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從「女紅場」到「壽退社」──日本被壓抑已久的女性職場地位，有可能改變嗎？
作者：張卉青 Olivia／有夢想再苦都能笑著活。
「哐哐哐」響亮的步伐聲節奏鮮明，我思毫不猶豫地跟著那個聲音往前走。然後像是跟著前方的人，一起進入了一條時光隧道：眼前是一條用白色大理石構築，氣派而冰冷的長廊，牆上掛著一張又一張訴說著歷史的斑黃照片，它們被仔細地、小心翼翼地裱起框，邊框上的細微塵埃隨風揚起，像是叫住我多看它一眼。
照片裡，多是不同年代背景，同樣穿著西裝忙碌著的記者們。有拿著老派肩背式麥克風，在路上進行街訪的；也有拿著記事本，像是在細細地聆聽受訪者訴說著一段段歷史的⋯⋯。
回想起第一次參加新聞訪日團，來到日本深具代表性的一家大報社。讓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那一張又一張掛在牆上的照片。而其中的一張，就此深深烙印在我腦海裡，即使過了 7 年依舊難以忘懷。
那是一張讓我「秒讀」日本職場男女比例與關係的照片：
新聞編輯部裡，忙碌的記者們，人手拿著一大疊的資料；有人舉手、有人作筆記、有人正在發言，看得出來這是一場新聞編輯會議。乍看之下，完全沒有任何違和感，但是眼睛多停幾秒，就會發現對台灣人來說，可能「十分不可思議的事情」──照片裡，完全沒有任何女性的身影。再仔細多端倪一會兒，會發現照片中全是打上領帶、西裝筆挺的男性。
「因為她們必須要照顧家庭」
在來到日本參訪之前，我對日本的印象，大多來自台灣的主流媒體；或是透過日劇、書籍等認識日本。其實這些媒介，已無一不告訴我日本就是一個「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但看到這張照片當下的我，仍深感震撼，也加深了對日本現在媒體產業男女比例的好奇（在台灣一般來說，媒體從業者的女性比例相對較高）。於是向當時帶領我們參訪的公關，提起我的疑問。
我：「請問貴社現在的員工男女比例是多少呢？其中主管階級的男女比例，又是多少呢？」
報社公關：「員工男女比是七比三，而主管階級的男女比是九比一。」
聽到的瞬間，我難以克制內心的驚訝，不自覺地倒抽一口氣。讓我深感不可思議的倒不全然只是這個數據，更包括了這位報社公關的語氣──那講法具體形容起來，比較像是在說：「我們這裡現在可是有高達 30% 的社員和 10% 的主管，是女性員工呢！」
或許是他看到我那無法克制的驚訝表情，接著又補了一句：「女性記者多數結了婚之後就會辭職，因為她們必須要照顧家庭，很難自由地跑新聞，或是被調派往其他地區擔任地方記者。」
日本式的男主外女主內：從「女紅場」說起
這樣的狀況，跟長期以來日本的社會型態有著很大的關係。
日本過去，也如同許多中華文化圈的國家一樣，一直有著「男主外、女主內」的主流社會價值。因此女性到了中等教育（中學教育）後，要往上升學到高等教育（高中教育）已經相當地困難，更遑論大學教育了。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開始出現了「女子（高等）學校」。但女子學校又常被稱為「女紅場」（にょこうば）：「女紅」一如中文的意思，也被稱為「繡娘」，也就是做針線活的女子。
而當時日本的女子高等學校，也「恰如其名」──進入了這間學校的女子，必須學習針線活（製作和服的能力，日語稱作和裁）、學習打算盤算數、學習烹飪、學習寫字。此外還必須研修「如何相夫教子」的書籍。與現代我們所想像的「女子高中」，大相逕庭。
事實上，女子學校在當時，也只有少數權貴家庭或富裕家庭的孩子，才有機會就讀，而多數學習的內容，也都是為了「嫁作人婦」所學習的技能與知識。女性在社會上的價值，無形中仍被定型為支持丈夫和家務的角色。
日本女性擴大參與職場的開端：戰後復興、韓戰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進入漫長的「戰後復興期」，因為戰爭導致男性勞動力嚴重不足，政府才開始鼓勵多數的女性也能站出來一起工作。
當時為了「考慮到女性身心理狀況」，甚至出現了夜間禁止勞動等「保護」女性勞動者的條文。但 1950 年隨韓戰爆發，在「特需經濟」的需求背景下，這些規定條例才逐漸開始放寬。
所謂的「特需經濟」，指的是韓戰爆發後，美軍將日本做為朝鮮半島戰線的後援補給站，因而發展出來的經濟──當時日本由於大量製造、提供美軍的軍需用品等，也順利從戰後經濟復興期，逐漸走向高度經濟成長期。
在如此的背景下，日本已婚女性投入勞動市場變得不再罕見，但此時女性在勞動市場的自主權利，仍然沒有完全受到保障：當時絕大多數女性的工作，還是偏向「輔佐型」的內容。例如：一般企業裡的祕書、成衣工廠裡的裁縫師、百貨公司裡的櫃台服務人員、客運公司裡的車掌小姐⋯⋯等。表面上看來，像是女性工作權大幅提升，男女能共同在一個勞動環境裡工作，但事實上在日本的社會裡，女性依舊脫離不了與男性在社會上的「主副」、「主從」關係。
為了改善日本社會對女性勞工有「普遍性不公待遇」的氛圍，直到 1985 年，日本國會通過了《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並在 1986 年實施；後續於 1997 年改訂一部分的規制，包括「本來是為了保護女性」的限制夜間勞動、假日勞動等。並增設「為防止性騷擾，雇主必須有管理的義務」等條文。
雖然有了法律上的明文保障，但是據熟識的日本長輩表示，日本女性在職場的平權工作真正獲得改善，其實是最近不到 20 年內的事。
此外，在日本社會中，還有一個特殊的職場文化── 「寿退社」。
女性離開職場，才是幸福的開始？
日文中的「寿」（ことぶき）這個字，通常用法是「可喜可賀」、「值得祝福」等意思。
但「壽退社」（寿退社・ことぶきたいしゃ・Kotobuki Taisya）的意思，則通常是指女性因結婚之故，向公司提出辭呈的行為。
而當一個女性在日本公司裡，向大家表明自己即將「寿退社」時，周圍必然會傳出此起彼落的：「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中譯：「恭喜您！」）
這裡的「恭喜」，蘊含著兩種意思：其一，恭喜妳要結婚了。其二，恭喜妳可以「光榮地離職」，然後邁向幸福的人生。
換言之，日本職場女性的「最終目標」，不是領到多高的薪水，也不是升遷位居要職，更不是在專業上有多傲人的成績後退休。而是終於能夠「光榮離職」，結婚進入家庭、養兒育女──因為那彷彿是女性能夠幸福的「唯一道路」。
即便現在無法認同此觀念的日本女性越來越多，今日的日本，還是逃離不開這樣的社會主流氛圍，也因此多數的女性依然結了婚後就不再進入職場，完全以家庭為中心。
而儘管近 1、20 年間，日本政府不斷鼓勵女性「再次進入社會」，「壽退社」的比例開始顯著降低；卻因為配套措施的不足，以及社會仍有「女性有育兒責任」的主流觀念，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育兒。造成現在不光是首都圈，許多地區都開始出現所謂「待機兒童」的現象。
「待機兒童」（待機児童・たいきじどう・Taiki Jidou）指的是因育兒園人數已達飽和，而無法入學的幼兒們。一開始日本社會出現此問題，是在 1960 年的嬰兒潮；到了 1980 年代雖然問題獲得減緩，但 1990 年又再次攀升。因此女性無論再多麼想回歸職場，還是可能因為育兒問題，無法以「正社員」（正職員工）的身分回歸社會。
經濟崩盤，女性回歸職場──逐漸醞釀中的「女力覺醒」
1990 年代，日本經濟開始進入泡沫化時期，接著是所謂的「失落的 20 年」──經濟開始走入低潮期後，日本許多家庭中，只靠著丈夫的經濟來源已無法維持家計，主婦們雖仍難以正式社員的身分投入（或回到）職場，但她們仍紛紛開始以打工或是約聘員工的方式，進入勞動市場──普遍的就職場所是超市、便利商店、餐廳、老人照護中心等人員流動比較大的業界。我身邊更有日本的媽媽，必須同時兼兩份差來維持家裡的開銷。
換言之，即使勞動參與率大幅提升，女性在職場上的普遍地位，仍然沒有因此獲得改善──後來，等我自己投入了日本的勞動市場後，更深刻體會到除了外商企業外，多數的日本企業，普遍上還是有著「上位者以男性居多」的現象，女性也依然很難有出頭的機會。
不過，隨著世界開始提倡女性平權的氛圍，許多受過高等教育、或曾在海外居住過的日本女性，也紛紛開始覺醒，積極提倡工作平權。加上近年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不斷提倡：「女性是創造經濟成長的力量」後，政府也開始推動各種論壇，希望改變長年的積習。
從 2014 年開始，日本每年度都舉行「國際女性會議WAW！」，邀請在世界各國活躍的專業女性參與此會議，目標在創造一個「女性也可以活躍」的社會、職場環境。
不過，雖然表面上確實看見了日本政府的積極推動，但實質上，個人認為這個問題還是要從「根源」做起：例如「待機兒童」的問題，除了提出有效配套方案之外，更重要的是不該將育兒視為「只是媽媽（女性）的責任」；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漸漸地改善女性在職場上被定義為「結了婚就是不應該 / 回不了職場」的標籤。
多年累積下來的「文化傳統」，也往往很難單靠制度的改革與幾場大型講座，就真正被改變──但或許，它至少是個開始。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從「女紅場」到「壽退社」──日本被壓抑已久的女性職場地位，有可能改變嗎？》，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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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一口兒化音的中文，總被誤認是來自對岸的中國，卻是土生土長的台灣高雄人。二十一歲，以未來媒體人的身分受日本政府邀請前往NHK、讀賣新聞社等媒體機構交流。二十二歲，參加日本外務省「絆計畫」前往日本311災區。同年，與友人將過去兩次訪日經驗編撰成書，名為「絆隨」。二十三歲，來到眾人嚮往的觀光古都-京都當交換生。二十四歲，考上夢想中的研究所，因諸多因素放棄研究所留學夢，但深深相信「困難の向こうには、必ず幸運がある」(困難的另一方，一定存在著幸運)。二十五歲，成為一位每天頂著高跟鞋的日本OL。夢想以一位文字工作者的身分，透過「文字」和「照片」讓更多人看見真實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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