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從胡適文集、殷海光文集到余英時文集，象徵自由意識在台灣的薪火相傳
文：黃瑞彬
近日適逢歷史學者余英時逝世一週年，聯經出版社推出了完整的《余英時文集》，完整記錄一代學人的生命歷程外，也作為紀念與推廣余英時思想的重要文獻。余英時除了是當代著名知識人以外，更是享譽國際的自由主義者，而台灣的自由主義的發展，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下來，成就斐然，他們的思想與文字，最終都有完整文集的出版，使後代學人得以研習。以下整理三位自由主義學人的全集編纂過程：
第一，胡適全集。胡適少時留美，學成後回到中國大陸，領導中國學術與教育，後擔任駐美大使，國共內戰結束後返回美國，最終來到台灣也死在台灣，其文稿資料分散中美台三處。胡適死於1962年，但直到2003年，中國安徽教育出版社才完成44冊《胡適全集》出版，但此全集時有不全之憾，因政治因素，其中並無收錄胡適的部分文字，在政論文章方面實有所遺漏。真正完整的胡適全集，最後由台灣中央研究院於2018年出版。
第二，殷海光全集。殷海光在1945年進入出版界後，擔任報社中要角，撰寫多篇時論，後來也在自由中國雜誌中撰寫多篇重要文章。他逝世於1969年，其全集最初於1989年由台北桂冠圖書公司出版，但缺少許多他在中國大陸時期，以及香港刊物發表的文章。最終，2010年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重編本，算是非常完整的殷海光文集。
第三，余英時文集。余英時的文集曾在2006年由大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今年在聯經出版社努力下，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其逝世一週年時出版最完整的余英時文集。
以上三位著名學人及他們的文集出版過程，見證了兩岸政治情勢的變化，以及時代更迭後產生的編纂過程的不同。
就編輯過程而言，完整文集的推出是非常不易的。爭取某位作家文集能在某出版社出版，需要不斷的努力，也是彼此信任的過程，例如聯經出版公司前發行人劉國瑞先生為了出版錢穆先生全集，與錢夫人溝通數次方得此機會。此外，出版社還需足夠經費，才能維持出版品質，面對較冷門的主題，出版社還需面對經營與銷售的壓力，學人的稿件，若年代較久遠，搜集資料非常困難，也因此需要許多專家的戮力同心，「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才能維持內容的完整性。
編輯過程當然還有審查問題，審查除了統治當局的審查之外，還包括作者本人或親人的自我審查。例如，安妮的日記首次出版時，父親奧圖法蘭克將家人隱私內容以及其他敏感內容刪去後才將之出版，後續新版才有完整內容的呈現；唐代長篇敘事樂府詩《秦婦吟》的作者韋莊，詩句引起公卿的不滿，因此韋莊想收回原本，在詩集彙編時也並未將此作品納入，導致一度失傳，若非後續古代寫本的發現，唐詩就少了一首名篇；名作家卡夫卡在死之前曾要求朋友將他的書稿全數焚盡，幸好他朋友並沒有真的照做，否則今日文學就少了一個瑰寶。
就胡、殷、余三人出版時間來看，胡適逝世時間最早，全集出版的最晚，殷海光次之，余英時編輯過程最為迅速。從歷史脈絡觀之，胡適生前稿件落在各方，加之兩岸分治後，中國大陸出現胡適思想批判運動，批判力度之強史無前例，對這位一輩子追求自由民主的新文化運動先鋒，展開了鋪天蓋地的追殺，也因此難保過程中胡適資料有所遺失，書籍、書信等資料搜集難度提升不少，在胡適遺囑中的第四條「請求而非指定哈佛大學的楊聯陞教授與台灣大學的毛子水教授兩人中的存在者依他們認為合適的方法安排我的手稿與文件的保管、編輯與出版」，希望著作出版的願望，至2018年方得完成，其中編輯的困難之處可想而知。
殷海光全集，依照李敖的說法，本在1969年就要由他統籌編務，但因為殷夫人並不同意，因此推遲二十年後才交由桂冠出版社出版，其中確切原因不得而知，但可能與國民黨當局戒嚴時期的政治因素有關，殷海光在台灣積極抨擊蔣介石政府，並在自由中國雜誌上撰寫大量文章，和雷震等人試圖籌組反對黨「中國民主黨」，爾後隨著組黨的失敗、自由中國的停刊，殷海光本人也受到國民黨嚴密監控，同時失去了在台大教書的資格。
想必在當時高壓統治的時代下，要將殷海光全部文字作統整並集結出版，是需要冒很大的風險的，也因此推遲了二十年之久，令人不勝唏噓。胡適與殷海光，兩代自由主義者的文集的出版過程，充滿波折，箇中辛酸，恐怕負責編務的出版社最能理解，也使我們了解著作流傳的困難度。
至於余英時文集，因年代較近，且其多數時間待在美國，政治相對單純，資訊科技的進步也使文集編輯上速度快。此外，余英時曾與朋友共組出版社並創建雜誌，因此他也是一個出版人，想必在資料搜集方面也有幫助。因此，其文集能在第一時間出版，可謂學術界的一大喜事。與胡、殷兩人相比，余所生活的年代已較為開放，編輯過程也較少阻礙，由此可知，政治對於思想、出版等領域的影響非常大，一個擁有言論與思想自由的社會也是非常可貴的。
其實，任何一位作者的文集編纂都是一個龐大的工程，需要完整的計畫與組織，更重要的是需要參與者的熱情與努力，長期的投入才能有好的成果可以展現給書迷與讀者，這也是一個出版社對於所出版的書是否用心的最佳見證。出版業如今面對前所未有的蕭條，面臨經營困難的窘境，2010年後，台灣出版業的產值早已對半砍，面對資訊科技造就的文化速食主義，紙本圖書的用戶大量減少，民眾早已不偏好紙本書籍，出版業的寒冬已然降臨。
因此，如今仍有出版業願意投入時間與資源，出版大部頭的書，甚至全集等，這些對於學術甚有裨益的系列叢書，非常值得讚賞與鼓勵，這些工作早已吃力不討好，但出版社基於對學術、文化與社會的關懷，仍促使他們對整理學人思想保有相當大的熱情，對於台灣學界來說，這些完整的資料，也是研究上相當重要的寶藏，對於今後研究工作的進行也有相當大的幫助！
不過，就推廣度與親近度而言，全集雖完整但過於龐雜，因此後續便有選集的出現。胡適的文字有胡適文選的出版，以及李敖所編胡適語粹；殷海光的著作，台大出版中心也推出了殷海光選集上下冊。隨著這次余英時文集的出版，若能有選集出現，也能相當程度提高作者與民眾接觸的機會。
總而言之，透過此次余英時文集的出版，使我們有機會了解一代學人的學思歷程，以及台灣近代歷史的脈絡與出版業的努力，自由民主社會不是理所當然，這些大師文集的出版也象徵著自由意識的薪火相傳，一棒接一棒的傳承下去。
