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專論 》 一名小學生的沒頂與生還〉──朱宥勳
[Newtalk新聞] 七、八歲的時候，我曾差點溺斃在一條小溪裡。
那是一條山林之間的漂亮小溪，座落在某偏鄉小學的後方。我的母親是小學老師，在某年夏天，他們一群師院的同學約好了，各自攜家帶眷，到那座小學烤肉玩水。其中一位同學在該處任教，他負責接待大人，他的孩子則帶我們在校園裡四處探險。我們絕大多數都是都市小學長大的，哪裡見過這種裡外沒有圍牆、校內自備好幾座魚池的好地方？每人拎一套水桶水杓，就興沖沖撈起蝌蚪來。
撈沒多久，大人們準備好烤肉裝具，吆喝我們一群小鬼頭往溪谷出發。所謂「溪谷」，就是從操場邊緣的步道往下，走個幾分鐘，就能下切到清澈的溪邊。溪水平緩如鏡，岸邊也有非常理想的開闊地，能容納五、六個家庭。任教於此的老師說：他們學校的體育課，是可以帶學生來游泳的。小鬼們聽了自然羨慕不已，好幾個立刻轉身和父母要求轉學。一陣笑鬧之後，大人們開始架柴生火，小孩就通通投到更令人興奮的水域裡了。
我是那群小孩之中最小的，別人做什麼，我自然也是要跟到底。幾個會游泳的哥哥姊姊已經滑到溪心了，我雖然不會游，剛才撈蝌蚪的玩興正濃，也就毫無遲疑地往更深處走去了。當然，我每一步都還是有點戒心的，心想若是水淹到了胸口，就不要再往前進了。於是，我小心踏著溪底的圓石，一次一部，雙手努力平衡——
突然之間，我腳下一空，本來以為能踩到的石頭輕易滾走。我甚至都來不及喊出聲，整個人就沒入水中。溪水從口鼻灌進來，慌張的我連閉氣都忘了。並且，因為身體已經失去重心，我感覺自己完全被水流推著走。這跟游泳池裡面的水完全不一樣，充滿了意志和力量⋯⋯。
不知掙扎了多久，我才被匆忙趕來的大人拎出水面。大人說，水其實不深，我失足的時間其實也不長。但有時候就是這樣，不及腰部的水深也是可能淹死人的。
而我好長一段時間，都不太敢游泳。海邊、溪河這類開放水域，更是有著深深的恐懼。我雖然還小，但已經聽過了水鬼「抓交替」的傳說。總覺得，在所有人都沒事的清淺小溪裡，只有我沒頂一遭，該不是遇到什麼了吧？
時間一久，我也慢慢忘記那是哪一座國小、哪一條小溪了。
多年以後，我接到一個寫作委託，要走訪白色恐怖遺址。我選擇了「鹿窟」這個題目：那是在深坑山區裡的一座山村，1940 年代末期開始，一群共產黨人藏匿在該處，組建了一個武裝游擊基地。說是這樣說，這個基地的武力其實十分薄弱，他們之所以能夠在此藏匿，純粹是因為此區地形複雜，又位於台北市和台北縣交界處的三不管地帶，暫時沒被軍警掃蕩而已。1952 年，國府的軍警掌握確切情報後，以一萬五千人封鎖整個山區，才開始進攻鹿窟。
負責此次行動的指揮官谷正文，將他的指揮部設在村裡的「光明寺」。這是一座素淨清雅的佛寺，當地人稱「菜廟」。它不是那種混雜了佛、道、民間信仰的常見寺廟，建築風格並不繁複，也沒有擁擠的人潮與煙火氣，空間寬闊而有禪意。或許正因如此，谷正文才會選擇在此地拷打村民。軍警在周邊山村搜捕了 896 人，嚴刑逼供，區分（或不區分）誰是共產黨員。此一事件最終造成 35 人被槍斃，200 多人被判刑，是 1950 年代牽連最大的白色恐怖事件。「鹿窟事件」的倖存者李石城曾說：
國民黨把鹿窟村的人抓起來以後，就集中到菜廟裡審問，其中，廖文忠被這些軍警用裝五十斤的茶袋裝起來，阿兵哥把他的雙手拉出布袋，放在地板的石頭上，其中一個人踩著他的手臂，另外一個人就用槍托轟擊他的手，就像椿米一樣，就這樣把他的整隻手都打到爛扁了。
沒錯，我在多年後來到光明寺時，地上確實是整潔如鏡的石板。也許不是和當年同一片石材了，也許是。
而我之所以自願踏查此地，是因為呂赫若。「鹿窟事件」不只牽連人數甚廣，也牽連到這則台灣文學史上的傳奇。呂赫若是活躍於日治時期的作家，早在 1930 年代，就以日文寫作的小說〈牛車〉反攻日本文壇，在東京的文學雜誌得獎，是日治時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除此之外，他精於聲樂、參加戲劇編導演出；他曾在東京寶塚劇場演出，有「台灣第一男高音」的美譽。「二二八事件」後沒多久，他就突然從文壇消失。此後數十年，由於國府文化政策的壓制，日治時期的文學記憶不被承認，他也就慢慢被人遺忘。直到本土風潮崛起，文學圈開始挖掘這些前輩作家，才重新有報紙介紹他的作品。據說，介紹呂赫若的那天報紙大大刊載了他的黑白照片，所有人都在問：這麼俊美的台灣作家是誰？為什麼我們都不認識？
因為，他死在鹿窟了。
呂赫若之死，一直是台灣文學史最難解的謎團之一。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呂赫若戰後曾經努力學習中文，繼續活躍於文壇的文學之夢並未熄滅。然而，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他對國民黨極度失望，從而加入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他最後一篇發表的小說是〈冬夜〉，故事敘述了一名台灣女子遭到外省人騙婚失身，最終在槍聲大作的背景裡，向沒有盡頭的冬夜逃亡——這簡直就是他個人生命的預言。不久後，呂赫若所參與的組織遭到威脅，他與同伴一同撤退到鹿窟山區。
不過，1952 年谷正文上山擊滅鹿窟基地時，並沒有「抓到」呂赫若。根據倖存者的口述，呂赫若早在那之前的 1950 年，就因為被毒蛇咬到，毒發身亡而死。然而年凐代遠，除了證詞以外，沒有任何能夠堪稱「鐵證」的物理線索——沒有遺體，當然也沒有影像紀錄。因此，呂赫若之死也就成了各種想像力滋長的空間：也許他沒死，只是隱姓埋名；也許他潛逃到中國，在某處終老⋯⋯。
畢竟是如此俊美，有著「台灣第一才子」稱號的台灣作家呀。
那一次上山，除了尋訪光明寺以外，我也想試著找尋口述歷史裡，幾個可能的「呂赫若被毒蛇咬傷的之處」。這種事件，當然不可能留下證詞以外的痕跡了。一條蛇咬了一個人，畢竟不像是山崩地震，能夠留下明顯的地景刻痕，但作為他的讀者，我還是盡可能想去憑弔。根據一份紀錄，呂赫若被咬的地方，是在某戶門牌與某戶門牌「之間」。我一開始大惑不解，為什麼不是直接給一個最近的門牌地址，要強調「之間」？一到現場，這才恍然大悟：因為整個鹿窟山村，其實是由散佈在整個山區的零散房屋組稱的。名曰「村」，但並非大平原上那種左鄰黏右舍的「集村」，而是我只在地理課本上聽過的「散村」。因此，一號門牌與三號門牌雖然相鄰，實際上可能距離上百公尺，甚至要過好幾個彎才能抵達。
於是，我循線走到了兩個門牌「之間」，在那貨車與重機呼嘯而過的數百公尺路段內，找到了最像口述記錄裡的一片竹林。那片竹林漫過整座山坡，竹蔭能蓋住半邊車道。據說，就是在竹林裡，呂赫若不慎被咬，終至毒發身亡的。當然，現在是什麼也看不出來的，此地並沒有一座廟或一座碑來標示此事——就算是有，我們也知道未必可以盡信。不是所有歷史，都還有機會精確地定位出來。
然而，令我戰慄的，並不是這個「歷史現場」本身。而是當我瞭望這片竹林時，忽然意識到，我來過這裡。
與竹林隔著馬路遙遙相對的，是永定國小。
太太謝宜安和我一同踏查，他聽到我沒頭沒腦地丟了一句話：「我差點淹死在這裡。」
永定國小，就像多年前一樣，並沒有森嚴的門禁。時值假日，校內也沒什麼人。我們一起走進操場。許多遊具都是新的、現代化的，但我還是一眼就認出，某處是我們撈蝌蚪的小水池。操場邊緣的步道還在，仍能往下切一段路。只是，這段步道沒有當年那麼暢通了。才不過走到一半，倒下的樹木枝幹就阻斷了去路。不過，從該處往下眺望，確實能看到那條讓我恐水了好多年、時時想起的小溪。
差一點點，我會成為一個還不知道呂赫若，還不知道白色恐怖就溺斃的小孩。如果魂魄有知，如果口述記錄正確，或許我就能因此遇到仍徘徊在對面竹林的呂赫若了？只是，就算遭遇了，我也不會明白他是誰、他有什麼故事吧。
而在我沒有溺斃的這個時間線，我在多活的這幾年間，多讀了很多呂赫若的小說，也知道了「鹿窟基地案」。但是，我一直沒有想到，我跟台灣文學史上最大的謎團，曾經那麼那麼靠近。書能告訴我很多事，然而事情畢竟不是發生在書裡面的。如果沒有走那麼一趟，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這些事情的距離有多近。
好奇怪。不論哪一個版本的我，要與歷史完全相識，竟是如此困難的事情。
台灣的歷史一直都在那邊，彷彿小說中埋設得太隱晦的伏筆。我們總是經過，卻總是視而不見。
對我而言，那也是「白色恐怖」四個字，正式融入我的體膚血肉的瞬間，就像被電流貫通的 Frankenstein。在那之前，我們這一代人或許在歷史課本上讀過、或許在小說和電影裡面看過、或許曾聽某些人大聲疾呼過，但關於白色恐怖的一切，就像是四散的肢體一樣：你知道它們存在，但你並不是很清楚，它們究竟內蘊了怎樣的生命潛力。直到一聲閃電，意外地擊中了神經最脆弱也最深沉之處。
「白色恐怖」是什麼感覺？我其生也晚，沒有經驗過。但是，我願意有些任性地幻想：也許那一次的溺水經驗，可以不只是意外。也許正是有什麼力量要告訴我，就是那樣的感覺，那樣身不由主、缺乏氧氣、被粗暴的水流擺佈與灌注⋯⋯你以為能夠安穩踩踏的石頭，還是能在你最留神謹慎之際，帶給你足以沒頂的深淵。以前我可以靠閱讀記住，現在我則將之與溺水綁定，永遠不可能忘記了。
而在全台灣，可能有幾千幾萬處這樣，蘊藏了傷害與死亡的地點。或許多年以來，有許多已經沒頂的人們，也正努力發出聲音，試著讓路過的每一個人聽到。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願意聽，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聽懂。
這正是我們這些已經聽到、已經被閃電擊中的生還者，所應肩負的使命吧：繼續說，不斷地說，在所有未來的話語裡，銘刻過去的音色。
這樣想，我竟然就好像比較不怕水了。
作者【朱宥勳】
1988 年生，小說家、文學評論者。著有《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等著作，並經營youtube頻道「朱宥勳使出人生攻擊」。
本篇發表於519白色恐怖記憶日。將永久鏈結加入書籤。 (本文轉載自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網站)
更多Newtalk新聞報導
陳淞山觀點》民進黨權力遊戲的大變局
吳瑟致觀點》有怪獸！把外交機密當政治工具 徐巧芯不想讓你發現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