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燈泡到鄭捷，「我們與惡的距離」 有多遠？

文：林政翰（立法院國會助理）

新聞媒體報導的形式，讓我們距離真實，有那麼永遠的一步之遙。

如果一對父母用10、20、30年養育一個孩子，我們透過網路新聞，只花1分鐘的閱讀、30秒的瀏覽、1秒鐘的想像，我們就決定了它的模樣，腦海閃過一些對方的現實狀況、網路病理資訊，就「自認為」已經理解過對方，當我們僅以少量資訊判斷，這一刻我們都是「社會體制的共犯」，卻忽略社會結構底下，永遠都有一個看不到的盲點，存在看不見的故事，訴說著「我們只是認識了，我們以為的認識」。

新聞媒體報導的形式，有它呈現事物的「侷限性」，這個侷限性恰恰是讓我們與那些悲傷情節、真實人生故事有一段「必然存在的距離」，新聞媒體業有存在於社會公共性、必要性，透過電子與平面媒體，系統性報導發生在社群內的事物，但是這也讓社會大眾與真實保持在似近又遠的狀態，讓我們跟真實，有那麼「永遠的一步之遙」，我們對事物侷限的認知，也讓我們間接成為「社會體制的共犯」，這就是我們與惡的距離。

然而，決定我們與惡的距離多遠、多近，在於『我們為了更貼近真實，保留了多少空間』，給那些我們永遠接觸不到的悲傷故事、永遠看不到的黑暗角落，讓我們在評論判斷或價值取捨時，能夠留下更寬敞的空間給那些，陽光照不到的地方。

永遠錯誤的答案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填寫答案，無論選擇哪一個，都注定是永遠錯誤的答案。

看一部電視影集，如果只追求結果，為何不能就看第一集與最後一集，只需要知道它的開頭和結尾呢？這就像台灣社會討論廢死議題，鼓勵你拿起A4鉛筆填寫「請問你支持廢死或同意死刑」，這道選擇題答案只有1跟2，社會只需要你的表態，卻沒讓我們思考這件事情能否這樣表態。

數字背後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真實人生，不僅僅是一道選擇題那麼簡單，這個問題「無法用這樣的方式」去填寫答案，它過度簡化剃除重要細節，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填寫答案，無論選擇哪一個，都注定是「永遠錯誤的答案」。

流離的燈泡
她在人生重要的時刻，「選擇」用不同的方式態度，面對眼前悲傷，但那些悲傷分毫未減。

內湖隨機殺人事件，一個媽媽親眼目睹自己女兒（小燈泡）慘死歹徒刀下，媽媽在當日情緒悲痛中受訪「這樣的隨機殺人事件，兇嫌基本上在當時是沒有理智的，這不是靠立什麼法，怎麼做處置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我還是希望能從根本，從家庭、從教育，來讓這樣的人，消失在社會上面。」這一段話，讓網路輿論如海嘯襲來，引發廢死議題爭論，鄉民無情的評論：「為什麼一個媽媽目睹女兒離開，可以那麼冷靜。」

她在人生重要的時刻，「選擇」用不同的方式態度，面對眼前悲傷，但那些悲傷分毫未減。

小燈泡媽媽這番話，訴說著兇嫌是加害者；同時，也是社會體制的受害者，我們無法讓這些人直接消失，相反需要透過「完善社會體制」避免產生更多受傷破碎的人，我們都有可能成為淚流滿面的受害者、也可能是失去理智的加害者、更可能是體制共犯的旁觀者，無論那一個角色，每個人手腕都有一條看不見的線，緊緊連結著彼此，共同支撐彼此的重量。

尋岸的鄭捷
鄭捷手中的那把刀，劃開了一道不會消失的傷口，台灣社會至今依然疼痛。

2014年5月，一名21歲少年，持刀在捷運上隨機攻擊砍殺乘客，見人就砍，導致4死24傷慘劇；那一天，鄭捷手中的那把刀，劃開了一道不會消失的傷口，台灣社會至今依然疼痛。鄭捷父母親也在頭七於江子翠捷運站下跪道歉，鄭捷被捕後判了四個死刑，2016年4月三審定讞並在5月執行槍決，那段時間社會上有另一股反對槍決聲音瀰漫，「我們都在意受害者，正因為我們在意，我們才更在意鄭捷。」

但台灣社會的傷口，有因為鄭捷的離開治癒嗎？

2019年3月台鐵區間車一名高姓男子揮刀高喊「我要當下一個鄭捷」，一邊癲狂大叫、一邊大哭，最終倒坐在樓梯痛哭遭捕，再次震驚台灣社會。我看見的並非他想要成為鄭捷，而是他在求救掙扎，繼續這樣下去他只能成為鄭捷，沒有人敢說還會不會有第三個鄭捷、第四個鄭捷…等，只要這道傷口沒有治癒，它就會像瘟疫持續蔓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下一個鄭捷，成為瘟疫犧牲者。

還願
還願不是一個恐怖驚悚的故事，而是渴望、執著尋找愛的故事。

《還願》是台灣赤燭公司製作一款恐怖驚悚遊戲，故事講述民國80年代，一位精神出狀況的父親，為了讓摯愛女兒身體康復，繼續歌唱夢想，迷信偏方，親手帶走妻女的家庭悲劇。

為什麼叫做《還願》，當遊戲最後一幕父親打開有女兒屍體的廁所門，製作團隊用音樂呈現這段「執著愛的悲劇」，歌詞中已逝女兒溫柔唱著，對爸爸說道：「下輩子，爸爸還願意做我的家人嗎？」我想，還願不是一個恐怖驚悚的故事，而是渴望、執著尋找愛的故事。

人有一種自然能力，可以把身旁事物從悲傷的框架中抽離，重新賦予它另外一層意義，讓我們重拾期盼、再次擁抱希望，這種能力叫做「愛」。每一起社會事件，都是一個獨特故事，盡管故事內充滿破碎的悲傷，讓生活像似廢墟；有時候，大霧瀰漫不盡人意，我們依然期盼瓦礫堆內，藏有光亮永晝的花朵，在人生某一刻我們都會看見。這種以「愛」為底蘊，去理解事物的想像力，是同理心的展現，更是每個人潛藏的能力，它也決定我們如何對待悲傷與之共舞。

流離尋岸
鄭捷是加害者、小燈泡是受害者、高姓男子曾經是旁觀者，每個角色完整重疊在一起，加害者是從前的旁觀者，因為成為體制的受害者，而漸漸轉變為加害者，三隻鳥來自於同一片森林。鄭捷這個名字，也漸漸成為另外一個嶄新名詞，也就是整個台灣社會需要「共同承擔的惡」。

至於「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影集，揭開台灣社會一層又一層的紗布，喚醒深埋的回憶傷痛，觀影群眾也隨著影集，重新理解傷痛背後「看不見的故事」，無論是加害者、受害者、旁觀者，他們都是同一個「人」是你也是我，一個人要多奮力才能重回陽光底下；讓生活繼續，那些故事都是「我們共同的傷痛」，如何能夠釋懷、如何重拾勇氣、如何繼續往前，才能讓流離的燈泡回家、尋岸的鄭捷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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