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書評】一個不革命者的人生意見——評《莫斯科紳士》

文、聲音|廖偉棠 繪圖|鄭雅紋

這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反革命分子」,他不遵從變革的大潮,也不願意以別人或自己的性命相抵——奇蹟是,他聽從內心的指令,竟然能存活下來,並且活得有尊嚴。

廖偉棠書評〈一個不革命者的人生意見——評《莫斯科紳士》〉全文朗讀

《莫斯科紳士》,亞莫爾.托歐斯著,李靜宜譯,漫遊者文化出版
《莫斯科紳士》,亞莫爾.托歐斯著,李靜宜譯,漫遊者文化出版

一個伯爵被軟禁在一家豪華大飯店,數十年不能踏出飯店門口,他卻自得其樂,甚至養大了一個天才少女⋯⋯這聽起來,有點像卡爾維諾《樹上的男爵》《分成兩半的子爵》等系列小說的一本。然而當你知道故事背景是從十月革命到赫魯雪夫執政之時的蘇聯,《莫斯科紳士》這本小說的趣味便有點五味俱雜了。

我一直有在寒冬時窩在沙發或床上讀俄羅斯文學的習慣,因為後者就是寫於寒冬與暴政之中、為寒冷與幽閉生活而設的燭火。《莫斯科紳士》成了我這個冬天的跨年讀物,它雖然不是俄羅斯作家所寫,卻是一本深得俄羅斯文學精髓和深詣俄羅斯文化的小說。

先贏得我心的,是小說以一首詩〈如今安在〉開頭。除了《齊瓦哥醫生》,大多數的小說主角寫的詩都不怎麼樣,但《莫斯科紳士》例外,其詩有阿爾謝尼.塔可夫斯基遺風,神祕與莊重並行,且充滿預言的氣息。

這首詩的風格恰好是小說裡的世界、人物的品格的縮影。我們也許難以相信,亞歷山大伯爵的幸運故事是發生在嚴酷整肅的蘇聯裡的事情。但是,在枯燥的蘇聯革命現實主義語言包圍當中可以有這樣一首現代詩的存在,又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

人是可以自由選擇的,即使他身陷絕境

俄羅斯畢竟是俄羅斯,就算變成了蘇聯,依然有堅定不移的價值觀存在於各階層的心深處。在《莫斯科紳士》裡,表面是貴族精神、紳士風度,但透過不斷流露的蛛絲馬跡,我們可以看到是對「詩」、「詩意的事物」的敬意。

伯爵小時候其母親對他的一句「你為什麼要如他所願呢?」成了他畢生的骨氣——這句話,可以看作大時代裡最微小的一個個體對龐大的政治力量的反抗方式,具體到《莫斯科紳士》裡,就是不合時宜的亞歷山大伯爵的抗爭。非常優雅又堅定,他不接受這個俄羅斯的翻天覆地,但是他沒有參加白軍,他只是守在大都會飯店的閣樓裡,保守他的優雅、道義、愛,以「不以敵人的方式反抗」的方式負隅頑抗。

這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反革命分子」,他不遵從變革的大潮,也不願意以別人或自己的性命相抵——奇蹟是,他聽從內心的指令,竟然能存活下來,並且活得有尊嚴。這近乎天方夜譚,《莫斯科紳士》則以亞歷山大伯爵式的從容不迫娓娓道來,以他的一生去證明一個想法:人是可以自由選擇的,即使他身陷絕境。於是小說變成了一種人生指南,絲毫不惹人反感的老派生活意見書。

這本小說本身,就是一種紳士風度的證明

首先是這本小說本身,它就是一種紳士風度的證明。恰如其分的浮誇,反而帶來古典主義的詼諧;收放自如的敘事,讓人體會輕盈,這種輕盈可以抗拒飯店外部世界的重壓。讀這樣一本小說,就像書中說的在國界封鎖中品嚐一客精緻美味一樣奢侈,帶著犯禁的快感。

被判處軟禁飯店中,伯爵靠他的教父迪米鐸大公的兩項遺產活了下去:第一是藏在四條書桌腿裡的幾十枚金幣;第二是一句刻骨銘心的格言。沒有了前者,我相信伯爵也能靠他對大都會飯店的貢獻存活,但後者是他始終站穩腳跟然後離去的力量。這句格言是:一個人倘若無法掌控自己的處境,就會被該處境掌控。

為了餞行這句格言,年輕的伯爵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學習對象:魯賓遜漂流記的魯賓遜。魯賓遜也是這樣維持風度的——也許正是因為深處孤島,人類才激發出潛能與尊嚴,小說的前半部幾乎就是伯爵的孤島求存記,不過他還是比魯賓遜幸運,後者只有「星期五」一個朋友,伯爵有遍佈飯店各階層的朋友。

「莫斯科紳士」是個複數,紳士不只是伯爵一人

幸好他是在俄羅斯、一家舊時代遺風猶存的飯店裡,要是在革命的中國,這些理髮師、侍應與門童,都會階級鬥爭原屬於貴族階層的他。其實「莫斯科紳士」是個複數,紳士不只是伯爵一人,整個飯店幫助他、道義地站在他一邊的人都算,甚至包括一個前紅軍少校和一個美國特務。

而何謂「紳士」?精通各種「無用之知識」、感官享受的蹊徑還不算;懂得克制與逍遙、有禮與有所不為,這還不夠。直到伯爵中年再遇見長大了的蘇維埃少女尼娜,被蒙難的後者托付小女兒的時候,我突然明白,所謂真正的「紳士」。就是在危難之際你可以托孤之人。伯爵與他大都會飯店的朋友都是這樣的人。

這個小女孩蘇菲雅,成為全書後半部的關鍵,正是在為她謀取自由的過程中,伯爵不再安於飯店一隅,決心也為自己謀取自由。而之前,是少女時代的尼娜,帶領伯爵走遍飯店的每一個角落,他倆認識酒店的全貌的過程像迷宮繪本一樣歷歷展開。也可以說,正是目睹尼娜被共青團改變、奪走,更堅定了伯爵捍衛蘇菲雅的自由的決心。

托爾斯泰也是一個伯爵,也在晚年出逃

歸根到底,伯爵、或一個不合時宜的紳士與蘇維埃革命的矛盾,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矛盾。小說裡有一個絕妙的隱喻——布爾什維克把飯店酒窖裡上萬瓶酒的酒標撕掉,以求平等,伯爵慨嘆道:酒「像國家或個人一樣,獨一無二,層次複雜。顏色、香味、口感,在在表現產地特殊的地理環境與氣候特性。除此之外,也表現出釀造年份的整體自然現象……」捍衛酒的個性是捍衛個人主義,捍衛一個獨立之人的豐富非概念化。

小說中另一個重要人物是伯爵的摯友、詩人米哈伊爾。後者的際遇讓我想起俄羅斯小說家多甫拉托夫(Sergei Donatovich Dovlatov),他也是一個不合時宜的紳士,但他因為倨傲與衝動,卻沒有得到伯爵那麼多的幫助。比較米哈伊爾與伯爵的命運,是很令人難過的,因為他倆只是因為一些巧合而交換了人生,米哈伊爾代替了伯爵被時代的巨輪輾過。

《莫斯科紳士》作者亞莫爾.托歐斯(Amor Towles),攝影:Margaret Towles,漫遊者文化提供
《莫斯科紳士》作者亞莫爾.托歐斯(Amor Towles),攝影:Margaret Towles,漫遊者文化提供

「沉默可以是一種抗議的形式,也可以是生存的手段。但沉默也可以是一種詩歌的學派——有著自己的節奏、音律與傳統的學派。這不需要鉛筆或鋼筆去寫,只要拿槍對著胸口,就能用靈魂寫出來。」米哈伊爾在捍衛契訶夫寫麵包的自由而爆發之前這樣想。然後他成為曼德斯坦那樣的聖徒,被流放西伯利亞。

其實這也是一部理解俄羅斯精神的書。當米哈伊爾從西伯利亞回來,與伯爵談起俄羅斯人摧毀古老美好事物的習慣,伯爵第一次被這個他一直迴避的現實所撼動,陷入絕望。伯爵最低潮的時候也是本書最袒露真心的時候,那就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痛苦——而這獨醒又有多少生存下去的可能?伯爵一再的後退真的能躲避逼近他的槍口?俄羅斯人的幸運有多少屬於美國作者亞莫爾.托爾斯的一廂情願?

所幸結尾來了一次次精彩的逆轉,最後一個鏡頭最俄羅斯,讓人想到前年最美的一部電影《冷戰》的結局。伯爵從來沒有想過流亡,他逃出大都會飯店、逃出莫斯科只是想回歸真正的故土。飯店對於他,是寄生、游走、漸進、共生、脫離的對象,也像他那個階層在那個國家應該會經歷的過程,只不過很多人被暴力加速這一進程,唯有一死。

別忘了,托爾斯泰也是一個伯爵,也在晚年出逃,他倆的方向相反,但始終奔赴向他們理想的、已經不存在的那個俄羅斯。

本文作者─廖偉棠

詩人、作家、攝影家。曾獲香港文學雙年獎,臺灣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春盞》《櫻桃與金剛》等十餘種,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散文集《衣錦夜行》和《有情枝》, 攝影集《孤獨的中國》《巴黎無題劇照》《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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