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拼經濟到拚幸福，國際超越GDP的主流化

環境資訊中心

在6月5日世界環境日前夕，全球倡議「棄成長」（degrowth）的學術單位與民間團體發起「全球棄成長日」（Global Degrowth Day），喚起各界以棄成長路徑達到永續發展。2023年的棄成長日為6月3日，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推出系列文章，藉此深化國內議題討論，敬請期待。

凡是稍微關注新聞時事的人，一定時常看到以國內生產總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來衡量經濟表現與國家競爭力的文章，不論是近期媒體再三報導的「台灣GDP超越日韓」，或是在GDP成長稍緩時警告停滯與衰退的風險，GDP儼然成為整體社會心之所繫。

即使日常生活中，大多時候我們無法直接感受到GDP成長、衰退那「一兩個百分點」的差距，但不論是政府公文、媒體報導或是社會輿論，GDP顯然被呈現為一個茲事體大，攸關國家與產業的競爭力、經濟活力與社會福祉等方面的指標，並且理所當然地成為與經濟相關公共事務的決策依歸。

然而，GDP真的能夠精確地反映一個國家、社會的經濟表現嗎？總體層次上的經濟成長與社會大眾的福祉能夠劃上等號嗎？我們的經濟政策該以追求GDP成長為目標嗎？本文將回顧過往不同學科對GDP的批判，探討GDP作為經濟測量指標的盲點與缺失。另一方面，20世紀初期開始浮現的「超越GDP（Beyond GDP）」運動又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下出現，其主要論點為何？提出了哪些另類指標？其背後反映出何種對於「福祉（well-being）」的不同觀點？本文也將回顧實證研究，探討GDP與另類指標如何呈現出社會福祉截然不同的樣貌。

政策目的鮮明的GDP源起

GDP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的美國。當時美國正處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羅斯福總統急切地希望有一個指標能夠在戰爭時期評估經濟表現、衡量預算之結果以及國家政策對總體經濟的影響。在此脈絡下，1934年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向美國國會提交第一份國家所得報告。1944年的布列敦森林協定後，在美國的主導下，世界貨幣組織與世界銀行相繼成立，並使用GDP作為衡量經濟進步的主要指標，進一步奠定GDP在國際經濟政策中的關鍵角色。

從歷史起源來看，GDP一開始就帶著鮮明且特定的政策目的，即滿足政府在戰爭時期動員資源、刺激消費的需求，「測量社會福祉」並不是其功能。

事實上，早在1930年代， 庫茲涅茨便已經警告不宜將GDP等同於社會福祉，並且建議在測量公式中將軍事支出、廣告與投機性金融操作移除；經濟學家、澳洲前財務部長卡索耳（Ian Castles）在1973年舉例指出：如果有一個指標被設計來測量機器好壞，然而，倘若其所測量的東西，竟與這台機器是否能有效達成自身任務沒有任何關係的話，這個指標便毫無意義。同樣地，GDP的問題就在於它忽視了經濟活動的根本目標，即滿足人們的生活需求與福祉。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最近便撰文指出，雖然GDP能夠告訴我們許多事，但卻也可能誤導我們，使我們忽略了日常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物。

拆解GDP拜物教：環境外部性與社會不平等

根據最普遍認知且接受的定義，GDP所測量的是：在一定時間內，一個國家之中所生產，且透過市場交易與流通的「最終商品與服務（final product and service）」的「市場價值（market value）」。

如此一來，諸如家務勞動、地下經濟、共享經濟以及其他無酬勞動所創造的經濟產出，都無法被GDP捕捉。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Th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用來評估無酬家務勞動價值的「家戶衛星帳（Household Satellite Account）」，2016年時家戶無酬勞動的價值總額約為1兆英鎊，而當年英國的GDP約為1.8兆英鎊。

忽略特定商品與服務的價格，不僅可能低估許多人類經濟行動的重要價值，也容易誇大GDP成長所代表的意義。荷蘭環境經濟學家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指出，貧窮國家的GDP成長並不必然等於國民所得收入提高，可能只是原本的經濟行為從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轉移到正式經濟部門，如人民由原本自給自足的鄉村經濟，轉向至都市貧民窟當工人，在帳面上創造GDP所得，但卻可能對鄉村的農業經濟與社群帶來無法被GDP測量的負面影響。

對GDP的另一個主要批評，是其忽略許多經濟活動的外部性（externality），例如對健康、社區、環境的破壞等等。

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森恩（Amartya Sen）以及菲圖西（Jean-Paul Fitoussi）等人在2010年發布的報告便指出，市場價格無法反映社會評價，消費特定商品或服務對環境所帶來的衝擊便是典型案例。批評者指出，由於GDP未能妥善地評估人類經濟行為對自然資源以及環境的外部成本，導致GDP所呈現出來的市場價格是「不可靠的訊號（unreliable signal）」，無法正確計算社會福祉。

更弔詭的是，雖然環境被破壞所帶來的外部性無法被GDP捕捉，但替這些負面影響「收拾殘局」的善後行為，例如政府投入經費來改善空氣與水質、管理廢棄物管理等經濟行為，卻會被納入GDP的公式中、進而增加GDP。GDP在此情況下不僅是一種「誤測（mismeasurement）」，更容易導致社會大眾過度著重在經濟發展，卻忽略環境品質與永續，進而導向政府、企業與公眾做出更多讓問題惡化的錯誤決策。

此外，GDP也被批評無法反映經濟成長的果實，在社會中如何被不均等地分配。經濟生產的規模化、集中化，或是高所得家戶中的奢侈消費行為，都可能提高GDP，但也可能發生中小企業停滯或衰退、低收入家戶在貧窮線掙扎的狀況。

2009年，斯蒂格利茨等人發布了《對我們生活的誤測：為什麼GDP增長不等於社會進步》（以下簡稱〈Stiglitz-Sen-Fitoussi〉報告），報告指出，即使在社會分配日益不均等的情況下，人均所得或人均GDP亦可能維持不變，因此建議另類社會福祉的測量指標應該「更關注所得、消費、財富的分配問題」，並提醒除了關注上述指標「平均值」的同時，也應該注重「中位數」如何呈現「典型的個人或家戶」，以及財富與收入的上下兩個極端。

超越GDP運動的進展

「超越GDP」（Beyond GDP）雖然是晚近20年來才出現的名詞，然而其概念與精神卻與GDP同樣悠久。

早在1960年代，統計學家、社會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有感於GDP的侷限，以及有效測量生活品質、社會進步的指標的匱乏，紛紛開始試圖建立新的社會指標，開啟所謂的「社會指標運動（social indicator movement）」。

美國統計學家鮑爾（Raymond Augustine Bauer）在1966年出版《社會指標》一書，被認為是開啟此一運動的先河，鮑爾指出社會指標的目的在於：在我們所重視的價值與目標上，我們身在何處？方向為何？幫助我們評估具體計畫以及其影響。

橫跨整個1960年代，各國政府與各領域研究者紛紛發展各式社會指標計畫。1978年，國際社會學會主辦的第九屆世界社會學大會中，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首次針對生活品質跨國研究進行交流，其成果後來出版為《生活的品質：比較研究》，對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OECD等國際機構對於永續發展、生活品質、社會進步等議題的重視有許多貢獻。這些試圖尋找、建構更好的社會指標的努力，並不必然導向對GDP的批判與顛覆，但藉此我們可以瞭解：當前的超越GDP運動與論述，乃至於被提議用來補充或取代GDP的另類社會福祉指標，其實具有悠久的思想與實證研究基礎。

近年來許多對GDP的批判以及另類福祉指標的建立，實際上是由主流國際機構所發起。2007年，在由歐盟執委會、歐洲議會、OECD等國際機構所聯合舉辦的「超越GDP論壇」上，時任歐盟執委會主席巴洛索（Jose Manuel Barroso）在開場致詞時表示，「GDP是一個測量市場經濟活動的指標，而不是用來精準測量社會福祉」，並強調GDP無法反映許多國家所面臨的挑戰，例如氣候危機、公共衛生以及環境破壞，他呼籲：我們無法用過去的工具來面對未來的挑戰，[…] 是時候超越GDP了（It is time to go beyond GDP）。

2008，法國總統薩科吉（Nicolas Sarkozy）邀請著名的經濟學者斯蒂格利茨、森恩以及菲圖西，組成了「經濟表現與社會進步測量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目的在於檢驗GDP作為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指標的侷限，並且提供建議如何建立更好的另類指標。Stiglitz-Sen-Fitoussi報告開宗明義地指出，「GDP衡量市場生產——以貨幣單位表示——在這個目標上它很有用。然而它經常被視為衡量經濟福祉的指標。將兩者混為一談可能導致人們對福祉程度的誤判，並導致錯誤的政策決定」。

斯蒂格利茨等人編撰的《超越GDP專題報告》
斯蒂格利茨等人編撰的《超越GDP專題報告》

2009年，歐盟發布《GDP與其超越：在變動世界中測量進步》官方通訊文件作為其超越GDP倡議的藍圖，聚焦於發展新的指標來補足GDP的不足，包括更全面的環境指標（氣候變遷、能源使用、生物多樣性、污染、廢棄物等）、優質生活與服福祉、分配與不平等、擴充國民所得帳體系等等。根據通訊文件，歐盟統計署陸續建構諸多可反映整體福祉概念的指標系統，如2015年的生活品質指標（Quality of Life）、疫情時發展的振興與韌性指標（Recovery and Resilience Scoreboard )、綠色政綱指標等，但其對決策上的影響，仍未與GDP等量齊觀。

超越GDP的政策主流化

歷經多年倡議，超越GDP並非僅止學術研究或是公民團體倡議，也並非僅有歐盟零星的推動。於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編號17、19的具體目標，便是強調需要在2030年前制定可衡量永續發展的方法，彌補GDP的不足。而在2022年6月份舉行的斯德哥爾摩+50人類環境會議上，十大結論的第三點，便是「對我們當前經濟體系的運作方式進行全系統變革，為健康的地球做出貢獻，需重新定義和採用衡量社會進步、人類福祉的新方法，建立考慮環境價值的經濟和財政政策」。

然而，履行這些宣示最重要的途徑，乃為根本性修正全球GDP估算方式。現行各國計算GDP的方式，多依據聯合國2008年國民經濟會計制度（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但聯合國自2020年3月起，便啟動2025年版國民經濟會計制度（2025 SNA）的修訂工作。此次修訂中，便將納入「福祉與永續性」新章節。

2025SNA雖強調其仍聚焦於「經濟福祉」，但依據目前修訂小組規劃，包括無償家務服務的貢獻、自然資源耗竭、碳定價機制、綠色金融等議題，均會發展估算方法，納入GDP的估算之中。另一方面，「福祉與永續性」章節中亦將肯認GDP的局限性，提出結合其他超越GDP指標方可掌握一國的「福祉與永續性」狀態的分析架構。

讓時代的進步可帶來人們的幸福

回到本系列上一篇文章的核心論點，去成長概念所要強調的是「如果我們轉而追求那些對於提高人類福祉中有實際幫助的事物【…】那麼即使帳面上的GDP數字沒有增加，甚至可能下降，這卻不意味著人們的生活水準變得更差」。執著或是滿足GDP的成長，可能反而阻礙了我們追求真實的社會福祉提升，對此人們迫切地需要「超越GDP」，不論是尋找更好的整合性社會指標，或是根本上揚棄「經濟成長至上」的觀念。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曾說過，「啊！時代的進步，和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回事」，精準地呈現進步與福祉之間的複雜、矛盾關係。歸根究柢，人們所應該追求的「社會福祉」到底是什麼，哪些事物定義了「生活品質」？什麼是「社會的進步」乃至於「時代的進步」？本文彙整了國際上超越GDP的最新發展，指出這些已非抽象的辯論，亦非環境倡議者的激越訴求，而已躍入明確的政策議程之中，藉由2025SNA的頒布，將改變各方理解經濟優劣的方法。因此無論是國發會、主計處、經濟部或即將成立的環境部，均應提前準備因應此變局。本專題後續將分析各類超越GDP指標的衡量結果，並以此視角，檢視台灣當前的福祉與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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