完《聽海湧》之後，孫介珩認為，儘管事後看還是覺得有需要改善的部分，但拍攝當下他們劇組都已經盡力做到百分之百，沒有遺憾，接下來就希望《聽海湧》可以走到更多地方，甚至是舉辦音樂會，讓更多人了解80年前台灣人的經歷。
至於自己的下一步？孫介珩透露，確實有一些新的案子會啟動，他笑說，雖然第一部長片是沈重的歷史題材，但他自認自己私底下個性還蠻幽默的，未來若有適合的題材，也希望可以拍一些在現場讓大家笑，而不是讓工作人員現場哭成一團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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