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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潮激增維權路難行 中國工運困局重重
中國素有「世界工廠」之稱，但受美中貿易戰、地緣政治衝突等不穩因素影響，大概在17、18年起已出現供應鏈廠商轉移基地至東南亞國家，而疫情期間中國堅持封城與清零更令製造業雪上加霜，外資意識到過份依賴中國代工的風險，加速撤離。隨著工廠倒閉潮而來的，是工人抗議事件急增，根據非牟利組織「中國勞工通訊」統計，去年全年中國工人集體行動有1789宗，創近7年新高，今年首7個月亦已有逾800宗。工人維權行動增加，成功爭取的個案卻寥寥無幾，中國工運到底面臨怎樣的困局﹖
工人集體行動重回高峰 今年前7月逾800宗
中國對上一個工潮高峰期要追溯至2015至2016年，據中國勞工通訊（CLB)的「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統計，當時兩年內合共有約2700宗工人集體行動，之後數字持續回落，2022年減至831宗，到2023年又突倍增至1789宗，而今年首7個月亦已累計807宗。
單從數字未必感受到工人的迫急與困乏，實際例子更加令人搖頭嘆息。中國工人維權事件中，大多數涉拖欠薪金，如今年6月主導開發包括富士康、比亞迪園區的鄭州航空港區城投公司，在完成比亞迪項目並投入使用一年後，4億多人民幣的工程款只付了幾百萬元，上百名建築工人連日討薪，更有兩名走投無路的工人企圖跳樓，威脅以死控訴。
欠薪以外，更惡劣的情況是假期過後上班發現人去樓空，「老闆跑路了」成為工人的夢魘，當中最艱難的是農民工。據報中國約3億農民工﹐他們進城工作卻享受不到城鎮人口的社會福利，一旦失業便要返鄉，留下來的為生存連極低薪、長工時的崗位也爭破頭。近月甚至有報導指，江蘇無鍚的比亞迪工廠禁止加班竟引發員工罷工抗議，因為工資太低，如不加班根本無法應付基本開支，網民嘖嘖稱奇，有人留言說：「罷工竟然是要求加班，這世界太魔幻了。」
政府打壓工運 抗爭之路荊棘滿途
事實上，在中國進行集體抗議本身就是高風險行為，雖然過去曾有成功例子，但在經濟不景氣與威權打壓雙重夾擊下，中國工人維權之路愈走愈窄，且荊棘滿途。工人集體維權行動，簡單來說勞方以罷工、按章工作等行為，影響作業流程與生產力，大規模的更會影響社會整體運用，如今年三月德國鐵路和機場員工罷工，便癱瘓集體運輸系統，影響數十萬乘客。因此員工討還價的籌碼與行動影響力成正比，然而中國工人面臨進退失據的情況，當工廠已沒有訂單或是瀕臨倒閉，工人罷工能發揮的力度更有限，而且經過疫情幾年裁減人手，不少工廠的員工規模銳減，往往只有數十人，發起抗爭行動時參與人數自然不比從前。
舉例說﹐2014年台灣「寶成集團」在大陸廣東的一間鞋廠，因20多年來沒有依法替員工投保社會保險金，激發員工罷工並上街抗議，參與人數高達4萬，不單令涉事工廠停工，更波及附近4、5個廠區也停工，在Nike、addidas等主要客戶向廠方施壓，加上官方不欲勞資糾紛轉為維穩事件，在各方斡旋後資方承諾依法足額繳存工人的社保與住房公積金，工人陸續復工。
2014年至2016年間中國大陸勞工組織受到前所未見的打壓，亦令工人維權之路困難重重。其時，大量工運人士遭逮捕及滋擾，如廣東番禹打工族服務部主任曾飛洋在2014年被警察數度扣押，但未被告知涉嫌干犯哪條罪行，其間警方持續「提醒」房東他是「有政治問題的租客」，迫使他一年內搬家13家。2016年通過《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更進一步削弱勞工組織的力量，資金來源被切斷，維權工作無以為繼。
勞工組織由鼓勵維權變宣揚公益守法
關心中國工人處境與勞動議題志願者運動的「中國勞動趨勢」網站，上月中發表了關於中國勞工NGO(非政府組織)十年衰變的研究，綜合「NGO2.0公益地圖」與「中國發展簡報」中NGO的條目資料,分析成立於2014年前、後各57家勞工NGO的服務對象，結果得出2014年前成立的NGO中有56.5%服務對象為廣義工人／農民工，而2014年後成立的，其服務對象為廣義工人／農民工僅得19.3%。再深入分析服務目標，發現勞工NGO的定位從過去鼓勵維權、主動介入、動員組織工人，轉為提供服務、福利、救濟、宣揚公益守法，目的是從源頭模糊「勞工」屬性與弱化工人能動性。
中國工運向來都是零散、欠缺規模，在國家嚴密監控下，工運更難有系統地組織起來，面對不斷衰退的經濟環境、日益嚴重的剝削，工人有冤無處訴，長期積壓的民怨終有大爆發的一天，實在值得當權者深思。
作者》余知宜 在香港從事傳媒工作二十多年，走訪社會各界，目前在台，不忘記者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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