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論）重構台灣史觀──對於白色恐怖經驗的反思

白色恐佈就是禁制言論思想自由，也就是要滅絕民族集體記憶。

前不久，從台教會會長陳俐甫教授的臉書messenger傳來一張照片，那是調查局的檔案資料，收編在國史館關於「獨台會案」的資料彙編裡面。內容記載廖偉程參加「獨台會」是經由現任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及我介紹加入。

廖偉程參加獨台會是經由陳正然引介的，而陳正然是廖偉程的表哥，不需要我介紹。我的確參加了由陳正然發起的台灣社會運動史讀書會，閱讀由日本殖民時期警察沿革誌翻譯出版的「台灣社會運動史」，以及史明所著「台灣人四百年史」。這個讀書會是設置在台灣憲改會之下，而台灣憲改會則是由林佳龍發起成立的，但讀書會是由陳正然獨立運作，印象中的成員除陳正然、賴曉黎、鍾佳濱、廖偉程等人之外，還有王淑雯跟我等。

獨台會案發生時，第一波被逮捕的有陳正然、廖偉程，據說其他成員是第二波逮捕名單，但無從證實，因為並沒有第二波逮捕行動。獨台會案引發群眾抗議事件，一個地點在台北火車站，另外一個地點在台大基礎醫療大樓，成立「廢除刑法一百條聯盟」，我參與了兩次抗議事件，但並未因此遭到逮捕。

後來我的碩士論文由張炎憲教授指導，受史明的影響很深，雖然我的觀點對史明做了修正，但畢竟是受了史明的影響，企圖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談台灣民族的形成以及台灣做為一個國家的建構過程。

我出身政大，為了爭取校園民主及言論自由，競選政大代聯會總幹事並且當選，受到南方雜誌社的邀請，前往北投參加了「南方生活營」，從此加入學運串聯的行列，加入大學法改革促進會並且成為主席團主席。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八日大學法改革促進會（大革會）成立的時候，還是白色恐怖末期，政治肅殺的氣氛仍然濃厚，我的電話被竊聽，出門經常有人跟監，有次同學向我抱怨說系上教官為了跟監我很辛苦，常常到深夜無法休息，我才知情。有幾次的聚會經驗也讓我確定跟蹤監控的單位不只一個，譬如有一次跟曾昭明、侯福義約在政大對面的冰果室，原本只有我們四個人的聚會，結果冰果室的二樓來了十幾個人，其餘不明人士的身分就可想而知了。

跟蹤監控並未直接對我造成傷害，但內心不免還是有些陰影與不安，尤其是對方的單位眾多這件事，更是令我瞠目結舌，廖偉程告知我，他曾被調查局約談後，我才知道另外一位副總幹事被約談的次數更多。

因為參與學運的關係，考政大的研究所也疑似被「做掉」，專業科目分數都很高，只有國父思想這一科竟然不及格。人生似乎快走到絕境了。

我曾經想要詛咒那些被威權體制利用的人，最後，不是我決定原諒他們。而是我知道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那些失去生命的，失去自由的，還有受盡屈辱的生命，他們無法完成的事情，應該由我來完成。

我的老師張炎憲於二○一四年去世，去世後的紀念文集書名寫著「治史起造台灣國」。正在醉心研究戰略的我，當時覺得只有國防及戰略才能確保這個國家的獨立地位。如今，經過了十年，我的生命有更新、更深的體悟。

有鑑於威權體制過去為了營造「大中國主義」所扭曲灌輸的錯誤史觀，我們需要重新建構台灣的史觀。

台灣的歷史需要我們重新書寫。不僅僅是政治史、經濟史，更需要社會史。 我們需要台灣整體歷史，更需要地方史、家族史及個人生命史。

我們正在寫歷史，而且書寫歷史是每個人的責任。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