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梁啟超到習近平

作者:曾昭明 (天朝主義批判研究者)

照片來源:中央社
照片來源:中央社

從2012年習近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到今天,他似乎已完全推翻了鄧小平體制。對內,他改變了鄧小平試圖建立的「集體領導」規則,形成了毛澤東之後中央集權色彩最濃重的政治構造;對外,他拋棄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國策,基於「美國霸權地位已經衰頹」的政治判斷,而在國際社會採取大張旗鼓的帝國擴張路線。

有趣的是,觀察天朝學人的動向,反對這種變化的人非常稀少。以天朝學人的主流話語來說,特別是就「政治儒教」的主張者來說,反而不斷表達著一種看法:要復興華夏的「天下帝國」,就不能不支持「帝制」;沒有「帝制」,就沒有「帝國」。

他們的結論是:要實現「中華帝國的偉大復興」,就不能不同時實現「儒教王權主義的偉大復興」。

某個意義下,我們可以說:對這些天朝學人,「回到帝制」與「回到帝國」,是一體兩面的事情。按照這種歷史判斷,中共的19大,必須成為彰顯習近平的至高統治權力的大戲,來為中國的帝國擴張鋪陳必要的政治架構,可說是毫無懸念的「題中之義」。

天朝學人的這種歷史判斷,從漢字文化圈的歷史來看,的確源遠流長。乃至即便貼近近代史來觀察,它也似乎始終是推動歷史的潛在伏流。

1901年,梁啟超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這篇文章,寫下了他對世界格局的基本認識:十九世紀以來的帝國主義,與十八世紀前之帝國主義,外形雖然相似,但實際性質大為不同。

他認為:「昔之政府,以一君主為主體,故其帝國者,獨夫帝國也;今之政府,以全國民為主體,故其帝國者,民族帝國也。」

從這個歷史認知架構出發,如何形成以「全部國民為主體的民族帝國」,就構成了梁啟超思考中國政治的核心問題。基於這樣的「民族帝國」思維,他開始區分出「小民族主義」與「大民族主義」。

1903年,梁啟超對「必離滿洲民族以建國」的「漢人民族主義」,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認為:「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也?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也」。

到此,梁啟超關於「民族帝國」的構思,展現出了更清楚的輪廓:要以清帝國的疆界為準,來決定民族的劃分。

從這點來說,梁啟超的「大民族主義」,實質的意涵無非即是他說的「民族性帝國主義」。對梁啟超,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雖然要「以民族為用」,但最終還是必須「以帝國為本體」。

這樣的「民族性帝國主義」,後來也被孫中山所襲用。1920年,孫中山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發表演講〈修改章程之說明〉,其中就提到:

「漢人向來號稱是四萬萬,或者不止此數。用這樣多的民眾,還不能夠真正獨立,組織一個漢族的國家,這實在是我們漢族莫大的羞恥!這就是本黨的民族主義還沒有徹底的大成功!由此可知本黨還要在民族主義上做工夫!必要滿、蒙、回、藏,都同化於我們漢族,成一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

梁啟超與孫中山,兩位實質上都主張中國要實行「民族帝國主義」,以漢族為中心,同化其他民族,來建構以「中華民族」為名的「民族帝國」。

那麼,兩人的差別究竟在那裡呢?我們或許可以說:梁啟超相信,要以「中華民族」為名來重建帝國,就需要在政治上依托「帝制」;相反地,孫中山以為,可以經由「中華民族」來「重建帝國」,但中國必須「走出帝制」。

孫中山的主張,從「國民革命」到「人民民主革命」,從未被質疑過。但是,假如問一位天朝學人如何看待我們今天生存的時代,誰能確定,相對於孫中山,梁啟超難道不是最後的勝利者?華夏的漢字文化圈,難道不正是循著梁啟超設定的腳本而前進嗎?

當然,對這種「帝制與帝國相伴而生」的「民族性帝國主義」,天朝學人也不是絕對沒有隱憂。

畢竟,從20世紀德國與日本的前例來看,誰有把握說,如果你喜歡向鄰人放火,豈不會有一天也讓自己身陷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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