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若彤》你的木屐不是你的木屐：二二八事件、木屐之亂與「文化清洗」

【愛傳媒張若彤專欄】談到文化清洗，有一個流行的說法，説台灣光復之後，大陸來台的外省人看到滿滿日式的台灣覺得很感冒，非除之而後快，便以培養民族意識、去除日本對台灣人的奴化教育為由，對台灣人實行文化清洗，也導致已經日本化的台灣人，或被迫重新學習國語、或難以改變而受到各種歧視。

關於這個，我們提過很多，實際上當初派來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人員，有許多都和日本有深厚淵源；實際上同化政策或皇民化政策僅存於日本統治的後期，影響十分有限，日本化較為徹底的主要是與總督府關係密切的菁英或當時還在求學的學生；實際上相較於來台的外省人，臺灣人內部對於日本化的臺灣更加感冒。

有些事情，單獨來看是一種感覺，但和別的東西擺在一起，又是另一種感覺。

好比説，你看到政府「禁止台灣人穿日式木屐」，你可能直覺就認為，這是對台灣的一種文化清洗。

但如果你看到的是，政府「禁止台灣人穿日式木屐，要穿木屐應該穿台式木屐」，是不是滿滿的抗日保台味就出來了？

那當年的木屐禁令是哪一種呢？還真的就是後面的這一種。

在詳述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前，還記得我們前面說過的嗎？相較於光復初期來台的外省菁英，台灣人內部對於滿滿的日本化台灣，要更加感冒，你抓住這個大方向，就更能迅速掌握大致不錯的細節。

是的，事實上勿穿日式木屐（底下兩齒的那種），並不陳儀政府的意思，而就是台灣菁英的公意。

三十多萬的日本軍民大致都遣返之後，光復後的台灣，正式脫離了陳儀口中所謂的「軍事時期」，長官公署的施政才要開始。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公署在省教育處的草山別館召開了教育行政會議，全省共有百餘位教育專家參與。幾天的會期下來，共議決提案兩百多件，與會專家的其中一項提案，就是「禁止全省公私立各級學校學生穿用木屐案」。

本案的提案理由，是認為日本風俗應予改革且穿木屐有礙觀瞻，具體的做法，則是要求省公署通令全省公私立各級學校限期禁止穿木屐，並儘量改穿皮鞋或布鞋，如果真的經濟困難，則准穿草鞋或乾脆打赤腳。

在全省的教育專家議決之下，本案做出了文字上的修正，從「禁止」改為「勸導」，「禁止穿用木屐」也改為「勿穿『日本式』木屐」，並獲得通過。全案送省教育處，要求照案通令各校辦理，省教育處也完全依照決議轉發。

二二八事件之前關於禁止木屐唯一比較激進的禁令，不是由省高層、而是由地方政府發出的，且實際上沒有實施。

當時的新竹市長，是郭紹宗少將，河南人，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台灣早期聽信吳濁流稱郭紹宗涉及所謂粉蟲案（侵吞美援救濟奶粉案）貪污，現在資料齊全後，就知道當年根本沒有這件事，若非誤傳、就是捏造。

1946的年底，郭紹宗主政的新竹市政府突然發出通知，宣布自1947年元旦開始，禁止市民穿日式木屐，並要求木屐製造商，1946年12月15日後，不得繼續製造日式木屐、但可以改做基隆式的柴屐。消息一出，市內的二十餘家業者大感恐慌，大家統計存貨還有一百萬雙、日式木屐的綁帶材料也還有八十萬雙，於是一同向新竹市政府陳情，也立刻獲得善意回應，市府宣布收回禁令。

大約同時，臺灣的報紙輿論也有討論，有認為，實際上日式木屐在光復後本來就越來越沒人穿、往後自然就會淘汰，也有認為，所謂「日式」木屐根本就是「古代中國式」木屐，不妨大氣一點沒必要禁。而當時也有像是臺灣文化協進會、省婦女會等團體，在中山堂邀集了畫家藍蔭鼎等人集會討論，希望能夠推廣一套屬於本省的模範服裝。

如此，台灣光復後這個脫離日本文化的過程，到底是對台灣的文化清洗，還是去除日本人對台灣的文化清洗？

重點是，當時由於日本戰敗，基本上看不到有什麼我們台灣人應該保留日式文化的這種說法，民間要求掃除日本文化的聲音很大、也不乏激進者，反而是官方在實際作法上溫和很多，這個我在之前的文章舉過大量的例子，這裡也再提一個，陳儀的長官公署時代，所謂禁止日本歌曲，實際上只是禁止了日本的「軍國主義歌曲」，也就是鼓吹戰爭的那一些，如〈大陸開拓之歌〉、〈大政翼贊歌〉、〈大東亞決戰之歌〉、〈皇軍大捷歌〉等等（如圖）。一場大戰後，像這種歌曲，不禁才奇怪吧？

這種有限度地、溫和對待在台日本文化的官方態度，被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整個翻轉，這個事件就是「二二八事件」。

在事件中，有穿日式服裝的暴徒攻擊政府機關與平民，並公然設路障阻隔交通，也有來自親歷事件的外國人的記載，反抗者會故意播放查禁的日本歌曲（當時查禁的只有軍國主義歌曲），吸引警察來打他們：

「我們在一間大餐廳用晚餐，在我們來之前，當天只接待了兩位客人。外頭很暗，我們可以聽到街上有人群行進的聲音，還有留聲機發出非法日語歌的刺耳聲響，這是為了要吸引警察過去。」

“We had our dinner in a large restaurant which they told us had had only two other customers that day. It was dark and we could hear the groups marching about in the streets. There were sounds of a gramophone blaring out the illegal Japanese songs, the idea being to lure the police.”（from “Formosa Calling”）

七十年後的2017年，《民報》發表了一則報導〈228之後國民黨地毯式清鄉、文化清洗，國史館檔案揭秘〉，並拿一份1947年4月台中縣政府在事件後期向下級機關要求「禁止政府機關及公共集會中使用日語，及公共娛樂場所開唱日語唱片，逐步取締日本鞋屐服裝」的公文，説這是當時政府「以國家暴力進行文化清洗」。

這一則報導，記者「唐詩」指控當年政府以暴力對台灣進行文化清洗，就像其他許許多多流行的二二八論述一樣，只提了當年的政府怎麼處理戰後的臺灣、處理二二八的反抗者，卻很少以同一標準，去提日本總督府是怎麼對台灣的，且二二八事件的反抗者又曾經對陳儀政府、對同胞做了哪些事。

事實上，二二八事件中，反抗者所做出的、最駭人聽聞的虐殺事件，就是發生在台中。

這個虐殺事件，在民進黨推動轉型正義的大旗下，現在做了官方研究報告試圖淡化這件事、將這事件斥為當年政府的惡意宣傳，但其實這件事不單單只在長官公署的宣傳品上有。

當年這位開槍抵抗暴行的專賣局青年劉青山，先被反抗者打成重傷送醫，「送醫院治療，復被暴徒前往剜割耳鼻，致於死地，遺妻乙人」，他當年的專賣局同事、長官，在專賣局的內部刊物中，留下了包括他在內的兩位專賣局外省籍員工，被暴徒兇殺的回憶，而第一線處理的地方政府資料中，實際也留下了劉青山「腦漿迸裂鱗傷致死」的記載。對這一段失落的二二八歷史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我在菱傳媒發表的〈被淡化的二二八事件外省人〉。

有些事情，單獨來看是一種感覺，但和別的東西擺在一起，又是另一種感覺。既然擺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結論，套句朋友的說法：「標準是浮動的、説話是半隱藏的，那談什麼都沒屁用」。

你的「文化清洗」也一樣。

作者為《究竟二二八》作者

照片來源：作者臉書截圖。

●更多文章見作者臉書，經授權刊載。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