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戴不住」的口罩看印度社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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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芷毓/換日線專欄

在台灣人眼中,隨時戴著口罩是在疫情下的人際禮節,醫療口罩更是每家必備。但疫情肆虐下的印度,根據政府統計,只有 44% 的人會戴口罩,甚至僅大約 14% 的人會「正確佩戴」。除去複雜的宗教信仰問題,透過我在印度的觀察和經驗,以下我將分享隱藏在數字後的其他因素。

因素一:氣候炎熱、電扇與冷氣匱乏

一日中午,由於入境表單(FRRO)遲遲沒有收到回覆,頂著 39 度高溫,我獨自乘車到附近的政府辦事處處理。為了防疫,學校規定車內不能開冷氣。隨著進入市區,路上的空氣越來越混濁,也逐漸充滿柴油和垃圾的味道。在悶熱的車內,我戴著口罩,汗珠不斷流下,我猶豫著要不要再把車窗開大一點,但吹進來的風理性地阻止了我的動作。

窗外人潮聚集,多數人臉上掛著口罩,但他們的鼻子,甚至是嘴巴,卻大大方方得露出在外。在排隊等待的同時,我與身旁的司機聊天,也詢問他家附近戴口罩的情況。他指了指窗外,了然地說道:「要不是在政府機關前,根本不會有人在大熱天戴口罩。」

相較於冷氣已經普及的台灣,在氣候更加炎熱的印度,別說冷氣,電風扇都不是人人可以享有的。熾熱的熱季使在太陽下工作的人們不願戴口罩,缺乏製冷器具使問題難以被克服,除了氣候因素,這更是經濟條件的限制。

因素二:經濟弱勢者,生存與防疫只能擇一

在不佩戴口罩的群眾中,以社會經濟底層和農村地區的人民佔為多數。由此我們大概可以推測出,經濟是影響人們是否戴口罩的主要因素之一。

要求每個人都購買口罩,在貧富差距極大的印度,無疑是難以達成的目標。以我所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為例,在疫情爆發前,農村男性勞動力一天收入僅平均 200 盧比(不到 100 元新臺幣),而女性的工資又少更多。疫情爆發後,宵禁和封城使經濟活動下降,失業率和負債率急速上升。

兩年前,我曾去到學校附近村落的一戶人家 homestay。在缺少男主人的家庭裡,母親辛勤工作以供養一家 5 口,即使兩位 70 歲奶奶也都下田幫忙生計,也僅能免強維持收支平衡。不難想像,以一個口罩 20 盧比來說,一次拿出 100 盧比對於一個在疫情前生活就十分拮据的印度家庭來說,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政府規定要在公共場合戴口罩,卻缺乏補助措施。對於很多印度人來說,戴口罩只是為了暫時性地避免罰則,而不是真正地為了防疫。一路上,總能看見不少男性以頭巾當作口罩,而女性則以紗麗掩住口鼻,偶爾有人會戴布口罩,但深入暸解後,就會發現那可能是他唯一的口罩,所以很少清洗。

抗疫是全民的事,即使只有少部分的人不遵守防疫規定,也很容易變成全國的破口。對於社會經濟底層的人來說,生存與防疫卻是二擇一的單擇題:選擇遵守規定、認真防疫,但失去經濟來源會讓全家在不久後便陷入飢餓;選擇繼續工作,雖然隨時都有染疫的風險,但也僅僅是不可見的風險而已。因此,對於一直以來被社會所忽略的他們而言,過一天是一天是他們唯一的選擇,防疫則是「有錢人」才能享有的權利。

經濟成為防疫的破口,但長期的停工和封城,也造成個人和整體在經濟上巨大的損失。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一份報告指出,疫情使印度的中產階級在 2020 年比預期少了 3,200 萬,貧困人口則估計增加了 7,500 萬。

美國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Lester C. Thurow)曾說:「健全的中產階級對於民主政治是必要的。」(A healthy middle class is necessary to have a healthy political democracy.)自 14 世紀後期,中產階級就被視為創業和創新的源泉,成為促進社會發展和穩定社會的關鍵因素。

印度的中產階級也不例外,有能力追求更好的他們是穩定印度社會、經濟和政治的重要基石。然而,對於這一個已使數億人擺脫貧困的國度來說,病毒正在摧毀其數十年來取得的進步,許多努力脫貧的中產階級失去穩定的收入,陷入經濟危機,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和不斷萎縮的中產階級將造成持久的損害。

因素三:一次性口罩造成垃圾處理問題?

深知印度的經濟問題,回印度前,世界聯合學院(UWC)理事會便託我多帶上幾百個募得的口罩到印度當地分享。但直到看到一次的談話,我才意識到因垃圾處理而存在的缺陷也成為了印度防疫上的阻礙之一,善意的口罩反而成為當地不可負擔的垃圾。

抵達校園後,我與同學們每天都戴著醫療口罩,但在一次的會議上,老師卻要求我們不要再戴一次性口罩,且改成每天清洗的布口罩。我與一位伊朗同學在會議後不解地追問老師原因,老師才告訴我們,因為醫療口罩會造成許多垃圾,而垃圾清理不只需要花很多錢,也很麻煩。

說到印度,相信許多人腦中第一個浮現的畫面是充滿垃圾的街頭。不同於台灣垃圾以焚化為主,印度到現在垃圾幾乎都是掩埋堆放的。回想第一次在印度旅遊時,吃完小吃後,我問老闆有沒有垃圾桶可以丟垃圾,熱情的老闆不但說有,還要我們吃完後把垃圾都交給他。我與朋友們都十分驚喜,那是我們第一次聽到有垃圾桶的小吃店,我們不斷地誇獎老闆,直到我們發現老闆直接把垃圾丟到街道上,我們才尷尬地互看了幾眼,發現我們都誤會了他的意思。

之後在旅途上,我看到了很多印度人與那位老闆一樣,把大地當作垃圾桶。這不是他們不愛乾淨,而是因為傳統的觀念根深蒂固,他們認為垃圾應由「最低階層」的人來收拾。都市都是如此,更何況農村,道路旁成堆的垃圾並不少見,最近,上面又多了不少藍色的口罩。

垃圾污染是學校要求我們減少一次性口罩使用的原因(校園在疫情爆發後便屬於 lockdown 狀態,所以還算安全),校園外,也有不少環保人士為了環境因素而拒戴拋棄式口罩。其實在 2019 年的獨立日演講中,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承諾到 2022 年完全淘汰一次性塑料,多數州也早已經宣布了一系列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的禁令並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然而,COVID-19 卻使一次性塑料和一次性用品再次復興,印度稱這為另一場「大流行」。雖然很難獲得有關一次性塑料和用品使用量增加的準確數據,但是去年還有閒情逸致喝茶聊天的垃圾外包商,今年為了「趕場」總是行色匆匆;路邊的垃圾堆以肉眼可見的方式成長,每出一次校門,就會覺得它們又大了一圈;網路上不乏有關於醫療廢物、拾荒者、垃圾的新聞⋯⋯種種跡象都表明了疫情使印度的垃圾問題變得更加嚴峻。

疫情下,印度要面對的不只是病毒,長期被忽略的經濟和污染問題浮上水面,成為政府在抗疫路上必須面對和解決的議題。疫情失控,背後的原因複雜,絕對不能單一而論,以上 3 點也僅是我所觀察到的因素,不能將國土廣大的印度一言以蔽之。反思台灣,雖然情況背景與印度不大相同,但也可以借鏡印度,提前思考應對措施,避免相同的情況成為防疫的阻礙。

筆者認為尤其是在經濟大受衝擊的情況下,弱勢族群更是社會上需要首先關注的對象,在抱怨責罵有人成為防疫破口之前,我們需要先確保每個人都可以安心防疫。此外,疫情所衍伸出的各類問題——像是平等(教育資源分配、性別)和垃圾污染——更是需要我們直面解決,以免最初的健康危機迅速演變為經濟、社會和環境威脅。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疫情下,我從「戴不住」的口罩看印度社會困境》,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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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朱芷毓,從小就是個「不務正業的野孩子」,17 歲從新竹女中休學,帶著初生之犢的勇氣獨自踏上印度求學之旅,在疫情下從世界聯合學院(United World College)印度分校畢業。 去印度留學是目前做過最瘋狂但也最正確的決定,利用兩年的時間,將台灣帶入 125 個來自 65 個國家的同學眼中,也在兩年間拓展了自身眼界。希望能繼續在世界跑跳,把所見所聞分享給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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